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中日兩國的部隊在北平近郊宛平縣盧溝橋發生激戰，揭開了歷史上第三次中日戰爭的序幕。而在兩千公里外的台灣，距離甲午戰後日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軍登陸北台灣的澳底，已有四十二年之久，日本國歌「君之代」的旋律早已飄揚台灣、朝鮮、東三省上空多時，如今華北亦岌岌可危，對於被欺壓的中華民族而言，眼前已無退路。

往後四年間，戰火延伸到東南亞與太平洋，波及英國、澳洲，最後美國也被捲入，歐亞連成一氣，燒遍全球。這場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不僅代表著國際勢力的重組，也象徵著人類文明的選擇。最後，主張單一種族優越的法西斯主義崩潰，取得勝利的主流思想雖有左、右之分，但反對殖民主義而主張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權必須保障等價值，卻得到普世的認同。

歷史巨變中的台灣人

事實上，在這股歷史巨變的洪流中，台灣人民沒有缺席，台灣歷史沒繳白卷，而且無可置疑的屬於勝利的一方。一九二四年，一位出身台北縣蘆洲鄉望族的優秀青年李友邦，和丘念台、李萬居、謝春木等台胞一樣，不約而同決定投入這一股洪流，參加抗日民族聖戰。他早年在校期間因參與反抗活動遭到退學，隨後他毅然前往大陸聆聽孫中山先生的演講，並赴廣州加入國民革命軍行列。抗戰時期，黃埔二期的李友邦將旅居閩浙一帶的台灣人組織起來，成立台灣義勇隊和台灣少年團，同時與浙江抗戰女青年嚴秀峰結為夫婦，共同致力於保家衛國的事業。

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台灣義勇隊和少年團投身於生產、醫療、翻譯、宣傳和情報等工作。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正式對日宣戰，李友邦即積極推動「台灣復省」運動，對日後台灣的光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台灣人英烈的大傳統

毫無疑問，李友邦是一位了不起的台灣英雄，但他的英勇事蹟絕非單一孤立，而是台灣人英烈大傳統的一環。日據初期，台南人連雅堂作《台灣通史》，以明華夏之志，其自序文中描寫台灣之詞「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成為大半世紀後台灣本土意識的源頭活水。如果我們稱連雅堂為近代台灣心靈的啟蒙者以及近代台灣史學之父，應非溢美之詞。至於投身武裝抗爭以抗拒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更是前仆後繼；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年，犧牲不計其數。例如同盟會會員、三二九黃花岡之役的倖存者苗栗人羅福星，在辛亥革命後潛返台灣，招募台南、台中、新竹、南投等地同志祕密起事，因事機洩露被捕，一九一四年，羅福星等二十人遭日本總督府處決，數百名同志被捕或入獄。

一九一五年，台南余清芳等人發布檄文，率眾與日軍在台南縣玉井鄉激戰，戰事波及高雄、台南、嘉義等地，日軍以屠村回應，死傷慘重。對這個史稱「吧哖事件」的案子，由總督府控制的臨時法院一共判了將近九百個死刑，打破世界審判史上的紀錄，後來部分雖經大赦，免於一死，但被捕後即已處死者超過百人。在台南監獄外，那些英勇的台灣人頭部被套上竹簍，列隊前進，由穿戴潔白制服的日警押赴法庭。這張令人心悸、悲憤的照片，實際上已成日據台灣的經典影像。同一時候，大批日軍部隊越過合歡山，對太魯閣起義原住民部落血腥鎮壓，並將斬首和燒鄉的照片公開編印成冊，做為炫耀勝利的紀念。十五年後，另一位不信邪的原住民領袖莫那魯道再登高一呼，這一次，日軍動用了飛機、大砲和毒氣向山區進攻，原住民戰死、自縊者，包括老弱婦孺高達九百餘人，形同滅族。

武裝鬥爭的另一邊是思想和文化的戰場。出身台中霧峰林家的林獻堂在日本與梁啟超會面暢談後，決定堅持議會鬥爭的路線。在一九二三年日本當局大肆搜捕台灣人「治警事件」的兩年前，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已在台北市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宣揚台灣人的自覺意識，吸引了全島的知識菁英，形成空前的熱潮，令殖民當局惶恐不安。

儘管後來受到世界思潮的衝擊，「文協」分裂為左、右兩翼，實踐自主的途徑有異，但爭取民族尊嚴與自由的目標卻是一致的。事實上，「文協」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分裂後，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就在同年七月十日成立「台灣民眾黨」，標榜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黨旗為「青天三星滿地紅」，也與中華民國國旗相仿。

盧溝橋事變演變成中日全面戰爭之後，殖民當局開始鎮壓台灣人所有自主性的文化和社會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總督府更推行皇民化運動，進一步箝制本土的宗教和文化，因為他們判斷，本土文化是台灣人內心中國意識的根源。

彰顯本土歷史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