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銘傳先生是英九長久以來最敬仰的晚清名臣之一，我認為，他對台灣本土建設的貢獻與他所展現的為政風格，是值得當今政治人物深思與學習的典範。近代台灣意識的啟蒙者連雅堂先生，也就是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的先祖，在其鉅著《台灣通史》中指出，三百年來有兩人治理台灣最具貢獻：一位是陳永華，他首度在台「開科考、立學校、引進朱熹的『閩學』」，直至連雅堂、洪月樵一代，並訂定典章制度，將台灣建設成「海上中華」；另一位則是首任巡撫劉銘傳。陳永華年代較久遠，只能依靠文獻和口傳來研究相關事績；劉銘傳則不然，那是連雅堂親身經歷的波瀾壯闊和享其餘蔭的時代，連雅堂慷慨所書實為第一手台灣歷史的證言。

那段歷史距今已有一百餘年，不過它的遺跡仍四處可見，劉銘傳所樹立的為政典範仍令人景仰，甚至那個時代的興衰浮沉也不斷引人借鏡反省。

歷史巨變挑戰台灣

十七世紀中葉，由於海洋經濟興起，西方海權國家東來，尋求貿易據點，搶奪生產原料以及擴大銷售市場，原本在沉睡中的亞洲大陸突然驚醒過來，倉卒應付挑戰，台灣遂由邊陲轉變為中心位置。當時鄭成功擊敗了荷蘭殖民者，在台灣建立了漢人政權，由福建引入大量移民，在嘉南平原一帶進行墾殖，這就是陳水扁總統先人遷台的大致時期，也是今日台灣主體漢民族社會的根源。

明鄭時期，台灣延續鄭氏事業，無論在軍事力量、海洋貿易以及農業生產上，均有傑出表現。不過到了十九世紀末，由於大清國勢日衰，日本又因明治維新成功，走上海上擴張之路，台灣的處境面臨空前的挑戰。

淮軍名將一戰成功

就在這種艱困的大環境之下，一八八四年，四十九歲的劉銘傳以淮軍將領的身分奉命來台督辦防務。這一年法軍攻打台灣，原本自以為必能像探囊取物一樣，結果二十餘年前長驅直入北京的法軍，此時卻無力逼近台北城，在淡水河口便遭到清軍重擊，倉皇撤離，損失五百多官兵。此役清軍大勝，當時中外報紙均有大幅報導。這無疑代表著台灣近代史黎明的一道曙光，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色。儘管清廷高層昧於大勢，昏庸無能，然而中層骨幹中仍不乏審時度勢、忠勤任事的良才。在沈葆楨等人建立的防務基礎上，劉銘傳重挫來犯的法軍，一掃鴉片以來的中國人的羞辱，在軍事上採取主動積極的作為，振奮了台灣人心。

一八八五年，台灣正式建省，劉銘傳成為首任巡撫，肩負建設台灣的重責大任。這是台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就是連雅堂所稱「足以使台灣不朽」之功業。事實上，建設台灣的挑戰遠甚於抵擋外敵的侵略，因為它涉及了根本觀念的革新，涉及了建立一套能有效運行的政經結構，這些都需要真正的遠見、膽識和毅力，持之以恆的貫徹，始能有所成就。過去的研究多將劉銘傳的成就集中在硬體建設上，較顯著的有「興建鐵路促進商務」、「練兵設防鞏固台澎」、「清理田賦充裕財政」、「開辦洋務振興產業」、「開山撫社促進發展」等等，這些建設成績多為後代反覆引述，不過追根究柢，它們的軟體基礎是什麼？或者說，劉銘傳確實在台灣興建了當時中國第一條鐵路、鋪設了中國第一條電纜、點亮了中國第一盞電燈，將台灣建設成當時中國最進步的省分，台北城中外商賈雲集，乃有「小上海」之稱。劉銘傳才是真正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後來日本在台的建設多不出劉銘傳的規劃方向。為什麼別人做不到，他做得到？這些基本的問題更值得我們探索和學習。

洞察世局，接軌國際

首先，應該注意的是，儘管劉銘傳本屬推動洋務運動的維新派，奉調來台的首要任務是抵抗法軍的入侵，但他深知中國的落後與不足，絕不拘泥於古禮古法。台灣只有保持最開放的態度，引入先進的科技和制度，全力實現現代化，才能避免挨打的局面。因此，雖然西方列強是劉銘傳眼中的敵人，但他卻能「以敵為師」，積極向對方購買新式的機器設備，開放國際資本，開辦洋行，招商引資，振興商機，讓台灣成為有利可圖的地方，從而吸引島內外資金，繁榮台灣的經濟。可以說，劉銘傳洞悉市場經濟的法則，以開放的心胸、務實的政策，利用台灣原有四通八達、在遠東海洋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地位，開放與列強經濟合作，同時也與他們競爭。從那個時代的標準來看，這位貌不驚人、出身安徽地方游勇、人稱「劉麻子」的淮軍名將，無疑具有極為先進的國際觀與現代思想，較諸同時期日本明治維新的人物，毫不遜色。尤其十餘年後，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拳民在中國北方吹符咒、拆鐵道、濫殺洋人，最後幾乎招致八國聯軍滅國的奇恥大辱，相形之下，劉銘傳治理台灣所展現的宏觀遠見，則更為時人與後人所欽服。

簡言之，在遭遇外侮時，昏庸的清廷領導人不僅故步自封，更愚弄群眾，其結果不但自取其辱，還耽誤了國家前進的腳步；對照之下，具有真知灼見的台灣領導人劉銘傳則能洞察世界的潮流，保持開放的心胸與政策，不但與對手交流，也在向對手學習中迎頭趕上。

政經布局植根本土

再者，任何成功物質建設的背後，必有一個能夠啟動社會機制運轉的條件。因此，在展開建設之前，劉銘傳對台灣民情做了深入的了解，結合與扶助台灣士紳林維源、李春生、林朝棟等人，採用官辦民營甚至類似當今流行的BOT方式，發揮台灣人才的優勢，取之於台灣，用之於台灣，使得官紳均利，地方繁榮。事實上，只有在這種有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下，劉銘傳才能推動台灣的現代化建設。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其實就是劉銘傳的務實政策，過去較少被意識到，今天值得認真研究，因為沒有這樣的務實政策，劉銘傳的現代化將因缺乏有利的土壤而成空中樓閣。

可以想像，劉銘傳主政期間，社會朝氣蓬勃、充滿了凝聚力。一個簡單的證明就是，一八九五年甲午戰後，日軍大舉侵台時，高舉抗日旗幟的「台灣民主國」其上層建築的主要人物多為劉銘傳時代的士紳，正是劉銘傳主政時所形成的政經結構的主體，其凝聚和持續力可見一斑，其中霧峰林家參與「台灣民主國」、林獻堂領導二○年代台灣民主運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均令人感佩不已。

巡撫典型猶在

雖然如此，無論劉銘傳如何雄才大略，他個人畢竟無法扭轉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清廷頹勢，他最後也只能痛哭苦心經營的台灣落入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吐血昏厥而逝。不過，劉銘傳留下的有形和無形典範，卻深植人心，他親手制定的「台灣近代產業開發計畫」受到日本人的重視與沿用，以致於身歷其境的連雅堂以高度文學的意境來稱頌這位時代的巨人。

甚至到了今天，劉銘傳建設台灣所根據的精神仍具有典範作用，仍然值得深思與學習。它告訴我們，開放的眼光和政策，代表著尊重經濟發展的規律，勇於向競爭對手開放和學習；務實政策則意味著善用本地的人才與資源，上下團結一致，以台灣利益為最優先考量，全力建設台灣。事實上，這兩者的精神互為表裡，合而為一時，台灣必能大步向前走。相反的，清廷封閉的心靈和政策、加上愚昧的義和團策略，其結果必然是社會不安，人才出走，經濟陷入倒退的困境，甚至最終導致全面性的崩潰。這種施政的得失，正是許多社會興衰的關鍵。回首台灣歷史，劉銘傳所留下那亮麗的一章，今天更值得我們駐足體會、欣賞和深思。

（本文發表於二○○二年九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