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相對於「西方的沒落」，今日世界的另一趨勢就是「中國的崛起」！

西方的沒落已是一個「事實」，更好說，是一種「現狀」(status quo)。中國的崛起則只是一個「可能」與「潛能」。

全球性的經濟衰退，民主倒退，人文式微，人們越來越喪失思考力與人文素養的普遍弱智與智障狀態，這種種徵兆都在在見證著「西方的沒落」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現狀」，西方的「自由人」已成為回天乏術的「最後一人」！相對於此，如果中國的崛起只是在重複西方的「自由人」理念，那不是在重蹈覆轍，緊追著西方腳步成為下一個「最後一人」？

這齣「西方的沒落vs.中國的崛起」的世紀大戲碼如果要有看頭、有新意，當表現為「自由人之腐敗vs.倫理人之復興｣！中國的崛起必須超越「自由人」之腐敗現狀，指向另一種「倫理人」復興再生之可能性！

  上個世紀，五四運動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判定儒家思想是封建遺毒，有礙於民主與科學的發展，乃高呼「打倒孔家店」與「全盤西化」。

  五四之後的新儒家則追問：如何從儒家思想開出民主與科學？

八0年代，伴隨著東亞四小龍之經濟奇蹟，台灣學界興起之「韋伯熱」更一度追問：儒家倫理是否類似西方近代之新教倫理，提供了促進資本主義發展之精神動力？

時至今天，五四運動，新儒家，韋伯熱等「問題意識」皆已過時，今日如果要重提孔孟儒學，必須重新設定基本的「問題意識」。

今日的提問方式不再是：從儒家思想是否可以開出西方的民主、科學與資本主義？

而是：面對西方的民主、科學與資本主義偏差發展之弊端危機與盲點局限，儒家思想是否可以提供解決對治之道，指出另一種理念方向與願景出路？

我們已看到，民主、科學與資本主義之弊端危機可歸結為「自由人」之腐敗沉淪，「現代楊朱」一昧追求「賺錢營利」，「研發科技」，「消費娛樂」之虛榮「誇富宴」，而完全喪失了真正的「德行」、「倫理」與「文化」！

就西方本身之發展脈絡而言，建立在「自然權利」之上的「自由主義民主｣已走到盡頭，有待召喚復興另一種建立在「自然法」之上的「共和主義民主」！

我們已看到，孔孟的王道思想可視為一種中國式的「共和主義」與「自然法」學派。基本差別在於，西方的「自然法」學派認為「德性」外在於「人性」，將「德性」之基礎建立在某種「超越性」之根據上。孔孟儒學則認為「德性」就內在於「人性」，而非從外在強加於人性之上：「我固有之也，非由外爍我也！」「人性」則體現於日常的人倫關係，人倫關係則以家庭為基本模型，如孟子說的：「舜察於庶物，明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以政治就是內在於人性人倫之中去致力於人民之共同善，而非遠離人性人倫的「超越性」追求，如孔子說的：「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西方則總是將「德行/德性」之基礎訴諸某種超乎「人性」與「人倫」之外的「神性」或「超越性」，直至尼采的「超人」，仍指向「人性」與「人倫」之超越！

  另一重要差別則在於「自然法」之思考方式：西方「自然法」學派是以「法律」與「立法」為基本思考模型，故將「德性」理解為抽象形式之「法則」與「理型」，超越於人性之上。孔子、孟子肯定「性相近，習相遠」，故亦肯定「人性=德性」之普遍性，但並不將此「普遍性」理解為抽象形式之「法則」與「理型」，而是理解為整體之「道」與具體之「典範」。故孔孟儒學之基本思考模型是「制禮作樂」之文化典範創立！

  抽象形式之「法則」與「理型」可以成就一種「法治民主」。「制禮作樂」之文化典範創立則指向一種「王道民主」！「法治民主」只能塑造個人主義自我中心之「自由人」，「王道民主」才能塑造真正「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倫理人」與「文化人」！

五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在「西方的沒落」與「中國的崛起」之間，台灣在哪裡呢？

2011年，「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但海峽兩岸關於「民國百年」之紀念慶祝活動幾乎都交了白卷！為什麼呢？因為兩岸關於「民國」的論述思考均未達至「理念」層次，所以都相當乏善可陳。大陸學界還做了些史料整理與歷史翻案文章，台灣則完全交了白卷！

箇中關鍵，就在於兩岸知識界對於「民主」之理解皆未超越自由主義之視野格局。大家都忘了「中華民國」這個國名，R.O.C，「民國」就是republic，就是「共和國」！今日一談到「民主」，但知有「自由主義」，已無人聽聞「共和主義」為何物！「民國百年」之紀念慶祝，就是以「自由主義」之觀念框架來探討「民國」之意義，當然完全看不到「民國」原本所蘊含的「共和國」內涵，這等於是「文不對題」或「答非所問」，這樣的「民國百年」想不交白卷也難！

孫中山不是自由主義者，而是一個共和主義者。在中國最早使用「共和」一詞，宣揚革命的目標就是建立「共和國」。「余以人群自治為人群之級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國民黨成立宣言〉：「今夫國家之所以立，蓋不外乎國民之合成心力。其統治國家之權力，與夫左右此統治權力之人，亦恆存乎國民合成心力之主宰而綱維之。」

孫中山所說之「民權」亦非「公民個人之私權利」：「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要先知道什麼是民。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所以權與力實在是相同的，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政權。」「把民與權和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徐宗立《共和的法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58-9)

由此可見，孫中山之「民權」概念實近於盧梭之「人民主權」。而孫中山之區分「政權」與「治權」，亦如盧梭之區分「主權」與「政府」。吾人以為，「領導權」(hegemony)一詞較「治權」與「政府」更為妥貼適切與廣泛周延，故建議代之以「主權」與「領導權」之區分，或「人民主權」與「文化領導權」之區分。

孫中山本人雖為基督徒，但對於「創建民國」此一偉大事件，卻是有自覺的遙承儒家之「道統」意識。在題為〈國民黨成立宣言〉之演講就指出：

　　人或云共和政治不適於中國，此不量情勢之言耳。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也。(徐宗立，24-5)

此自覺性的立國姿態設定了「中華民國」之「建國」理念與精神：同時是西方「共和」理念之移植轉化與孔孟「王道」精神之繼承復興，誠如宋儒張載之千古名言：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而在「西方的沒落」與「中國的崛起」之間，台灣在哪裡呢？台灣原本有機會以「中華民國」的「共和」理念與「王道」精神之繼承人自居，而成為推動引領「中國文藝復興」之火車頭，如同佛羅倫斯是推動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火車頭，面對西方「自由人」之腐敗墮落，樹立另一種「王道民主」之前衛先鋒的「倫理人」典範！

遺憾的是，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改革完全偏向「自由主義化」與「資本主義化」，而遺忘丟棄了「中華民國」立國原本所蘊含的「共和」理念與「王道」精神。台灣從七0年代到八0年代創造了「資本主義化」的「經濟奇蹟」，在八0年代末終結戒嚴體制與一黨獨大，建立了言論自由，政權和平轉移之「自由主義」式的「法治民主」。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台灣迅速成為一個經濟繁榮，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的現代化國家，卻在九0年代後半迅速走向腐敗墮落。

台灣的「經濟奇蹟」與「民主成就」的快速腐敗證明了一點：只有資本主義之經濟發展是不夠的，只有自由主義之民主法治也是不夠的，沒有真實的「德行」與「文化」，經濟發展與民主法治亦難以持續發展，反而會快速腐敗崩壞，轉眼成為明日黃花！

台灣的「腐敗」還提示另一重大意義。當中國大陸與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充斥嚴重的「貪污」現象，台灣雖亦有「貪污」，但整體而言不算嚴重，因為台灣已建立一套法治制度之客觀運作。台灣之「腐敗」狀況，重點不在「貪污」。就此而言，台灣提供了「腐敗的政治人類學」一個田野調查上更高級的範例樣本，證明「腐敗」並不能等於「貪汙」，「貪汙」只是最低層次之「腐敗」，台灣的「腐敗」是遠超乎「貪污」層次的一種更高級的「腐敗」形式，此更高級之「腐敗」是一種「文化」與「精神」層次上的「腐敗」，正如尼采所說的「頹廢｣！所以，相應於「腐敗」的政治人類學，存在著一種「頹廢」的文化人類學。台灣當然也提供了「頹廢」的文化人類學一個田野調查的反面活教材。

台灣政治之「腐敗」與台灣文化之「頹廢｣可總結為一個基本問題：「文化領導權」之喪失！一方面，所謂的「中華民國」作為一個「主權體」已喪失了它所以立國的「共和」理念與「王道」精神，換言之，「中華民國」這個名字已喪失了足以號召凝聚人心的「文化領導權」；另一方面，台獨運動以「台灣主權獨立」之名摧毀了「中華民國」的「文化領導權」，卻完全沒有能力建立另一套屬於「台灣共和國」的「文化領導權」！

我們將看到，「文化領導權」包含兩個要素：「理念」與「領導人」，已然資本主義化與民主法治化的台灣為什麼會快速腐敗崩壞？就是既喪失了「理念」，更缺乏真正的「領導人」！台灣的腐敗正是曾子所說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總結而言，台灣之腐敗敗在兩個「共和國」的沉淪：一個是已然存在的「中華民國」已完全遺忘「民國」就是「共和國」，完全喪失「共和國」之立國理念。「中華民國」的傳人「國民黨」已成尸位素餐，麻木不仁之昏庸官僚；一個是尚未存在的「台灣共和國」，雖名為「共和國」，但台獨運動完全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國」理念。「台灣共和國」的傳人「民進黨」乃發展為「區別敵友，黨同伐異｣之鬥爭「黨工」！

在「西方的沒落」與「中國的崛起」之間，台灣在哪裡呢？面對「自由人的腐敗vs.倫理人的復興」這場世紀大戲，台灣提供了一則「自由人快速腐敗崩壞」之警世寓言，成為「腐敗的政治人類學」與「頹廢的文化人類學」一個田野調查的範例樣本與活教材！面對台灣幾近無望的快速腐敗崩壞，也只能重複曾子之概嘆：「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若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