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寶春條款與法治主義迷思

    近日關於吳寶春條款之爭議，其實與不久前喧騰一時的國科會計畫報假發票案有相似共通點：都反映了一種僵化的法律思維，但知「依法行事，等因奉此」，一旦抽離了白紙黑字之條文規定，就會張皇失措，喪失了最起碼的思考力與判斷力，可名之為「法治主義」迷思。環顧今日台灣，上至總統，下至各領域部門之各級行政官僚，皆囿於此「法治主義」而呈弱智智障狀態。

  「法治主義」原是為了保障每個人之基本自由與權利，而建立法治體制之客觀運作，這是英美自由主義民主之偉大貢獻，吾人皆深受其惠。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任何政權政體之長治久安，皆不可能只憑藉法治體制。馬基維利的《李維史論》指出：「人民之善良風俗需要法律來支持，法律之遵循亦需人民之善良風俗有以致之。此外，憲政與法律在一個共和國的發源之時即已建立，當時人民仍屬純良，而當人民腐敗變壞，就不再適用。…我將設定一個國家已達腐敗沉淪之下限，以便呈現問題最困難極端之面相，不存在任何法律與體制足以診治此一”普遍腐敗”狀態。」

  馬基維利的觀點遙承西方古代「共和主義」之偉大政治傳統。中國古代儒家的孔子與孟子亦有不約而同之相似觀點。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法治體制」固然重要，但並不能取代「人民之善良風俗」！何謂「人民之善良風俗」？無非就是人心對德行之嚮往所形成之風氣與傳統。所以善良風俗之形成就是一種「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它是一種「體制」，卻是超越「法治體制」的某種良好風氣與精神傳統。法律本就只是普遍規定的抽象條文，從抽象條文到具體的個案狀況，本來就有許多可能的詮釋空間。此詮釋空間之運作開展需要訴諸某種人文精神傳統之深厚涵養。喪失此人文精神涵養，就會產生各種「恐龍法官」或「官僚殺人」之智障現象。

並不存在完善的法律體系。「法治」之不足需「德治」來補足。「法治」只是「必要條件」，「德治」才是「充分條件」。自由主義之謬誤就是認為可以完全以「法治」來取代「德治」，以法治體制之客觀運作來取代人心對德行之嚮往。台灣民主化的快速腐敗就在於建立了法治體制，卻喪失了人心對德行之嚮往，更摧毀解消了良好的風氣與人文精神傳統！吳寶春個案是僵化官僚扼殺人才之常見案例，國科會假發票案則更反映了台灣學術納入法治體制運作，卻掏空了學術研究的人文精神傳統，只剩下行政化、官僚化、形式化之龐大內耗空轉！這正是馬基維利所說的「普遍腐敗」，已非任何法律與體制足以診治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