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 路況《王子-從馬基維利「君王論」回到孔孟「王道」》

1自由主義之「法治民主」保障了「個人權利」與「體制運作」，卻排斥解消了「人民主權」與「文化領導權」。

2 民主有兩種：古代的「共和主義」與現代的「自由主義」！當代政治的根本貧乏就是：「自由主義民主」已然腐敗沉淪，耗竭窮盡，但身在其中的人們卻也喪失了「另一種民主」的想像，偏狹地將「民主」等同於「自由主義」，只能以「個人」為主體，而完全遺忘了「民主」還有另一個名字叫「共和主義」，還有另一種以「人民」為主體的「共和主義民主」！

3 只是保障個人之自由與權利是不夠的，「個人權利/法治體制」之政治架構並無法窮盡「民主」之內涵，更不能充分開展「人性」之向度。個人權利與法治體制只是實現「民主」之「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而非「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以言論自由為例。言論自由作為民主社會之基本條件，其最終目的應是為了產生有內容，有意義，有思想之言論。而很明顯的，在今日大多數的民主國家，從歐洲、美國、日本到台灣，「言論自由」不但未能產生有意義，有思想之言論，反而是大量製造陳腔濫調之空洞口水，窮極無聊之低俗八卦！正如存在哲學家雅斯培所說的：「人類把從前好不容易掙來的自由，花費在無用的事物上，變成了空洞的自由。」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自由」只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形式，卻無法提供任何實質的內容。就如同一個自由開放的舞台，並不能保證舞台上演出的節目必然精采有內容！更深一層言之，「自由」只是「人性」開展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自由」只是「形式」，真正的「內容」是基於「人性」與「倫理」所開展實現的各種「德行」之實踐與「文化」之創造。簡言之，「自由」只是「形式」，需有「德行」與「文化」來充實提升其「內容」，否則，就如同今日的言論自由只是製造空洞低俗的口水與八卦。

4 自由主義以「個人之自由」為最高原則，但「個人之自由」並無法窮盡人性之內涵與向度。人性之充分開展不能滿足於個人自我主之觀層面，亦不在於體制層面之客觀運作，更不在於個人與體制之抽象關係中。人性之充分開展須在人與人「面對面」之人倫關係中，體現各種德行與人文之價值，帶來人民的共同福祉與集體的自我提昇！人性之充分開展不在「個人」與「體制」之抽象關係，而在「人民」相互之間，以及「人民」與「領導人」之間「面對面」的人倫關係中！人性之充分開展就是一個在人倫關係中的「德行」實踐過程，使「人性」成為「德性」。

5 自由主義只承認兩種「權力」：「個人權利」與「體制運作」，而看不到「領導人」的力量與「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盧梭稱之為「主權」(sovereignty)。「領導人」的力量，葛蘭西稱之為「領導權」(hegemony)。「主權」必然是人民之力量集結而成之「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領導權」則必然是非武力強制之「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一種「道德與思想的領導」(moral and intellectual lesdership)，如儒家所說的「以德服人」與「以理服人」。而在自由主義之民主架構中，保障了「個人權利」與「法治體制」之客觀運作，卻排斥解消了「人民主權」與「文化領導權」！相對於此，我們將看到存在著屬於「人民主權」與「文化領導權」的「另一種民主」之可能性，吾人稱之為「王道民主」！ 牟宗三有一著名論點：中國文化是理性的「內容」表現與「作用」表現，西方文化則是理性的「架構」表現與「形式｣表現。延伸牟氏論點，可以這麼說，「自由主義」的「法治民主」只是「民主」的「架構」表現與「形式｣表現；「共和主義」的「王道民主」才是「民主」的「內容」表現與「作用」表現！簡言之，「法治民主」只是一種「必要條件」之「形式民主」，「王道民主」才是「充分條件」之「內容民主」！

6 正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快速腐敗反顯出自由主義的盲點與局限不足。首先就是「法治萬能」之迷思，認為「政治」可以完全化約為「法治體制」之客觀運作。而無論馬基維利或孔孟，皆看到一個政體長治久安之基礎不只在「法治體制」，還需要其他因素。再次引述馬基維利：「人民之善良風俗需要法律來支持，法律之遵循亦需人民之善良風俗有以致之。而當人民腐敗變壞，不存在任何法律與體制足以診治此一”普遍腐敗”狀態。」「法治體制」固然重要，但並不能取代「人民之善良風俗」！何謂「人民之善良風俗」？無非就是人心對德行之嚮往所形成之風氣與傳統。所以善良風俗之形成就是一種「德治」。自由主義之謬誤就是認為可以完全以「法治」來取代「德治」，以法治體制之客觀運作來取代人心對德行之嚮往。台灣民主化的快速腐敗就在於建立了法治體制，卻喪失了人心對德行之嚮往，更摧毀解消了良好的風氣與傳統！整個法治體制之運作乃成為行政化、官僚化、形式化之龐大內耗空轉！

7 吾人區分「法治民主」與「王道民主」，作為民主之「必要條件」與「充分條件」，可以扁案為例。陳水扁因貪汙而被判刑入獄，表示台灣已然實現「法治民主」，可以做到「總統犯法與庶民同罪」，實現了民主最起碼之「必要條件」。但很明顯的，吾人對民主之要求，絕不僅止於「總統若濫權貪污，必予以法律制裁」之最起碼條件。民主之充分實現開展，應是總統與政府可以充分行使人民所委託授權之權力，用來造福人民，提升人民之德性與能力。

8「人民主權」與「文化領導權」之區分，相當於盧梭的「主權」與「政府」之區分，孫中山的「政權」與「治權」之區分，牟宗三的「政道」與「治道」之區分。孫中山之基本界定：「政是眾人之事，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權；政權可以說就是民權。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治權可以說就是政府權。」吾人發現，「領導權」一詞較之「政府」或「治權」更為準確與貼切。因為，「領導」(leadership)不等於「統治」(domination)或「治理」(government)，更非「行政」與「管理」。

9 盧梭認為「主權」之表現主要是透過「立法權」，而將「行政權」歸於「政府」。此說並不符合實情，在理論上亦難以站得住腳。因為現實存在的「政府」不只是行使「行政權」之總統府與內閣，亦包含行使「立法權」之「國會」或「立法院」。即使是一個人口只有幾百人的鄉村，亦不可能每個鄉民都能在「鄉民大會」中充分參與表決本鄉公共事務之法案與決議，仍須選出「鄉民代表」來代理行使「立法權」。盧梭企圖將「主權」與「政府」之區分完全歸結為「立法權」與「行政權」之區分，實難以成立。只能說「立法權」是人民意志之直接表達，所以最接近「主權」之行使，但「立法權」亦如「行政權」，並無法由「人民自己」直接行使，而需託付給「人民之代表」來代理行使。代理人民行使「主權」之「權力」，就叫做「領導權」。「領導權」就是人民所「授權」之「權力」，換言之，「領導權」是人民之「主權」之委託讓渡而形成的。所以當「領導權」之行使出問題時，人民有「權」收回「領導權」。即使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從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到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亦包含了從「主權」向「領導權」之讓渡轉換：「無產階級」與「人民民主」是「主權」問題，「專政」則是「領導權」問題。

10 「主權」與「領導權」之區分相當於「所有權」與「經營權」之區分，「董事」與「總經理」之區分。所以孫中山將之理解為一種「權能區分」原則：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並給了一個「形象化」的比喻：阿斗有權，諸葛有能。「主權」與「領導權」行使之理想狀態的確應是「阿斗有權，諸葛有能」。台灣的腐敗則可歸結為「人民無權，政府無能」。台灣的總統，立委，法官當然不夠格稱諸葛，台灣人民則的確已成扶不起的阿斗，因為台灣的「人民」已化整為零，變成原子化，私人化之「個體」，任由「體制」框限宰制。台灣已無真正的「人民」，亦無真正的「領導人」，只剩下零散「個人」的烏合之眾與僵化腐敗的「體制」。台灣的民主化走上自由主義之路，保障了「個人基本權利」與「法治體制」之客觀運作，卻使台灣喪失了「人民主權」與「文化領導權」，結果，台灣人民自甘淪為扶不起的阿斗，選出來的領導人都是冒牌諸葛亮，不是無能，就是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