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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沒落vs.中國的崛起
2013/05/23 00:50:06瀏覽926|回應0|推薦4

「自由人」到「倫理人」:「西方」的沒落vs.「中國」的崛起

       (選自  路況 著《王子-從馬基維利「君王論」回到孔孟「王道」》)

 

古代政權」以「德行」為原則,以「領導人/人民」為架構,形成「共和主義」之民主政體,指向一種「倫理人」(ethic man)之理念。

「現代政權」以「權利」為原則,以「個人/體制」為架構,形成「自由主義」之民主政體,指向一種「自由人」(free man)之理念。

 而這個現代「自由人」其實是一個遵循「自然權利」的「自然人」,一個但知「自保」與「占有」的「現代楊朱」!

楊朱宣言:「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正呼應了洛克《政府論第二篇》:「每個人對他自己的人身(person)享有一種所有權,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沒有這種權利。」二者皆是以「身體之私有化」為模型的「占有型個人主主義」。此「私有化身體」模型之「人身」概念,構成了現代私法體系之「法人」概念!自由主義民主作為一種「政體」(body politic),就是為了保障此「私有化身體」之「人身」與「法人」所形成的一個「契約」與「法治」之「共同體」(body common)

 

                        

 

 

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高舉「理性主義」之大旗,其實仍是為「自然權利」與「社會契約論」搖旗吶喊。「理性」並非真正的主體,「自私自利」的欲望才是終極的動機與目的,所謂「理性主義」只是服務於「欲望法則」的工具與手段。所以啟蒙運動將「理性」規定為一種「工具理性」與「功利理性」,並發現數學與科技是最有效的計算工具與操作手段!換言之,啟蒙理性主義就是以「科技」為模型與手段,來打造一個「社會契約」平台(自由市場、國家機器),通過它,「自然權利」的「占有型個人主義」成為一種可以精準計算與操作的「功利型個人主義」!

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雖然高舉反啟蒙、反理性之大旗,其實並未超越「占有型個人主義」之思考框架,個人之自由與權利仍是最高原則,只是自由與權利之內涵從「個人利益」之追求轉換為「主觀情感」之表現與想像,於是「功利型個人主義」轉換為「表現型個人主義」,「自我保存」原理從「自私」升華成為「自戀」。「自戀」成為一種更深刻的「自我保存」之「占有」形式,浪漫主義之「表現型個人主義」是「占有型個人主義」的美學化、情感化、私密化、自戀化

於是我們看到西方現代社會「理性化」之真實全貌:「理性」只是「工具」與「手段」,真正的「動機」與「目的」是「自私」與「自戀」。所謂「理性化」就是「工具理性」與「技術理性」之組織化、體制化、系統化,一個人為構造的「社會契約」平台:正如社會學家帕深思所說的「個人主義的體制化」與「體制化的個人主義」。現代世界體系就是環繞著「自私」與「自戀」之核心動機,通過「理性化」之設置,而啟動運轉的龐大市場機制與國家官僚機器:洛克的「私有化個體」與霍布斯的「利維坦」機器奇異組合之大系統!

此環繞著「自私/自戀」盲目空轉之「理性化」系統,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美式消費社會,更進一步發展為盧梭所說的「自驕虛榮」(amour propre),形成一個窮奢極侈,勞民傷財的「虛榮浪費」系統!我們將看到,美式消費主義之「自驕虛榮」是對「人民主權」與「文化領導權」的一種虛假的替代方案!整個美式消費社會作為一個荒謬浪費的「虛榮」系統,可謂資本主義式之「誇富宴」(Potlatch)

在這美式「誇富宴」上,「現代楊朱」之「自由人」只做三件事:賺錢營利,研發科技,消費娛樂,並以這三件事來自驕驕人,笑傲全球!「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就是美式消費主義之「誇富宴」統治主導全世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君王論》問世的這五百年,可視為「自由人」之現代楊朱政權崛起壯大與發展轉化的完整實驗過程。五百年剛好讓這個「自由人」體系在「個人主義/法治體制」架構中,從「啟蒙」到「浪漫」,從「自私」、「自戀」到「自驕虛榮」開展窮盡了它的所有可能性,有如整個「系統程式」都run了一遍,最終達至疲弊耗竭,腐敗崩壞的臨界點!一個只知「賺錢營利,研發科技,消費娛樂」的「現代楊朱」,必將走向腐敗沉淪,幻滅破產!

誰是「自由人」?他就是尼采所說的「最後一人」(the last man):西方「自由人」歷經五百年之盛衰興亡窮盡了所有的可能性,終於成為回天乏術的「最後一人」

所以尼采宣稱:這個「最後一人」必須被超越!超越「最後一人」的就是「超人」,「超人」就是「最後一人」永遠無法理解的「領導人」,永遠無法想像的「王者之風」!尼采提出「超人」學說,也是在疾呼召喚: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西方的沒落」就是「自由人」之腐敗沉淪,「最後一人」之幻滅破產!當代政治的「古與今之爭」可界定為:「自由人」之腐敗(corruption of the free manvs.「倫理人」之復興(renaissance of the ethic man)!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吾人今日面臨的狀況,可類比於五百年前馬基維利在義大利與佛羅倫斯面臨的狀況:都碰巧走到一個政治上「古與今之爭」的臨界點!但是今日之方向和馬基維利剛好相反:馬基維利面對的是古代「倫理人」的衰頹敗亡以及現代「自由人」的孕育誕生!吾人今日面對的則是現代「自由人」之沉淪幻滅以及另一種「倫理人」之復興再生。

 (「倫理人」與「自由人」之對揚,黑格爾有最經典之表達:「倫理實體」(ethic substance, Sittilichkeit)與「自由主體」之對揚。「現代性」就是傳統社會的「倫理實體」走向啟蒙理性主義之「自由主體」,從傳統習俗倫理「共同體」之「在其自己」走向現代個體之主觀自我意識之「為其自己」。但吾人反對黑格爾之「辯證法」將此一發展轉換過程都化約為自我否定與揚棄,對立與矛盾的辯證法公式。正如斯賓諾莎之名言:「和平並不等於戰爭之闕如。」一件事物並不能只從另一事物之否定而產生。「自由主體」並非產生於「倫理實體」之否定,要重新肯定「倫理實體」亦非僅只是否定「自由主體」!)

 

相對於「西方的沒落」,今日世界的另一趨勢就是「中國的崛起」!

西方的沒落已是一個「事實」,更好說,是一種「現狀」(status quo)。中國的崛起則只是一個「可能」與「潛能」。

全球性的經濟衰退,民主倒退,人文式微,人們越來越喪失思考力與人文素養的普遍弱智與智障狀態,這種種徵兆都在在見證著「西方的沒落」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現狀」,西方「自由人」已成為回天乏術的「最後一人」!相對於此,如果中國的崛起只是在重複西方的「自由人」理念,那不是在重蹈覆轍,緊追著西方腳步成為下一個「最後一人」

這齣「西方的沒落vs.中國的崛起」的世紀大戲碼如果要有看頭、有新意,當表現為「自由人之腐敗vs.倫理人之復興」!中國的崛起必須超越「自由人」之腐敗現狀,指向另一種「倫理人」復興再生之可能性!

  上個世紀,五四運動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判定儒家思想是封建遺毒,有礙於民主與科學的發展,乃高呼「打倒孔家店」與「全盤西化」。

  五四之後的新儒家則追問:如何從儒家思想開出民主與科學?

0年代,伴隨著東亞四小龍之經濟奇蹟,台灣學界興起之「韋伯熱」更一度追問:儒家倫理是否類似西方近代之新教倫理,提供了促進資本主義發展之精神動力?

時至今天,五四運動,新儒家,韋伯熱等「問題意識」皆已過時,今日如果要重提孔孟儒學,必須重新設定基本的「問題意識」。

今日的提問方式不再是:從儒家思想是否可以開出西方的民主、科學與資本主義

而是:面對西方的民主、科學與資本主義偏差發展之弊端危機與盲點局限,儒家思想是否可以提供解決對治之道,指出另一種理念方向與願景出路?

 

我們已看到,民主、科學與資本主義之弊端危機可歸結為「自由人」之腐敗沉淪,「現代楊朱」一昧追求「賺錢營利」,「研發科技」,「消費娛樂」之虛榮「誇富宴」,而完全喪失了真正的「德行」、「倫理」與「文化」!

 

就西方本身之發展脈絡而言,建立在「自然權利」之上的「自由主義民主」已走到盡頭,有待召喚復興另一種建立在「自然法」之上的「共和主義民主」!

我們已看到,孔孟的王道思想可視為一種中國式的「共和主義」與「自然法」學派。基本差別在於,西方的「自然法」學派認為「德性」外在於「人性」,將「德性」之基礎建立在某種「超越性」之根據上。孔孟儒學則認為「德性」就內在於「人性」,而非從外在強加於人性之上:「我固有之也,非由外爍我也!」「人性」則體現於日常的人倫關係,人倫關係則以家庭為基本模型,如孟子說的:「舜察於庶物,明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以政治就是內在於人性人倫之中去致力於人民之共同善,而非遠離人性人倫的「超越性」追求,如孔子說的:「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西方則總是將「德行/德性」之基礎訴諸某種超乎「人性」與「人倫」之外的「神性」或「超越性」,直至尼采的「超人」,仍指向「人性」與「人倫」之超越!

  另一重要差別則在於「自然法」之思考方式:西方「自然法」學派是以「法律」與「立法」為基本思考模型,故將「德性」理解為抽象形式之「法則」與「理型」,超越於人性之上。孔子、孟子肯定「性相近,習相遠」,故亦肯定「人性=德性」之普遍性,但並不將此「普遍性」理解為抽象形式之「法則」與「理型」,而是理解為整體之「道」與具體之「典範」。故孔孟儒學之基本思考模型是「制禮作樂」之文化典範創立!

  抽象形式之「法則」與「理型」可以成就一種「法治民主」。「制禮作樂」之文化典範創立則指向一種「王道民主」!「法治民主」只能塑造個人主義自我中心之「自由人」,「王道民主」才能塑造真正「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倫理人」與「文化人」!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在「西方的沒落」與「中國的崛起」之間,台灣在哪裡呢?

2011年,「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但海峽兩岸關於「民國百年」之紀念慶祝活動幾乎都交了白卷!為什麼呢?因為兩岸關於「民國」的論述思考均未達至「理念」層次,所以都相當乏善可陳。大陸學界還做了些史料整理與歷史翻案文章,台灣則完全交了白卷!

箇中關鍵,就在於兩岸知識界對於「民主」之理解皆未超越自由主義之視野格局。大家都忘了「中華民國」這個國名,R.O.C,「民國」就是republic,就是「共和國」!今日一談到「民主」,但知有「自由主義」,已無人聽聞「共和主義」為何物!「民國百年」之紀念慶祝,就是以「自由主義」之觀念框架來探討「民國」之意義,當然完全看不到「民國」原本所蘊含的「共和國」內涵,這等於是「文不對題」或「答非所問」,這樣的「民國百年」想不交白卷也難!

孫中山不是自由主義者,而是一個共和主義者。在中國最早使用「共和」一詞,宣揚革命的目標就是建立「共和國」。「余以人群自治為人群之級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國民黨成立宣言〉:「今夫國家之所以立,蓋不外乎國民之合成心力。其統治國家之權力,與夫左右此統治權力之人,亦恆存乎國民合成心力之主宰而綱維之。

孫中山所說之「民權」亦非「公民個人之私權利」:「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要先知道什麼是民。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所以權與力實在是相同的,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政權。」「把民與權和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徐宗立《共和的法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58-9)

由此可見,孫中山之「民權」概念實近於盧梭之「人民主權」。而孫中山之區分「政權」與「治權」,亦如盧梭之區分「主權」與「政府」。吾人以為,「領導權」(hegemony)一詞較「治權」與「政府」更為妥貼適切與廣泛周延,故建議代之以「主權」與「領導權」之區分,或「人民主權」與「文化領導權」之區分。

孫中山本人雖為基督徒,但對於「創建民國」此一偉大事件,卻是有自覺的遙承儒家之「道統」意識。在題為〈國民黨成立宣言〉之演講就指出:

 

  人或云共和政治不適於中國,此不量情勢之言耳。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也。(徐宗立,24-5)

此自覺性的立國姿態設定了「中華民國」之「建國」理念與精神:同時是西方「共和」理念之移植轉化與孔孟「王道」精神之繼承復興,誠如宋儒張載之千古名言: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而在「西方的沒落」與「中國的崛起」之間,台灣在哪裡呢?台灣原本有機會以「中華民國」的「共和」理念與「王道」精神之繼承人自居,而成為推動引領「中國文藝復興」之火車頭,如同佛羅倫斯是推動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火車頭,面對西方「自由人」之腐敗墮落,樹立另一種「王道民主」之前衛先鋒的「倫理人」典範!

遺憾的是,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改革完全偏向「自由主義化」與「資本主義化」,而遺忘丟棄了「中華民國」立國原本所蘊含的「共和」理念與「王道」精神。台灣從七0年代到八0年代創造了「資本主義化」的「經濟奇蹟」,在八0年代末終結戒嚴體制與一黨獨大,建立了言論自由,政權和平轉移之「自由主義」式的「法治民主」。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台灣迅速成為一個經濟繁榮,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的現代化國家,卻在九0年代後半迅速走向腐敗墮落。

台灣的「經濟奇蹟」與「民主成就」的快速腐敗證明了一點:只有資本主義之經濟發展是不夠的,只有自由主義之民主法治也是不夠的,沒有真實的「德行」與「文化」,經濟發展與民主法治亦難以持續發展,反而會快速腐敗崩壞,轉眼成為明日黃花!

台灣的「腐敗」還提示另一重大意義。當中國大陸與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充斥嚴重的「貪污」現象,台灣雖亦有「貪污」,但整體而言不算嚴重,因為台灣已建立一套法治制度之客觀運作。台灣之「腐敗」狀況,重點不在「貪污」。就此而言,台灣提供了「腐敗的政治人類學」一個田野調查上更高級的範例樣本,證明「腐敗」並不能等於「貪汙」,「貪汙」只是最低層次之「腐敗」,台灣的「腐敗」是遠超乎「貪污」層次的一種更高級的「腐敗」形式,此更高級之「腐敗」是一種「文化」與「精神」層次上的「腐敗」,正如尼采所說的「頹廢」!所以,相應於「腐敗」的政治人類學,存在著一種「頹廢」的文化人類學。台灣當然也提供了「頹廢」的文化人類學一個田野調查的反面活教材。

台灣政治之「腐敗」與台灣文化之「頹廢」可總結為一個基本問題:「文化領導權」之喪失!一方面,所謂的「中華民國」作為一個「主權體」已喪失了它所以立國的「共和」理念與「王道」精神,換言之,「中華民國」這個名字已喪失了足以號召凝聚人心的「文化領導權」;另一方面,台獨運動以「台灣主權獨立」之名摧毀了「中華民國」的「文化領導權」,卻完全沒有能力建立另一套屬於「台灣共和國」的「文化領導權」!

我們將看到,「文化領導權」包含兩個要素:「理念」與「領導人」,已然資本主義化與民主法治化的台灣為什麼會快速腐敗崩壞?就是既喪失了「理念」,更缺乏真正的「領導人」!台灣的腐敗正是曾子所說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總結而言,台灣之腐敗敗在兩個「共和國」的沉淪:一個是已然存在的「中華民國」已完全遺忘「民國」就是「共和國」,完全喪失「共和國」立國理念。「中華民國」的傳人「國民黨」已成尸位素餐,麻木不仁之昏庸官僚;一個是尚未存在的「台灣共和國」,雖名為「共和國」,但台獨運動完全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國」理念。「台灣共和國」的傳人「民進黨」乃發展為「區別敵友,黨同伐異」之鬥爭「黨工」!

在「西方的沒落」與「中國的崛起」之間,台灣在哪裡呢?面對「自由人的腐敗vs.倫理人的復興」這場世紀大戲,台灣提供了一則自由人快速腐敗崩壞」之警世寓言,成為「腐敗的政治人類學」與「頹廢的文化人類學」一個田野調查的範例樣本與活教材!面對台灣幾近無望的快速腐敗崩壞,也只能重複曾子之概嘆:「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若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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