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賤民」與「後殖民」：「互為他者」的主奴辯證  

                     緣起：

 在臉書上拜讀到趙剛兩篇犀利的深度評論：〈評吳叡人的”賤民宣言”〉與〈二評吳叡人〉(討論吳氏另一文章〈台灣後殖民論綱〉)，以及卡維波的〈從”趙剛二評吳叡人”談起〉，延伸討論「帝國」與「帝國主義」之區別。我亦藉此機會拜讀了吳氏原文，深覺這是近年來極為難得的一場深具思想性、批判性的學術討論。

   早已厭看藍綠惡鬥「雙熊對決」-狗熊咬狗熊之大爛戲，吳氏之論述展現出超越狗熊的悲劇英雄姿態，不得不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但怪異的是，這個悲劇英雄竟以「賤民」自居！更錯愕乖謬的是，最後竟導出「賤民的道德系譜學」就是「被迫向善」！純就語句本身意涵之邏輯解析，「被迫向善」就如同「方的圓」，根本是邏輯矛盾，毫無意義。但從一個「語用學」或「語境學」視角，更耐人尋味的是：是什麼樣的情境脈絡導出「被迫向善」如此狗屁不通的賤民道德意識。據我所知，台灣文藝青年間流行一種「痞子意識」或「爛人意識」，也許源於九0年代的英國片《猜火車》。另外，阿Q的精神勝利法或許亦是吳氏「賤民意識」的精神源頭之一。鄉人打阿Q，知道阿Q會在心裡說是兒子打老子，就先一著對他說：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牲。沒想到阿Q還是道高一尺：打蟲彳，好不好？我是蟲彳。魯迅乃作出阿Q精神的春秋論斷：「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吳氏的「賤民意識」頗有與阿Q爭「天下第一賤」的氣概。當然，我們還是不得不聯想到現實政治事件：扁案。所謂「賤民意識」之「被迫向善」莫非是在扁案陰影下無法直面而又揮之不去的語無倫次？

  問題是複雜的，但說穿了似也不值一駁。趙剛與卡維波認為吳氏之根本謬誤在於混淆了「帝國」與「帝國主義」，但我發現也許有一個更根本的混淆：何謂「殖民」或「殖民主義」？今日各種反殖民與後殖民論述蔚為流行，但似乎從未清楚定義「殖民」。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沒看到。我數年前有一個未完成的研究計畫《台灣美術的現代性》，有一節嘗試對西方「現代性」的「殖民主義」提出理論界定：「殖民」是一種「互為他者」的主奴意識辯證。今不揣簡陋，野人獻曝，附錄於下，以就教於方家。

   突然想到一點：根據我有限的歷史知識，真實歷史中的「賤民」是比奴隸更低一級的，所以「賤民」其實不在主奴意識之辯證關係中。也許吳氏「賤民宣言」的最大謬誤就是把「賤民」與「奴隸」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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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現代性」的「殖民主義」：「互為他者」的主奴辯證  

  台灣的「現代性」經驗主要奠基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的「現代美術」更是透過日本傳入。換言之，台灣的「現代性」經驗是在日本「船堅砲利」的殖民侵略下強行轉移輸入的，台灣的「現代美術」則是作為日本「現代性」經驗中的一個「次系統」而附帶轉移輸入的。所以，欲理解台灣美術的「現代性」，須理解台灣「現代性」經驗中的「殖民主義」背景。

而更根本的問題關鍵是：源於西方的「現代性」本身就蘊含了強烈的「殖民主義」傾向。日本在十九世紀末「脫亞入歐」，其「現代性」的開展亦繼承了西方「現代性」的「殖民主義」。

為什麼西方「現代性」蘊含了強烈的「殖民主義」傾向？ 我們嘗試提出初步的解答。根據前章所述之系統論原理：

一 「現代性」系統為一「理性化」的龐大動力系統與經濟系統，對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進行最龐大有效的動員與組織，造成最大量之能量生產與耗費，產生最大經濟利益。依據熱力學第二定律，生產最大量之能量，必然伴隨產生最大量之「能趨疲」。「能趨疲」作為無法利用之廢棄能量，亦指無可逆轉的脫序混亂狀態。

二 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在熱力學與生命科學上之意義：一個系統無法自我證立，一個系統的「一致性」無法從系統本身推出。這意味著：一個系統無法維持自身之生存發展，必須與「外界環境」互動適應，以交換物質、能量、訊息。換言之，不存在「自產自銷」，封閉自足之系統。

根據這兩條原理，一個「現代化」的西方國家固然能夠對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進行最龐大有效的動員與組織，成為具有「技術」與「資本」之優勢，「船堅砲利」、「富國強兵」的強權國家。但龐大的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之動員，必須從「外界環境」--包括自然界與其他社會系統--大量攫取占用，以維持其龐大動力系統本身的內在「一致性」，並且亦須將其大量生產與耗費所產生之「能趨疲」釋放排泄至「外界環境」。

 換言之，一個「現代化」的西方國家須透過與「外界環境」不均衡、不平等的交換（大量宰制掠奪「外界環境」之資源），以成就其龐大動力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運轉。既然「現代化」使其成為「船堅砲利」、「富國強兵」之超級強權，面對自然世界與其他社會皆可以如入無人之境。其結果就是對自然世界的生態破壞污染，以及對其他非西方國家的侵略殖民。

所以，「現代化」的歷史對西方國家而言是「理性化」的啟蒙進步，帶來科學、民主、人權、富裕、繁榮的普世文明。對非西方國家而言則伴隨著被侵略、被殖民、被宰制的屈辱傷痛歷史，甚至亡國滅種。西方現代國家宣稱民主與人權，卻往往是建立在對非西方國家不人道、不民主的殖民宰制之上。並以「文明」之名鄙夷各個區域地方傳統的「文化」為野蠻落後。

西方人對非我族類雙重標準的殖民主義可回溯至希臘、羅馬時代。而啟蒙運動開啟的西方「現代性」作為龐大動力系統之建立，須大量攫取利用「外界環境」之資源，更蘊含了強烈的「殖民主義」傾向，極易將異邦他國化約為非我族類之「他者」，對之駕馭宰制，予取予求，如入「無人」之境。

  浪漫主義就已開始批判西方「現代性」的「殖民主義」，至二十世紀更發展出世界體系理論、區域發展理論、東方主義、後殖民主義等論述，對西方「現代性」的「殖民主義」性格進行更細膩詳盡的剖析批判，提出各種反殖民，超越殖民的主張。

但我們發現，這些反殖民、後殖民的論述卻似乎從未清楚定義「殖民主義」。有時甚至會將「殖民主義」與「君主專制」、「獨裁統治」、「威權主義」等混為一談。在此，我們嘗試對「殖民主義」提出基本的界定：

對殖民者而言，「殖民」就是在異國他邦的「域外」，視該地原住民為非我族類之「他者」，將之強行納入「主/奴」關係之統治。

對被殖民者而言，「殖民」就是「外來者」闖入，對本地原住民反客為主，喧賓奪主，強行施加「主/奴」關係之統治。

構成「殖民主義」的要素就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互相認定對方為「他者」或「外人」。在此一「互為他者」的「相互認定」（mutual recognition）下，構成「殖民主義」之「主/奴」意識之辯證關係。當然，一切都發生在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強凌弱之不平等力量關係。

「互為他者」的「相互認定」意味著透過將對方設定為一非我族類之「他者」，來界定自我的存在地位。但西方居於強勢，所以「互為他者」之「相互認定」的圖像是由西方所設定的，這基本上不脫「西方＝文明進步」vs「東方＝野蠻落後」之刻板印象，也許再加一點神秘浪漫的異國情調。這就是薩依德所說的「東方主義」：西方想像建構出一個關於「東方」的片面扭曲的表象體系，來掩飾並合法化西方對東方的殖民宰制，並反顯出西方本身的自我優越感。但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西方的「自我中心」投射出的「東方主義」之「他者」想像，而在於居於弱勢的東方亦潛移默化地認可了西方強加諸於自己的「東方主義」想像，進而貶抑否定自己，認同西方，但又意識到西方是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的「他者」。這是法農所說的「黑皮膚/白面具」的非洲被殖民者的錯亂認同狀態。簡言之，這是非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常見的自卑「崇洋」現象。

 在東西相遇這場「互為他者」的「主/奴」意識辯證，西方透過將東方設定為一個負面的「他者」來自我肯定，東方透過認同西方這個高高在上的「他者」來自我否定。

 然則，就如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所描繪的「主/奴」辯證關係，奴隸反而有主人所沒有的優勢。強勢的西方並不會真的想去了解與學習弱勢的東方。反之，弱勢的東方在強勢所迫下接受西方的現代化，卻也因此得以走出自我，真正學習了解到西方這個「他者」。在這場東西遭遇中，強勢的西方並沒有真的走出自我，只是延伸膨脹其「自我中心」的「他者」想像來宰制東方。東方卻被迫出自我，真正走進西方這個「他者」學習到許多。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東西遭遇，對西方而言是：西方加東方還是等於西方。對東方而言，東方加西方則可能是一個未知的x，一則仍在實驗的化學變化方程式。

所以，東方國家的「現代化」經驗雖充滿了西方「殖民主義」宰制扭曲、不義不公的不平等「主/奴」關係，卻也蘊含了青出於藍，後來居上之強弱易位，形勢逆轉的丰富可能性。而且在文化藝術層面上的「現代性」轉移最有可能展現此青出於藍現象。

其實這樣一種可能性早已見之於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與藝術。俄羅斯當時所面臨的「西化」壓力並不亞於後來的非西方國家，但也因此使得俄羅斯的現代文學與前衛藝術大綻異彩，其能量激情尤勝同時期的西方。美國學者伯曼以波特萊爾與杜思妥也夫斯基作對照，突顯出十九世紀現代主義的兩個極端典型。波特萊爾代表先進國家的現代主義，直接建立在經濟與政治現代化的基礎上，從已經現代化的現實中描繪風俗世態景象，獲得其創作能量。杜思妥也夫斯基則代表「欠發達國家」（經濟與政治尚未現代化）的現代主義，這是一種「截短的扭曲的現代化經驗」，它首先體現於十九世紀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在二十世紀傳播到整個第三世界。「欠發達的現代主義被迫建立在關於現代性的幻想與夢境上，和各種幻象、各種幽靈既親密又鬥爭，從中為自己汲取營養。孕育這種現代主義成長的奇異現實，以及這種現代主義的運行和生存所面臨的無法承受的壓力，給這種現代主義灌注了無所顧忌的熾熱激情。」[1]這種激情能量是西方先進國家的現代主義所難望其項背的。

這樣一種「截短的扭曲的現代化經驗」所激發出來的驚人創作能量，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南美洲的文學與繪畫是另一大綻異彩的典範。

 俄羅斯與中南美洲的「欠發達的現代主義經驗」提供了非西方國家與第三世界一個青出於藍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