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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7 22:42:30瀏覽4428｜回應1｜推薦13 | |
那一夜，在陳秋盛家。
1991-2001十年間，應該有人覺得奇怪，何以我這個完全沒有音樂背景的人，膽敢對當時掌權的學院派音樂家直搗黃龍？除了我的一己愚勇之外，沒錯，是有高人指點。 仍然在世的，我就不替他們招惹恩怨了。已經過去的人，影響最大的無疑是陳秋盛團長。 九○年代，陳秋盛擔任台北市交團長，在台灣演奏界的地位可說如日中天。剛出道的我，應邀在中國時報上寫的第一篇「責任樂評」，題目正是1990年10月19日演出，俞麗拿獨奏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由陳秋盛指揮台北市交協奏。當時，這也是首場大陸音樂家在台灣公開的正式演出。 也許正由於這場演出眾所矚目，所以時報藝文組才特別讓我寫吧。我啼聲初試，文字難免犀利，老實不客氣批評了幾個段落。後來有位記者朋友告訴我，她訪問了陳秋盛對這篇樂評的看法。 「他怎麼說？」我也感到好奇。 記者回答：「他只說，譜上又沒有這樣寫！」 這就是另一則公案了。陳秋盛說的對，譜上確實沒有這樣寫，但是我心裡卻有這樣的認為。當時我聽過多個《梁祝》演奏版本，其中又以林克昌指揮名古屋愛樂的版本（西崎崇子獨奏）最讓我信服。這張唱片展現林克昌處理中國音樂的獨到天份，他對樂曲的詮釋手法，如旋律處理、節奏感、音色、對比…等，也就成為心目中的評比參考版本（當時更完全想不到，林克昌後來成為與我命運如此緊密的師友）。 事後，我和陳秋盛見面，他不但沒有不以為然，反而是一見如故的親切，並不把年未三十的我，當成小毛頭來看待。甚至1993年，我還受邀為台北市交訪問俄羅斯巡演時，唯二的隨團來賓（另一位是前輩曹永坤先生）。 隨著從初識到熟悉，1994年我創刊《音樂時代》雜誌，對他做了一次專訪。記得那次訪問很特別的，約在他家裡進行。我已經忘記是在哪裡，好像鄰近信義路。他的家裡擺滿了各種中式擺設和古董，尤其一塊塊像烏龜般的巨型硯台。訪問從身家背景談起，話過三巡即興展開，進入到樂壇八卦級的內幕。 當時我已經常在媒體上，公開反對當權學院大佬，也因此他大概心中已有準備。只是沒有想到，他對樂壇風氣的反感，已經到了「鄙視」的程度。由於他對幕後的瞭解，百倍於只在外面憑資料側觀的我，批評火力之猛，可能在我十倍以上。諸如某某人是草包，某某人專門把持權力，而某某大師的論文專門請學生代筆…之類，真讓我眼花撩亂了。可惜我心裡沒有準備，也沒有錄音筆、手機之類的工具，筆記又太過簡略。當時仗著年輕，高估了自己的記性，這些昭昭的「史實」，大半已經記不真確，只留下一個印象…所謂的台灣樂壇，竟然是這樣一罈醬缸！本來我還當這些學者教授，是作曲不靈光但尚稱可敬的長輩，此時也就不復心存幻想。 陳秋盛向來有識人之明，學心理的呂紹嘉、學農機的市交首席江維中、指揮才子簡文彬…無數當今頂尖人才出自他的指導，對於我，他有直覺的信任。1998年，我再度成為台北市交前往大陸四個城市演出的唯一隨團來賓，途中又聽聞許多。雖然他講話尺度很大，但在他生前，我始終不公開透露。這是個默契。只有一次萬不得已的場合，約略漏了痕跡，回想起來仍覺相當有趣。  1995年12月14日上午，我還在睡覺，竟然接到陳秋盛的電話。他著急的說，台北市議會召開了一個公聽會，名義是要檢討台北市交和市國的「公設樂團定位」，但其實就是「他們」要壓迫市交演奏「他們」的作品。「你快過來！我快挺不住了！」他說。 我什麼都還搞不清楚，衣服披了就趕往台北市議會。會議是民進黨議員段宜康和江蓋世主持的，我根本是個不速之客，莫名其妙就入了座。放眼一瞧，發現除了議員、兩團團長和幹部之外，就是「他們」，還有一位老神在在的老朋友～曹永坤先生（難不成也是剛接了電話…？）。過程針鋒相對，但內容我幾乎忘光了。只記得替市交說了一句他們想講、卻不敢說的話：「市交之所以不常演國人作曲家的作品，是因為作品還不夠好。」這句話吹亂了原先的議題邏輯，分散作曲家的火力焦點，老神在在的曹先生又接著發表一些見多識廣、四平八穩的言論，公聽會也就不下結論。副效益是因此和兩位議員成了朋友，至今我還留著段宜康事後手寫給我的謝卡（咦，當時的老段真是多禮）！ 時光匆匆，紅塵滾滾。對於陳秋盛團長，我還是心存感激的。他確實是熱愛華人音樂的，他的概念完全清楚，所以他愛惜羽毛，有所堅持。更重要的是，在那我還生澀的年代，他給我重要的啟發。雖然表面默默，他讓我知道，我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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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