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維利「君王論」與孔孟「王道」皆將領導人視為人民之「行動典範」與政權興衰之關鍵，其實指向更廣義的「領導權」(hegemony)問題與「領導條件」(leadership)問題。所以，整個「君王論」或「王道」思想可表述為兩個基本問題意識：1「何為則民服？」→統治之「正當性」與「合法性」問題。2「何德何能？」→領導之條件與資格問題。

西方學界稱馬基維利之獨特立場為「君主共和主義」，孔孟儒學之「王道」思想亦何妨視為一種「君主共和主義」！

  然則，在一個自由主義的時代，崇尚自由個體之獨立自主性與法治體制之客觀運作，反對任何英雄崇拜與權威依賴，此時此刻重彈馬基維利「君王論」與孔孟「王道」之老調，豈非大開倒車，反動復辟？

   正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快速腐敗反顯出自由主義的盲點與局限不足。首先就是「法治萬能」之迷思，認為「政治」可以完全化約為「法治體制」之客觀運作。而無論馬基維利或孔孟，皆看到一個政體長治久安之基礎不只在「法治體制」，還需要其他因素。再次引述馬基維利：「人民之善良風俗需要法律來支持，法律之遵循亦需人民之善良風俗有以致之。而當人民腐敗變壞，不存在任何法律與體制足以診治此一”普遍腐敗”狀態。」「法治體制」固然重要，但並不能取代「人民之善良風俗」！何謂「人民之善良風俗」？無非就是人心對德行之嚮往所形成之風氣與傳統。所以善良風俗之形成就是一種「德治」，也就是儒家所嚮往的「禮樂之治」與「禮義之邦」。它是一種「體制」，卻是超越「法治體制」的某種良好風氣與精神傳統，即儒家所說的一種廣義的「道統」。「道統」之形成絕非源自法律之外在強制性或體制之行政運作，而只能是人心對德行之自發性嚮往，如孟子說的「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而人心對德行之自發性嚮往往需要領導人展現德行典範之興發引導，這就是「王者之風」。所有善良風俗之形成都是「王者之風」的風行草偃，潛移默化。「道統」就是「王道」的運動與軌跡。

  孔子的一段名言對「法治」與「德治」做出清楚定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法治」只是「必要條件」，「德治」才是「充分條件」。正如孟子亦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本就只是普遍規定的抽象條文，從抽象條文到具體的個案狀況，本來就有許多可能的詮釋空間。此詮釋空間之運作開展需要訴諸某種人文精神傳統之深厚涵養。喪失此人文精神涵養，就會產生各種「恐龍法官」或「官僚殺人」之智障現象。

  自由主義之謬誤就是認為可以完全以「法治」來取代「德治」，以法治體制之客觀運作來取代人心對德行之嚮往。台灣民主化的快速腐敗就在於建立了法治體制，卻喪失了人心對德行之嚮往，更摧毀解消了良好的風氣與傳統！整個法治體制之運作乃成為行政化、官僚化、形式化之龐大內耗空轉！ 

   解消人心對德行之嚮往，自由主義更進一步表現為「個人主義」式的反英雄崇拜。關於這點，布魯姆(Allan Bloom)在《美國人的封閉心靈》(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有一段經典論述：有一次布魯姆問學生心目中的英雄是誰，他們通常是沉默無回應：

  為什麼應該有英雄？一個人應該成為他自己，而不是用一個異己的模子來塑造自己。他們缺乏英雄崇拜是一種成熟的表徵，他們設定自己的價值。但在美國我們只有資產階級，並無適當價值之事物可以平衡補償英雄的闕如。在我們內心，對英雄的蔑視僅是民主原則之倒錯的延伸，否定偉大事物，並讓每個人在他的表皮下感到順適，無須苦於不快之比較。學生對什麼是真實成就毫無概念，可以使自己脫離公眾之指導，並在他自身之內發現指導資源。從英雄崇拜解放僅僅意味著他們沒有任何資源來抗拒流行的角色模式。他們不斷以固定的標準來思考自身。取代對居流士，提修士，摩西，羅姆路斯的崇拜，他們無意識地扮演醫師，律師，企業家，或處處可見的電視人物。[1]

  而台灣的狀況只有比美國更糟。在台灣，反英雄崇拜的結果，並非英雄偶像的消失，而是狗熊被當成英雄來崇拜，痞子爛人都戴上偶像的光環，換言之，沐猴而冠，小丑跳樑，劣幣驅逐良幣！怎麼會這樣呢？因為英雄偶像原本就是人性的一部份。自由主義以「個人自主性」之名來否定英雄偶像，是對人性的膚淺理解。我們將看到，英雄崇拜是人性最原始的傾向與情感，就如同人之有性欲，不可能也無需禁絕，而是予以正面的引導與提升。因此，問題不在於否定英雄偶像，而在於尋找真正值得崇拜的英雄偶像。

   英雄偶像之正面意義就是人心對德行之嚮往，嚮往真正的典範，真正美善的王者之風。簡言之，人心對德行之嚮往，就是一種「求好」之心。對於儒家「王道」，此「求好」之心表現為「尊賢」，因為「賢者」就是「好樣的」，是某領域之傑出優秀者，「好」的標竿楷模。「王道」之施政綱領也不外兩大端，就是「親民」與「尊賢」，這是儒家對「何德何能？」的回應。

   台灣的腐敗，台灣的「爛」，就在於台灣人已完全喪失了「求好」之心，當然更不識「尊賢」為何物。領導人之賢明就在於能「尊賢」，致力於網羅人才，為民服務，把事做好。領導人若想「求好」則必然要「尊賢」，領導人「尊賢」則更可帶動「求好」之風氣。領導人若不知「尊賢」，不「求好」，人民亦將不知「尊賢」，不「求好」，則上下交征利，交相賊，大家一起打混摸魚，擺爛唬爛！此正台灣今日之寫照！

   而所謂領導人當然不限於政治人物。譚家哲指出：「所謂上位者，指的是在其領域有主導能力者，除君主外，在社會一般情況下，主要包含三類人：知識分子，具有地位與權力者，富有者。｣[2]

   所以台灣的爛不只是政治，而是各領域都在唬爛擺爛。尤其是人文領域，包括文藝，學術，教育，新聞，因為人文領域本來就不存在客觀量化之評判標準，只能憑藉良好風氣與深厚傳統形成具公信力之「品味」評鑑機制。一旦風氣敗壞，更可以爛到不知伊於胡底。人文領域之「腐敗」，就是尼采所說的「頹廢」(decadence)。而對於儒家或共和主義，政治與文化本來就分不開，所以有「腐敗的政治人學」，也必有「頹廢的文化人類學」！

   台灣的爛還提供了「腐敗人類學」一個更高級的活樣本，那就是：「腐敗」並不等同於「貪汙」。「貪汙」只是最低層次的「腐敗」，還有超乎「貪汙」之上的更高級「腐敗」。陳水扁的「貪汙」當然是一種明顯的「腐敗」，但馬英九以清廉著稱，卻展現了一種更高級的「腐敗」。梁啟超《新民說》〈論公德〉云：

 某說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治其罪者，其魂曰：「吾無罪，吾做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不更勝君乎？於廉之外，一無所聞，是即君之罪也。」遂炮烙之。欲以束身寡過，為獨一無二之善德者，不自知其已陷於此事，而不容赦也。[3]

  不識梁任公者，會以為這段文章簡直就是衝著小馬哥來的。執同一觀點反觀阿扁，貪污也只算是阿扁最輕的罪。相較於貪污，阿扁更大的罪是「敗壞體制」，最大的罪是「敗壞人心」！小馬哥清廉自持，依法行事，既未貪污，更未敗壞體制，怎可說是「腐敗」呢？關鍵就在「敗壞人心」！阿扁的貪贓枉法，濫權惡搞是在敗壞人心，小馬哥的鄉愿偽善，官僚僵化，也是在敗壞人心，正如孔子說的：「鄉愿，德之賊。」

   而台灣人喪失「尊賢」之心，還進一步發展為尼采所說的「妒恨心理」(resentment)，這是一種極其陰暗扭曲卑劣之心結情結：自己不求好，不求長進，所以更見不得別人好。自慚形穢之餘乃拉幫結黨，形成區別「敵/友」之朋黨派系，對真正的人才極盡打壓踐踏之能事，一如秦檜、魏忠賢之輩以殘害岳飛、于謙為人生最大樂事。「妒恨心理」按其本性就是要發展成一種「閹黨」機制：自我閹割同時也閹割他人，終至閹割整個人民與國家！

  舉一個粗淺的比喻，如果要給難有量化指標的人文領域免強打個分數，台灣人文領域的檯面上人物大概都是70-75分的水平，超過80就很難生存，85分以上則絕對被打壓踐踏。台灣已成天才的泥沼，庸才與爛人的天堂，令人忍不住想高呼「何德何能？」台灣怎麼會變得這麼爛，這麼沒品又無能呢？

台灣的學術文化界已是秦檜、魏忠賢的天下，豈有岳飛、于謙立足之地。杜甫〈登慈恩大雁塔〉詩云：「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黃鵠象徵有高遠理想的志士仁人，隨陽雁則是結黨營私的腐敗官僚，台灣的學術文化界已成為一個專門打壓殘害志士仁人的腐敗官僚體系。什麼叫「台灣之光」，就是這些「哀鳴何所投」的黃鵠能僥倖飛出台灣的官僚樊籠，在世界舞台上展翅高翔，大綻異彩。如果這些黃鵠繼續留在台灣，只有被隨陽雁打壓折磨至死！   

是台灣的「爛」把我推向馬基維利。通過馬基維利的「君王論」，我重新發現孔孟的「王道」，這是一場迂迴曲折的「尚友古人」之觀念冒險與思想壯遊！而「尚友古人」正是所有「文藝復興人」超越腐敗現實所不約而同採取的一種時光隧道式之思想出路！無論馬基維利或孔子、孟子，各有其「尚友古人」之方式！

面對台灣的「爛」作為「腐敗人類學」之活樣本，要有足夠的「黑色幽默」，敢於面對「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之普遍腐敗，發掘「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之腐敗病源。若是發現藥石罔效，回天乏術，則亦不諱言「必死」之診斷。正如李維史陀的「人類學」作為「熵類學」：「人類自己似乎成為整個世界秩序瓦解過程最強有力的催化劑，在急速地促使越來越強有力的事物進入惰性不動的狀態，一種有一天將會導致終極的惰性不動狀態。…人類心靈所創造出來的一切，其意義只有在人類心靈還存在的時候才能存在，一旦人類心靈本質消失後，便會混入一般性的混亂混沌裡。」[4]

   要重振王道，則需要一點「文藝復興」式的「白色幽默」，雖然觸目盡是沐猴而冠，小丑跳樑，仍不忘發出「何德何能？」之永恆提問，重振「天下無王，斯賴素王！」之永恆召喚，召喚一個沒有位置，一無所有的白色王子，如風如星地引領我們走出春秋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