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3年天下全輿總圖，右下角註明仿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真實性尚待考證)

至於作者的研究方式也有些先射箭再畫靶的嫌疑，擁有與大部份歷史學家不同的優勢，就是作者多年的海上經驗，非常瞭解洋流與海風的方向。在假想出鄭和艦隊環遊世界的路線後，再到處尋找可以佐證的歷史痕跡，進而發現許多有著疑似中文、泰米爾文或阿拉伯文的各式石碑。當時中國商船隊已經遍行印度洋而至非洲東岸，也建立了不少交易及運補的港口：「據《明史》記載，永樂十四年木骨都束國曾派使臣到明朝朝貢，明成祖命鄭和賚敕書貨幣，護送木骨都束國使臣返國。宣德五年(1430年)，鄭和再次訪問木骨都束國」木骨都束即為今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休。導致作者推斷鄭和艦隊有著許多印度人或阿拉伯人，擔任通譯或各式工匠的工作，因此產生了第二個連結。作者認為隨著艦隊環遊世界的阿拉伯人因此得到航海地圖及相關知識，這也解釋了目前一般研究認定航海地圖的走向：阿拉伯人－威尼斯人－葡萄牙王室。葡萄牙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才能先後派出Dias及達伽馬等探險家，開啟了歐洲的大航海時代。經過這樣的「推理」過程，作者完成了「中國發現世界」的理論架構，接下來就是證明的過程了。

作者聲稱「耗費十四年考察一百二十多個國家」，並在本書附錄了超過一百頁的條列資料，以佐證鄭和艦隊航行世界的經過。除了動物品種、植物基因、沉船殘骸或建築遺跡等證據說明，還有許多航海日誌及文字資料：António Galvão是葡萄牙歷史學家及摩鹿加群島行政長官，1563年集結出版的生前手稿中提到：「1428年的葡萄牙皇太子伯多祿大人是個了不起的旅行家…他回程取道義大利，路過羅馬與威尼斯。在那裏他買了一張世界地圖，裡面描繪了世界與地球的每一個地方。麥哲倫海峽叫做『龍尾』，還有好望角、非洲的最前端與其他不少地方。有了這張地圖，國王的第三個兒子亨利大人在航海發現時得到不少幫忙。」另外1487年葡萄牙國王派遣探險家出海的命令中也提到：「建議查看過了好望角，是否就能到達印度…國王給他們一張『Carta de Marear』海圖，他們要怎樣出海去找尋摩鹿加群島，圖上已經標得十分詳細了。」而1488年Dias才「發現」好望角，1498年達伽馬抵達印度海港Calicut，正式「發現」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線~~77年前鄭和已經走過的航線。

(1459年毛羅修士繪製之世界地圖)

而Dias如何發現好望角？隨船記事官寫道：「看到了千百年來世人無緣一見的壯麗海角映入眼簾…這就是毛羅修士1459年平面球形圖所畫出來的海角。」麥哲倫如何「發現」麥哲倫海峽？船上記事官載明：「船長說還有一個海峽可以帶他們出去，因為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在葡萄牙國王那裡看過一張海圖…之後成功越過太平洋，會見利馬沙瓦的國王(今菲律賓Limasawa島)，船長給他看這張海圖，告訴他怎麼找到通往這裡的海峽。」那麼哥倫布真的「發現」新大陸？1492年哥倫布的航海日誌寫道：「元帥不希望我們只為了弄清楚那個方向是否有陸地，而耽誤時間逆風航行，但他確定南北兩側都有島嶼，因為那裡本來就有。」「我應該轉向西南西到那裡的，在我看過的那個地球儀，還有在世界地圖的圖面上，它就是在那個區域。」「他認為這些島嶼就是那些被放在世界地圖最東邊的島嶼。」英國人庫克1768年的「發現」澳洲呢？記載中說明：「海軍大臣早就收藏畫有澳洲的1536年『道芬地圖』，跟隨庫克船長的班克斯把這張地圖買下來。」當奮進號駛入庫克港時，庫克船長在日記中寫道：「這個港口完全符合我們的使用，只是不像以前有人說得那麼大。」這些文字記載似乎都說明了這些探險家是「按圖索驥」而非「探索發現」，但也不能否認這些記載可能因翻譯、文法、語意或其他可能而被作者誤會其中含意。

(鄭和艦隊的寶船與哥倫布的旗艦Santa Maria號比例模型)

當然也有許多反對的言論，1424年Pizzigano地圖的正確性還有待查證，如果這個基礎是錯誤的研判，得到的結論當然有錯誤的可能性。牛津大學Felipe Fernandez Armesto教授指出：「作者不瞭解當時地圖繪製是想像成分居多，這真是浪費我的時間！真正有趣的是這書的叫好，就如世人對貓王的狂熱。」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Dennis Reinhartz教授說道：「這種人的風格便是如此！人們總是指著地圖說，這個代表這或那…但仍然是指鹿為馬！」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前館長Carol Urness說道：「這本書是會引發人思考的、刺激的、有趣的，甚至是很吸引人的，至於它在史學上是否正確則是另一個議題了。中國人航行繞了一大圈，並且製作了所有的地圖~~這樣說是很好，然而我們並沒有現存紀錄可以證明這點。」英國海事博物館資深研究員Gillian Hutchinson博士說道：「在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人的地理知識是有可能傳到歐洲的，但作者對這一點完全堅持，使他很難將證據與異想天開的想法區隔。然而在證明中國發現世界的熱誠驅使下，反而摧毀他試圖證明橫越太平洋航行之可行性的機會。況且大部分的發現並未確定日期與出處，卻用來爭辯探險的完成輕而易舉，這是難以置信的引申。」學術圈的意見代表了嚴謹治學的基本要求，當然無法接納作者跳躍式的推論，不過Marvin還是要說同樣的話，「但也不能否認」象牙塔保守封閉的本位主義，扼殺了新發現或新思維的可能性。

撇開毀譽參半的學術爭議，一億三千萬英鎊的版稅收入代表了成功的寫作與銷售，也許迎合了部份中國人「大國崛起」的虛榮心，但是大量的資料證據也讓大家開始思考與探索。從更開闊的角度看待歷史，擺脫傳統西方思想與視野，研究世界上各種文明的優勢及多樣性，這些就是當年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觀念。就如同作者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道：「鄭和在出訪中友好對待所有大小國家，傳播交流文化和技術，造福了人類，世界人民都應當紀念他。」以包容的心看待這個世界，以溫暖的手迎接這個世界，不也正是我們現在應該做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