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讀完蘇聯男孩遠赴阿富汗戰場犧牲的《鋅皮娃娃兵》後，接著觀看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拆彈少年》，眼見二戰後十幾歲的德國少年戰俘，必須徒手拆卸丹麥海邊的數萬枚地雷，這會不會是個太虐心的選擇？沒錯，才開演十幾分鐘，我便不斷將畫面與亞歷塞維奇的文字作連結，然後淚流不止。雖然丹麥的碧海藍天極為靜美，但寧謐的沙灘下卻是一枚枚足以致死的武器，平均年齡只有十五歲，只接受基本訓練的少年，就這樣為父執輩開啟的戰役背負罪愆，匍匐在生死的交界拆除地雷。電影的背景是戰爭結束之後，但人心的戰火未平，丹麥士官長的以暴制暴、農舍婦女的滿心怨憤，在在說明了之前德軍曾如何踐踏此地。少年無辜，他人又何嘗有罪？此片以盡在不言中的方式，提出對戰爭的控訴、政客的質疑。

　丹麥西海岸在二戰期間共埋設了兩百餘萬枚地雷，戰後至少有兩千名德國戰俘被迫留下來清理地雷，而其中將近一半落得喪命或殘廢。編導匠心獨具，以小寫大，用一個十四人的少年小隊，顯影其中的人性質素。管理小隊的丹麥士官長演技驚人，從粗暴的仇恨者到悲憫的同情者，轉折之間，感情張力收縮自如。戰爭期間的敵我意識，在孰非人子的將心比心之下，目睹了這群少年的傷殘死離，怎能無痛無感？所以從蠻橫的打罵到食物的分享，甚至一起在沙灘踢球、山丘談心，鐵漢柔情的人性微光令我震動。泯除敵我分別後，其實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真情相待啊! 仇恨不過是政治操作下的符號，若在親眼目睹十幾歲的少年被炸毀身軀後，哭喊著要媽媽的景象，還能將之視為萬惡不赦的納粹德軍，那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什麼是正義？什麼是邪惡？又由誰來定義？隨時空轉移、權力更替，所有的價值判斷都會因人而異，那我們到底在堅持或守護著什麼？

　想起前一天看過的《鋼鐵英雄》，真有其人的戴斯蒙‧杜斯在不願拿槍的原則下，遠赴沖繩參戰，同袍們浴血殺敵，擔任軍醫的他則穿梭於槍林彈雨中冒死救人，包括兩名重傷的日兵。在他的信仰裡，沒有敵我之別，只有生死之分。目睹戰場上除了殺戮，還能有人性的救贖，真是讓人感動。是以思考戰爭的意義進而面對以往的錯誤，顯得至為重要。關於二戰時期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已經有非常多的電影文本，2014年看了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其中對邪惡與平庸的論辯，呈現以哲學思考抵擋政治審判、族群情感、輿論壓力的強大能量。對於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這位把數百萬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的納粹軍官，在耶路撒冷受審時一再宣稱自己只是聽命行事，並且他個人其實「從未有任何反猶行為」，更不是個狂熱的反猶主義者，漢娜‧鄂蘭在書中歸結道：「艾希曼的問題恰恰在於，有太多像他一樣的人，而這些人既不變態也沒有施虐癖，反而正常得可怕和嚇人。」漢娜‧鄂蘭在耶路撒冷大審後所寫的觀察報告，提供了對加害者面貌辨認及觀察的視角。而去年入圍奧斯卡外語片的《謊言迷宮》則跳過怵目驚心的殺戮與悲情，從德國人的共犯情結切入，篤信正義的年輕律師決定正視國人的歷史罪行，挖掘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犯罪真相，迎來意義深遠的法蘭克福大審判，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話語是：「審判無法改變事實，卻能讓受害者的故事不被湮滅。」處在身不由己的時空裡，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幫凶，但是，唯有面對與承認，才能讓歷史不再重演。

　昨晚在家看的則是去年八月在台上映的《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時空背景設定在這兩片之前，《謊言迷宮》中力挺年輕檢察官查明真相的檢察總長費里茲‧鮑爾為本片主角，劇中交代他如何排除萬難追緝阿道夫‧艾希曼，甚至不惜背上叛國罪與以色列情報局合作，最終目的是將之引渡回法蘭克福審判，讓德國人共同面對曾經的錯誤。這顯然攸關戰後的「轉型正義」問題，但他面臨到國內的警察體系甚至政府內部多為前朝納粹，或是官僚刁難或是擺爛敷衍，讓他深感無力。而片中捍衛自身利益的反面阻撓者，展現出戰後的納粹倖存者的嘴臉，他們隱身於人群而難以辨識其是否為魔鬼，這才是歷史錯誤不斷重演、正義難以落實的真正原因。這些都是男男飆戲的好看電影，從《拆彈少年》、《鋼鐵英雄》到《謊言迷宮》、《大審判家》，皆同時獲得或入圍各國最佳影片、導演、男主角與男配角，對此我不禁特別珍惜起亞歷塞維奇的報導文學。她以人聲拼貼的小敘事，讓我看見男性之外的女人與孩童之戰，其生存的艱難、失落的傷痛與認知的錯亂，並不下於煙硝四起的前方戰場，卻成為不被看見的大多數。是不是有人也能將她的文本改編成電影，讓更多人可以聽見炮聲隆隆之外的低吟與悲泣？

　拍拍風景照，寫些輕薄短小、風花雪月的抒情，或許能讓日子變得比較容易，但我就是個過不去的人，總覺得對自己、對學生要有些不一樣的提醒。今早看到一則關於長壽的報導，裡面有一個原則就是要常看有趣的東西哈哈大笑，哎，我老愛看讓自己掉淚的書或電影，寫些讓人笑不出來的心得，真是太對不起自己和大家了，就此打住，還是回去看看電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