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班雅明的「星座」概念(constellation)，《橙紅的早星》其實包含了一套「星座」方法學：它勾畫出一組「概念」的星圖，命名了一個「理念」的星座。這個星座的名字叫做「陳映真」，它所代表的「理念」就是「左翼中國」或「紅星中國」。「概念」是「特異性」(singularity)之「奇點」，「理念」是辯證統一之「整體性」(totality)。班雅明說，概念之特異點就如同描繪「性格」特徵之「端點」(extreme)，凸顯勾連這些「端點」即可勾畫出一種輪廓面貌之「精神類型」。趙剛藉由「左翼」與「男性」這兩個特異點去凸顯勾勒青年陳映真的精神輪廓與主體形象，進而逼顯出潛藏在背後的「紅星中國」之理念背景。題曰「橙紅的早星」正意味還不是「紅星」，而只是一個早熟的左傾青年的朦朧嚮往。記得小時候流行一句話「摧殘民族幼苗」，趙剛隨著陳映真重訪六0年代的鉤沉索隱、闡幽發微，就是重新發掘那過早萌芽的民族幼苗如何被打壓摧殘，掩埋遺忘的時代軌跡。
如何重訪與發掘呢？趙剛將青年陳映真界定為「寓言-懺悔錄時期」，其解讀方式亦可視為一廣義的「寓言閱讀法」，並可輕易連結到班雅明《德國哀悼劇之起源》的「寓言」美學。流行於巴洛克時代的「哀悼劇」揭示了一種「頹廢現代性」，包含三個環節「廢墟-寓言-憂鬱」：哀悼劇的世界是整體存在崩壞，斷垣殘瓦之「廢墟」狀態。「寓言」是相應於「廢墟」狀態的一種斷簡殘編，破碎迷離的「語言表徵」形式。面對「廢墟」者則是一種「哀莫大於心死」，萬念俱灰的憂鬱意識。我在〈班雅明的廢墟美學〉一文(見拙著《德勒茲•巴洛克•全球化》，唐山書局，2009)嘗指出巴洛克的「廢墟-寓言體」對於中國文學傳統並不陌生，杜甫的〈秋興〉八首，李義山的〈錦瑟〉、〈無題〉詩，《牡丹亭》，《桃花扇》，《紅樓夢》，直到張愛玲的《傳奇》皆屬之。現在這份文學史清單可再加上青年陳映真，其「寓言-懺悔錄時期」之憂悒頹廢迷離，風靡幾代文青，「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趙剛的解讀誠乃最佳「鄭箋」。

其實中國文學傳統中「廢墟-寓言體」的源頭可回溯至《詩經》〈黍離〉：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愁！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解讀「廢墟-寓言體」之關鍵就在於發掘出「此何人哉」之「心憂」與「何愁」！吾人發現趙剛的「寓言閱讀法」蘊涵了兩套方法論架構：
第一個方法論架構就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論世」。一般論者多視之為歷史考據派的作者論批評模式：要理解作品之意義須先理解作者之意圖(「以意逆志」)，要理解作者之意圖須先理解作者之生平事蹟與時代背景(「知人論世」)。
作品意義→作者意圖→時代背景
吾人嘗試提出另一套超越歷史考據派的「以意逆志，知人論世」模式。解套的關鍵就在於孔夫子所說的「志於道。」暫且不論「道」的具體內涵，「道」必然是指高遠宏大之理想與理念。所以，志於道之「志」絕非個人自我考量的一己私心利欲，而是企盼高遠宏大理想之「大志」與「高志」，如盧梭的general will，或尼采的grand will。也唯有如此之「大志」與「高志」才當得起「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也才值得後世讀者透過文本去「以意逆志」，因為通過此「志」可以通向「道」。而真正的「道」必然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無論是孔孟之道，基督之道或馬克思之道。通過「大道」所達到的「知人論世」當然指向一種超越個人自我層次之「時代精神」與「世界觀」。
趙剛解讀〈悽慘無言的嘴〉寫道：「陳映真從己出發，但並不停留在一己，他要一通天下之氣，把自己和一個更大的人間世推聯起來。…他不是從他的一朝之患而是從他的終身之憂，去定錨所要書寫的感受與經驗。陳映真之所以不同於「現代主義」，就在這個「道德層面」上。」(117)
詮釋小說中的孤獨左翼青年：「因為「我」常會發出一種令我自己為之心驚的大頭病，好比紅旗版的「登車攬轡，概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這個志願或是理想本身又是無路可行、無人可說，真要偶而說溜了嘴，那就要被「棄市」了。」(123)
所以，「以意逆志」的最高宗旨應是《易傳》所說的：「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天下之志」相當於盧梭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吾人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論世」之新模型：

作品意義→作者之志→公共意志→時代精神/世界觀

使「作者之志」得以通向「公共意志」者就是「道」，趙剛「以意逆志」所逼顯的「志」正是「志於馬克思之道」的「左翼政治意志」，一種紅旗版的「天下之志」。也唯有肯定此一「左翼政治意志」，青年陳映真的「寓言-懺悔錄」才不只是哀悼劇式「懷憂喪志」的「頹廢書寫」，更指向一種「以通天下之志」的「左翼書寫」，而可進一步開展出「社會批判時期」與「歷史救贖時期」。

第二個方法論架構就是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所揭示的「被壓抑者的回返」(return of the repressed)。「被壓抑者」就是觸犯社會禁忌，被壓抑成為無意識的原始欲望。而原欲是一種能量，雖被壓抑而不得宣洩，但並不就此消失，而是尋求各種替代性的宣洩表達，此之謂「被壓抑者的回返」。「夢」就是「被壓抑者回返」之主要管道。存在著一種「夢機制」(dream work)，為了避過檢查機制，將禁忌的欲望置入各種扭曲變形，偽裝替代的表現形式，有如攜帶違禁品，須加以偽裝掩飾，才能通過海關檢查。乃有一幕幕光怪陸離的夢場景，連做夢者自己都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在趙剛的寓言閱讀法中，此「夢的解析」模式被置入一更廣闊的「社會-政治-文化」脈絡。「被壓抑者」成為「紅星中國理念」之「左翼政治意志」，「檢查機制」成為冷戰時代「兩岸分斷體制」之「白色恐怖」，「夢機制」成為陳映真小說本身之寓言手法。職是，趙剛的閱讀要破解兩重機制，一是白色恐怖的「檢查機制」如何壓抑禁制左翼政治意志，一是陳映真之小說寓言手法作為一「夢機制」如何以各種扭曲變形，支離破碎之表現手法來偽裝掩飾左翼政治意志。通過此兩重機制之破解，乃得以勾畫出六0年代台灣的左翼政治主體作為「被壓抑者回返」的隱密曲折軌跡。
此處還有一微妙連結，那就是：政治意志與男性情欲是循環互補，相互印證的。所以性愛的啟蒙與冒險與政治的啟蒙與冒險可以同時發生，並行互濟。如〈蘋果樹〉的左翼文青林武治君「因吃了一個似乎更不倫的禁果，反而獲得了重新整理自我、了解自我的智慧與勇氣，對幸福之為物或「社會主義福音」，到具有身體實感的信仰的認識轉變，從而使追求幸福的意志變得更堅定。」(79)
為什麼性愛的啟蒙冒險與成長同時也就是政治的啟蒙冒險與成長呢？陳映真與趙剛皆未直接回答。吾人嘗試提出一簡單理論模型：性愛與政治皆是走出自我，與他人連結聯合的一種存在之努力。英文中的body既指「身體」，亦指「政體」。性愛的結合與政治的團結皆指向一種跨越自我的「共體」(common body)之形成。所以性愛與政治都是主體構成的基本模式與條件，性愛主體與政治主體具有同質性與同構性。
此一「性愛-政治」之「共體-主體」當然只是一左翼理想，置身現實歷史之冷戰戒嚴體制，必然遭到禁制打壓。「被壓抑者的回返」就是被壓抑的左翼政治意志以性欲方式之回返。遭壓抑禁制之政治意志，轉而尋求性欲的替代性滿足，而性欲之終究無法滿足更反證政治意志之不可能性。所以，「左翼政治主體」之啟蒙成長成為一則「左翼男性主體」的「政治-愛欲」寓言，同時是不可能的政治與不可能的性愛的雙重壓抑與挫敗，「被壓抑者的回返」乃表現為左翼男性主體頹廢迷離的「愛與死之歌」，或苟且沉淪，或自殺，或瘋狂。

  記得在戒嚴年代的中學時期，流行「三色」禁書：黃色小說即色情春宮，俗稱「小本的」；灰色小說宣揚人生悲觀絕望，紅色小說散播共產主義馬列邪說。於今視之，青年陳映真的「寓言-懺悔錄」可說是以「灰色」與「黃色」的夢幻寓言手法來掩飾偽裝的「紅色小說」。弔詭的是，解嚴後的台灣，當馬列毛不再被列為禁書邪說，標榜「自我書寫」的時下文青可以更肆無忌憚地擁抱「灰色」與「黃色」，卻反而更加排斥諱言「紅色」，其「反共抗俄」程度猶勝老蔣時代的國民黨。怎麼會這樣呢？這反證了「自由主義」或「自我書寫」果然是「狹隘與卑瑣的自我主義」，其「沒有思想」之弱智智障程度有時更勝「黨國威權主義」。
相對於今日台灣文壇，趙剛在〈代序：為什麼閱讀陳映真？〉明確指出：「文學家陳映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思想者，而且幾乎可說是戰後台灣文學界不做第二人想的思想者。」(20)正是站在一個「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的「思想制高點」：真正的文學與真正的思想必然是眾人之事，人民之事，所以必然是政治的。對於「左翼書寫」(包括創作與理論)，文學、思想、政治必然是三位一體，三合一的：「陳映真文學讓我從一種封閉的、自我再生產的西方理論話語中走出，走向歷史、走向現實、走向第三世界。」(18)而「自我書寫」正是源自「自由主義」的「去政治化」，可以想見，它必然會祭出「文學自主性」、「藝術純粹性」之旗幟口號，標榜文藝創作的「個人私密性」、「主觀感覺性」，來攻訐反對「左翼書寫」的政治性。明乎此，也只能再次概嘆：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白色恐怖之思想檢查機制以及小說寓言手法之夢機制，這兩重機制之「壓抑-反抗」關係也許可簡化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實際情況遠為複雜。一般可能會「想當然耳」以為要破解白色恐怖之檢查機制較為容易。其實不然，正如佛洛伊德所說的「情結」(complex)是多重觀念與情感交織糾結的矛盾複合體，白色恐怖本身就同時包含了政治高壓與思想檢查之雙重機制，已然是一個多重意識形態與集體情感的矛盾複合體，它包含美國的自由主義，國民黨的黨國威權主義，二者在反共大旗下的合縱連橫結盟，構成了冷戰時期台灣的「反共親美右翼威權政體」。相對於此，陳映真的左翼中國理念當然也是複雜的矛盾複合體，包含了從馬克思到毛澤東的左翼政治理念，也包含了魯迅的悲觀虛無的文學感覺。

如果說黨國威權主義的代表是蔣介石，美式自由主義的代表是胡適，那麼，陳映真的「左翼書寫」可簡化一則「思想公式」：

左翼中國理念=「毛澤東+魯迅」vs.「蔣介石+胡適」=戒嚴意識形態

這當然是一個簡化的圖式，左右兩邊的「聯合項」各有其內在的衝突矛盾，每個項目本身更已然是多重複合體。例如，蔣介石所代表的「黨國威權主義」其實並不簡單，它包含了中國傳統的帝王專制，新儒家的文化道統，以及國民黨的民國革命法統。此革命法統還曾與共產黨擁有共同的左翼革命理想。趙剛對〈某一個日午〉的解讀，透過一個功在黨國的冷血特務頭子當年竟曾是熱血革命青年的今昔對比，鉤沉爬梳此一左右交纏糾結的「政治-思想」系譜，彰顯出陳映真的左翼政治理念之複雜深刻，遠超乎自由主義反威權的單向思考路徑。
無論如何，趙剛將陳映真視為一個「思想者」的寓言式閱讀，展現出一種「春秋大義」之宏大思想史觀，得以透過陳映真小說之「微言大義」直接通向「兩岸分斷體制」之「政治-思想」狀況，真乃「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通過思想檢查機制與小說寓言機制的雙重破解，讀者也隨著趙剛從陳映真小說進入六0年代台灣的歷史現實，發掘鉤沉出那些被壓抑扭曲的左翼政治理想，釋放出「被壓抑者的回返」。耐人尋味的是，我發現這「被壓抑者的回返」可以杜甫詩〈登慈恩大雁塔〉來形容：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
「黃鵠」象徵有高遠理想的仁人志士，陳映真小說中的左翼志士當然是「何所投」，「去不息」的「哀鳴黃鵠」。「隨陽雁」則象徵汲汲營營的勢利官僚，當道小人。〈第一件差事〉中在小旅館自殺的胡心保，以及第一次上任辦案的杜警官，正是「哀鳴黃鵠」與「隨陽雁」的典型對比。胡心保是一個事業有成，家庭美滿的三十四歲男子(還有一個美麗小三)，卻跑到鄉下小旅館自殺。杜警官則是剛從警校畢業的新鮮人。趙剛細膩解讀出此子雖涉世未深，卻已習得媚上欺下的官僚嘴臉。小說的張力就是透過一個只識「稻梁謀」的「隨陽雁」觀點，對於為何哀鳴至死的「黃鵠之志」完全無法了解，也不想了解。小說的悲涼是典型的「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愁！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簡言之，「黃鵠」是左翼志士，「隨陽雁」是右翼官僚。右翼官僚可以涵蓋「反共親美右翼政權」下保守反動的廣義知識份子與專業人員，包括〈唐倩的喜劇〉中台北讀書界追逐西潮的時髦知識分子，〈華盛頓大樓〉系列中的跨國公司經理與職員，皆為現代體制之「隨陽雁」。(我們都忘了，「上班族」一詞是陳映真所創，成為八0年代的流行用語。)
我相信趙剛要隨著陳映真重訪六0年代台灣，當然不是胡適考據學派單純回到歷史現場之考古趣味，而是要重新發掘出在當時歷史現場即已被打壓埋沒，已然不可見的「被壓抑者」，將之釋放出來，使之重返復現於今日。這樣一種「被壓抑者的回返」遠超乎考據派基於實證邏輯之歷史翻案。「被壓抑者的回返」不是單純「回到過去」，客觀重構「過去」；更不是要將一個客觀重構的「過去」搬到「現在」來展示炫奇。「過去」與「現在」都只是現實時間向度，「被壓抑者」則指向一超越現實的潛在理想向度，無論在「過去」或「現在」，它都是被壓抑而不可見的。唯其如此，「被壓抑者的回返」乃成為一種貫穿「過去」與「現在」的「通古今之變」，得以同時批判「過去」與「現在」，開展出一個真正超越「過去」與「現在」的革命的「未來」。趙剛從陳映真小說所釋放的「被壓抑者」就是「左翼政治意志」，戲劇化為「左翼男性主體」。「被壓抑者的回返」就是釋放出「黃鵠去不息」的左翼志士，重新展翅盤旋於當代視域之天空，左翼男性主體之重振雄風！
從六0年代的冷戰戒嚴到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台灣整個「政治-思想」形勢之巨大變遷自是蒼海桑田，白雲蒼狗。然則，右翼當道，左翼沒有位置的基本形勢似乎並無太大改變。今日全球化的「新管理主義」更適合「隨陽雁」假體制之名經營其「稻梁謀」。今日的左翼志士也許無須再「哀鳴」，卻依然「去不息，何所投」，「去不息」三字妙絕，不止息的飛去消逝又飛回來，永遠沒有位置，不得安息，卻又永遠飛個不停！面對二十一世紀如此反動沉悶氛圍，這個「被壓抑者回返」的左翼志士真的有可能重振雄風，展翅高翔？
趙剛之書希望喚起讀者重新展讀陳映真，開始真正的思考，也許也只能是〈正氣歌〉所說的：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