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友人來信說北京空氣污染嚴重, 讓他無法順暢呼吸，似乎頗為痛苦，使我想起了這篇寫於1994年的拙文。

話說爛臭之後

小時候，讀到《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的“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為只是對歷史事實的一個簡單歸納與敘述。隨著年齡的增長，才發現它所隱含的“物極則反”的觀念，對社會心理的影響既深且鉅。表現在我們日常生活裡的聽天由命甚至逆來順受的種種消極心態(看你能橫行到幾時！)，怕都多少同它有關。

在台灣，多年來我們看到工業污染日益嚴重，社會上功利思想彌漫，色情暴力泛濫，文化被物化、商品化、庸俗化。而我們聽到的，卻是“轉型期不可避免的現象”，“後現代徵候”以及諸如此類的辯解。有一年我回台北，親耳聽到一位也在台北的旅美詩人提到有人批評台灣的空氣污染嚴重，連台北西門町下的雨都是黑的．他說：“So What?黑雨又有什麼不好?”而另一位台北詩人則說：“我們不都長得白白胖胖的?”雖然也有人知道問題嚴重，但總以為船到橋頭自然直，而且個人的能力有限，擔心也沒用。

最近讀到《香港文學》上潘耀明先生寫的一篇談到世紀末的華人文化的文章．文中引用了我一向敬愛的作家朋友阿城的幾句話：“許多人擔心，世俗的空間越來越大，終必泛濫成災，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的想法是，泛濫好啊，爛臭了之後，其他的東西才會收，才會達到生態的平衡，這其中會有自然調整，人為的干預反而適得其反。”我寧可相信熟讀歷史的阿城說這些話是出於一時的悲憤和對現狀的無可奈何，而不是真有一切從頭來過的消極念頭。由徹底破壞而達到新的生態平衡，將是漫長且代價高昂。也許我們可用近年來一些有心人士對拯救熱帶雨林的呼籲來作例子。如果我們坐視對雨林的繼續濫伐與破壞，則將來達到的，必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生態平衡(死態平衡?)。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我們不能同時進行經濟及文化的建設，正如我們沒有理由不能一邊發展工業一邊防治污染一樣。過去許多發展工業的國家(包括日本及台灣在內)，在工業化過程中忽略了適當的環境保護，只一心一意想把經濟搞起來再說。結果雖付出了多倍的代價去治理本可預防的環境污染，卻無法完全彌補對環境所造成的永久性傷害，這應該是最好的歷史教訓。最低限度，在把經濟搞好的同時，不該讓文化去自生自滅去爛掉、去全盤崩潰。重建一個靈性價值觀蕩然無存的社會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事倍功半。

這幾年大陸社會受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大有全民皆商之勢。但一個社會裡不可能每個機構都去做生意每個人都去賺錢，總得有一些非牟利的機構，去從事教育及學術研究這類對社會看起來是消費，其實是最佳投資的事業。要這些機構自想辦法自找經費來源只會使工作人員不安於位，是短視也是浪費人才的作法。試想一個晚上擺地攤的老師，如何能在白天教導出一批認真學習的學生?從前由於政治的原因造成斷層及整代失落的悲劇，今天難道還要為了經濟的原因而重複?

最近幾年大陸的出版界以自負盈虧為藉口，大量出版賺錢的武俠小說及低俗的色情小說，純文學作品幾乎被擠入死巷，不少作家紛紛下海，或借後現代主義之名，理直氣壯、名正言順地為錢寫作。聽說有許多圖書館一年沒添購過一本新書。世界文學經典名著無人問津，書店不是關門就是兼營他業。這樣下去，文學將很快成為恐龍。這種以不完整的市場經濟去支配文化發展，將會給中華民族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

我個人對文學的前途其實并不太悲觀。一個人對物質的需求只能到某個程度，超過這個程度，他必會回過頭來尋找一些人之所以為人的屬於靈性上的東西，而文學就是這一類東西。但如果我們不想辦法讓年輕人接觸並培養一點對文學的興趣與愛好，使他們將來有所回歸有所依傍，我們將會看到另一個失落彷徨的一代。

正如不是所有人都是精英分子，我們不可能要求一個社會裡的文化都是精英文化。但即使在資本主義最發達、通俗文化大行其道的美國，我們仍能看到有不少人為他們的理想在那裡孜孜默默從事精英的文化工作。芝加哥交響樂團演奏的仍是古典音樂而不是流行曲；莎士比亞的戲劇仍經常在各地上演；藝術館圖書館裡仍到處可看到一雙雙尋美求知的眼神；嚴肅的作者們仍在那裡寫賣不掉的十四行詩或實驗小說。後現代主義也許真如驕陽當空，卻仍有許多人寧願並堅持站在風雨飄搖的現代。

不久前我在《芝加哥論壇報》上讀到一則讀者投書，說一個現代公民必須懂得如何去運用他的意見來啟迪輿論，並影響政府官員的決策與行動。在目前的中國，我們可能無法以此來要求每個國民，但對於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這也許不算是個太過份的要求吧?

◎本文收入《不為死貓寫悼歌》，非馬隨筆集，秀威資訊，臺北，2011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9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