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八十三周年紀念日，台北市政府特別舉辦「五四」知名人士書畫展，以彰顯前人思想和藝術造詣之丰采，追念其事績，並學習其奮起為時代先驅之精神。在展出的八十二位「五四」人物中，我們赫然發現其中有三十七位與台灣有關，而其中又以胡適對台灣影響最大。就如同台北市政府之前紀念「二二八」一般，所有重要的歷史紀念日，其意義並不局限於一時一地，而是在普遍價值中與時俱進，成為進步動力的泉源。因此，在今年「五四」這天，英九希望能再一次審視這段歷史，並呼應當前的政治、社會與人文環境，尋找新的思考和出發。

「五四」的策源地是北京，隨後遍及全中國，這段過程已被反覆探討研究，大家都很熟悉，因此，這次英九比較側重的是「五四」與台灣的精神連繫。

「五四運動」發生幾年後，旅京台籍作家張我軍即在《台灣民報》上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新文學運動意義〉等一系列評論文章，將「五四」的新文學思潮直接注入了台灣的文壇，開啟了台灣新文學的時代。無論今天的評論家如何界定台灣文學史，大抵上，「五四」對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直接、深遠的影響已是定論。儘管後來又有其他的歷史因素加進來，不過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以後，「五四」所標榜的自由、求新的知識份子精神又以另外一種途徑在台灣播種生根。

一九四九年兩岸分立後，「五四」的代表人物胡適博士選擇在台灣定居，繼續傳播自由和人權的理念、作育英才、獎掖後進，並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奠定台灣高等學術研究的精神。可以說，經由張我軍先生，戰前台灣吸收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創新活力；而透過胡適博士，戰後台灣直接繼承了「五四」自由派知識份子自由與人權的信念，以及敢於直言的風骨。

英九要借用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先生的親身經歷來說明胡適先生精神遺產中的一小件。彭資政曾幾度形容胡適先生與他的師生情誼是「一則很美的故事」，容我節錄他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中一小段：「胡適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的一次會議上，心臟病猝發而倒地，我趕回家，並乘計程車到南港去，到達那裡時，他已經去世了，躺在地上，覆蓋一席白巾。我端詳他的面孔，他的神情就與生前全神貫注說話時一模一樣。……在我們將近十年的交往期間，這位最仁慈、最親切的學者，對我始終隱匿他私人幫助我完成在加拿大的進修這個事實。我也太天真，太不夠經驗，毫無意想到有這種可能。於是，我失去了一位最諒解我而最不自私的前輩和支持者。」這段話讀來令人動容，原來當年彭先生赴國外求學過程中，胡適先生曾大力協助這位素昧平生的年輕學者，彭先生當時的感受可想而知。

彭明敏先生日後的政治主張以及走過的人生之路，大家都不陌生，而這麼多年之後，他仍稱胡適先生為「最諒解我而最不自私的前輩和支持者」。

胡適先生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納百川、兼容並蓄並且帶一點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見在思想的世界中，自由、人權、民主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在人性的領域中，寬容和尊重這些價值也是穿越時空的。它們共同促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賴、幫助和感念，從而設定了人類文明的高度道德規範。胡適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的許多名言被反覆引述，其精義即在於實證的態度和理性的精神。他堅持自由與人權，卻也強調容忍和理性，甚至說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話，因為這兩者互為表裡，缺一不可。

由於講求實證，強調漸變而非激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許多人對胡適感到不理解。或許是，在貧窮動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滿懷挫折感，一步登天的激進主張往往有其吸引力，加上政治上的壓制，反抗意志很容易轉化為革命的熱情，胡適有關民主與容忍並存的主張極易被誤解為軟弱和沒有誠意。問題是，一旦激進的革命思想付諸於行動，革命所要求的嚴密組織和思想紀律，勢必又回頭過來排除異己和限制自由。此時，人權的意涵不是被扭曲就是被壟斷，成為人權的反面。事實上，一旦激進思想取得了正當性，各種打擊異己、破壞人權的做法往往更肆無忌憚，更無反省的能力。這種活生生的實例，國內外俯拾皆是。

這便是胡適自由與人權的思想精髓，它是以容忍、理性、溝通、尊重等價值為基礎的。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經過了三十年激進的政治烏托邦實驗，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共產黨才醒悟過來，獲得一個與胡適思想近似的結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至於胡適先生生前最後十二年與台灣密切的關係，文史界已有詳實的紀錄，尤其由近年公開的相關信函和日記中，人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胡適先生在言論自由、憲政體制以至雷震案上對蔣中正總統的坦率直言。雷震先生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由評論時政、宣揚民主，逐步走向結合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組黨運動，成了台灣光復時期最重要的思想啟蒙和民主運動。其中，胡適始終扮演精神領袖的角色。

儘管此事最後以挫敗告終，但播下的自由思想種子卻深植於新一代青年的心中，為日後台灣的民主事業做了重要的準備。這便是胡適對台灣深遠的影響，他在艱困的環境中，繼續傳播民主與自由的信念，努力創造良好的學術氣氛和環境，並經由諸如彭明敏先生日後的感念之詞，在台灣這塊寶地上，留下了令人景仰的人格典範。

四十年後的今天，台灣享有中國歷史上空前的自由，民主憲政有了長足的進步，如果胡適先生能親眼看見這一切，必然會感到欣慰與驕傲。不過另一方面，我們的民主仍然稚嫩，民主的機制仍待完善，法治的水準仍待提升，自由的內涵仍待充實，許多非理性失衡的現象四處可見，包括政黨之間的衝突，人與人之間普遍缺乏互信，表現於外的就是相互對立、彼此醜化、揭人隱私等等。其結果便是，權力相互制衡的民主體制成了權力相互衝撞的殺戮戰場，反映在社會上的則是許多人厭煩、冷漠、疏離和分裂的情緒。

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必將成為民主的逆流，導致不良的後果。儘管如此，我們對民主政治的信心不應有絲毫的動搖，畢竟它反映了人類的終極價值，更是幾代人共同在台灣奮鬥的成果。在此，英九認為，胡適先生的思想和言行風範對今天的台灣仍極具啟發作用，人權和自由必須與包容和理性結合一起。人與人之間的尊重、理解和互助帶來社會基本的凝聚力，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不同的個人、社群和黨派才會接受與遵守共同的規範。如此，權力制衡的機能始能正面運作，人權和自由才能深入生活，落實為普遍的價值，而不致為政治強者單方面操弄解釋，形成道德的扭曲和墮落。

因此，當我們紀念「五四」的此刻，仍需借重胡適實證精神中的理性和責任，以及其背後的尊重、關愛、溝通和互助等價值。就如同四十多年前，胡適先生與彭明敏的深厚情誼，不僅是他們個人的互動，那種承繼「五四」時代的知識與情感融合的象徵，無論對任何時刻的台灣而言，都具有進步的意義。

（本文發表於二○○二年五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