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想到，有一天，馬基維利(Machiavelli)會成為我心目中的思想大師與文化偶像，他的兩大代表作--《君王論》與《李維史論》，會成為我學術對話的主要經典。是台灣現實政治的腐敗將我推向馬基維利！我從馬基維利學到的第一課，不是權術謀略，不是領導統御，而是「腐敗」！

 透過馬基維利，我認識到在英美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之外，西方古代還有一個淵遠流長的偉大政治傳統—源自古希臘羅馬的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共和主義的基本政治觀就是將各種政權政體(régime)都視為生命有機體(organism)，有其生老病死、盛衰興亡之生命期限，因此每個政權都必然走向腐敗衰亡。所以共和主義的政治學開始於對「腐敗」的思考，考察人類歷史中各種政權政體之腐敗狀況，發掘其病源，尋求診治之道。共和主義雖主張民主制是較為良好之政體，但並不獨尊民主，更未全盤否定君主制與貴族制。民主政體一樣會腐敗沉淪，弊病叢生，變成無政府狀態之暴民政治。共和主義考察貴族，君主，民主三大政體之優缺得失，及其腐敗可能導致之最糟狀況(貴族→寡頭，君主→獨裁，民主→無政府)，以及三種政體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盛衰治亂之循環，而試圖尋找到一種截長補短，結合各種最佳可能性之理想混合政體。

   馬基維利遙承此共和主義傳統之「腐敗」政治學，《李維史論》寫道：

 當羅馬人重獲自由之時，他們尚未腐敗，故能藉由如上所述之法律與體制以保持自主。但假如人民已腐敗，那麼，將無法在羅馬人身上或他處找到任何充分的解藥以維持其自由。[1]

人民之善良風俗需要法律來支持，法律之遵循亦需人民之善良風俗有以致之。此外，憲政（constitution）與法律在一個共和國的發源之時即已建立，當時人民仍屬純良，而當人民腐敗變壞，就不再適用。…我將設定一個國家已達腐敗沉淪之下限，以便呈現問題最困難極端之面相，不存在任何法律與體制足以診治此一

”普遍腐敗”狀態（a general corruption）。[2]

    什麼是「腐敗」？首先是某一現實政權之腐敗。而政權之腐敗在於政治體制之腐敗。然後，人們發現，不只是政治體制腐敗，而是社會各領域之體制皆陷於腐敗狀態。而比體制之腐敗更可怕的是人民自身之腐敗，最基本的德性與人心都敗壞了，這就是馬基維利所設想的「達到腐敗沉淪之下限」的「普遍腐敗」狀態。此「普遍腐敗」指向一種「腐敗的政治人類學」(political anthropology of corruption)。

   在今日台灣的中文語境中，形容「腐敗」有一個很傳神的字眼：「爛」！台灣政治的「爛」正印證了馬基維利所說的「普遍腐敗」狀態：從一九八0年代末「解嚴」以來，台灣走上「自由主義化」之民主過程，建立了一套保障個人自由與權利之「憲政」與「法律」體制，卻在短短二十年間快速腐敗沉淪，從政治體制到社會各領域部門皆陷入腐敗症候群(職棒打假球是一個指標性的腐敗症候)，誠可謂「爛不孤，必有鄰」！台灣的「爛」已達到馬基維利所設想的「人民普遍腐敗」之下限，已非任何法律與體制所能診治挽救！台灣真有那麼「爛」嗎？台灣怎麼會變得這麼「爛」呢？台灣的「爛」是「腐敗的政治人類學」一個田野調查的活樣本與反面教材。

  透過馬基維利，我更驚異地發現孔子與孟子亦是開始於對「腐敗」的思考。孟子說：「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即政治腐敗之亂世。儒學正是產生於周室衰微，周文疲敝，禮樂崩壞之春秋亂世！這是馬基維利的共和主義與孔孟儒學的第一個驚人的相似點：真正的政治學開始於對「腐敗」的思考，「腐敗的政治人類學」也就是孔孟的「春秋學」！

  面對「腐敗」，孔孟的「春秋學」實比馬基維利有更敏銳深沉之體會洞察：任何政權政體之腐敗歸根究柢都是德性與人心之敗壞，如孟子所說的「所以陷溺其心」，人民陷入「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之「無道」狀態！但人心為何會陷溺敗壞呢？譚家哲先生指出：「儒學思想總旨：人類中一切惡，其最初根源或源起，只由上位者之權力構成，非來自人民百姓或一般人性。」[3]

  所以，是「在上位者」的腐敗導致人民的腐敗，正如《論語》中曾子所說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換言之，人心陷溺敗壞之根源不在人民本身，而在於上位者之陷溺其心，在於領導人與統治者之沉淪墮落。馬基維利亦不約而同地提出相似觀點：

  我認為在羅馬，皇權必然毀滅，否則羅馬會在很短時間內變成疲軟無能，因為腐敗的程度是如此相應於君王的沉淪，以至於持續兩三朝，整個政體（body）從頭到腳皆已腐蝕，這個國家已藥石罔效，回天乏術。[4]

  於是，吾人發現馬基維利之共和主義與孔孟儒學的第二個驚人相似點：領導人作為人民之「行動典範」，是決定一政權興衰治亂之關鍵。正如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大學〉云：「堯舜率民以仁，則民從之；桀紂率民以暴，則民從之。」所以，領導人之腐敗必導致人民之腐敗，整個國家社會之衰亂敗亡，正如〈大學〉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結構主義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的《憂鬱的熱帶》如此寫道：「然而人類的角色並沒有使人類具有一個獨立於整個哀敗過程之外的特殊地位，…相反的，人類自己似乎成為整個世界秩序瓦解過程最強有力的催化劑，…人類學(anthropology)實際上可改成為”熵類學”(entropology)，改成為研究最高層次的解體過程的學問。」[5]「腐敗的政治人類學」就是一個「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的「熵類學」！

  之前，我們從一政權之腐敗逆推至腐敗之源頭：政權之腐敗→政治體制之腐敗→社會各個領域部門之腐敗→人民之腐敗→領導人之腐敗

現在，則以領導人之腐敗為源頭，順推出整體腐敗之流程：領導人之腐敗→政治體制之腐敗→社會各領域部門之腐敗→政權之腐敗→人民之腐敗

  然則，有「腐敗衰亡」，也就有「復興再生」(re-naissance)。馬基維利的「共和主義」開始於「任何政權必趨於腐敗」，但並不止步於腐敗，同時更尋求如何使一政權振衰起敝，起死回生之道，《李維史論》第三書第一章就題為：「確保一個教會國或共和國之長治久安，必須經常性周而復始地回到它們的立國原則(original principles)」[6]正如生命有機體欲維持延續其生命與健康成長，必須不斷新陳代謝(renovation)，新陳代謝之方式就是使有機體回到它得以生成之生命本源原理：「所有共和國與君主國也在它自身之內包含了某種「美德」(goodness)，使其得以立國發展並獲得美名。但在時間過程中，此一美德亦會流於腐敗，並必然使政體敗亡，除非有所作為，使政體回歸其正常狀況。」[7]

   一個政權之美德與立國原則，馬基維利歸納為兩方面：一，立國之法典。二，政權創立者之德行典範。所以，當一個政權日趨腐敗，振衰起敝之道就是回歸恢復一個政權之立國法典，以及政權創立者之德行典範。這是馬基維利作為一個「文藝復興人」最獨特之處，從「腐敗」中導出一種「復興再生」之循環史觀。

  於是，我們發現馬基維利與孔孟的第三個驚人相似點：一種「文藝復興」之政治史觀！「立國法典」+「政權創立者之德行典範｣，不正是孔孟所說的「先王之道」？「文藝復興史觀」就是孔孟的「春秋史觀」，所謂「春秋之筆」起於對腐敗亂世之批判，但最終指向「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之可能性。馬基維利作為一個「文藝復興人」，欲復興古羅馬之「共和」理想政體。孔子、孟子亦是「文藝復興人」，欲復興西周「王道」政治之禮樂盛世！

  誠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如果領導人的腐敗是一切腐敗之源，那麼，領導人重振德行，亦是一切腐敗政權得以復興再生之契機，正如孔子所言，領導人之德行對於人民之德行具有「風行草偃」之普遍效應，即一般所說的「王者之風」：

重振「王者之風」→人民德行之復興→政治體制之復興→各領域部門之復興→政權之復興

   要如何重振「王者之風」呢？就是孔孟所說的「略法先王之道」，亦是馬基維利所說的「回歸一政權之立國法典與政權創立者之德行典範」。所以，馬基維利的共和主義與孔孟儒學的第三個驚人相似點：從「腐敗的政治人類學」導出一種「王道」的「文藝復興」史觀，亦即「撥亂反正，回歸先王之道」的「春秋」史觀！

   什麼樣的領導人可以撥亂反正，重振「王者之風」呢？當然不是現實掌權的在上位者，而是現實權勢之外的沒有位置者。英文中的「君王」，有Prince與King，吾人偏愛Prince，因為King只是「王」，而Prince既指「王」，亦指「王子」。作為「君王」之子，「王子」不是現實掌權的「君王」，而只是「儲君」，卻直指「君王」的「潛能」與「理想」。所以「王子」比「君王」更有趣，更令人嚮往，更能展現出未被現實腐化的王者之風。作為潛在的可能領導人，未來的主人翁，「王子」其實是沒有位置的，一如董仲舒稱頌孔子為「素王」，「王子」就是「素王」，一個剝落掉任何現實權勢位置，一無所有的「白色王子」，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面對一個「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的春秋亂世，當然只能召喚一個沒有位置，一無所有的「白色王子」來重振王者之風，以撥亂反正，澄清天下，正如康有為所說的「天下無王，斯賴素王」！

   馬基維利與孔子、孟子的「腐敗的政治人類學」與「王道的文藝復興史觀」，可總結為三個命題，：

1 「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普遍腐敗

2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腐敗之源

3 「天下無王，斯賴素王」→復興之機

  三個命題構成腐敗人類學的三則「詩意公式」，又可統攝於一個基本的問題意識：「何德何能？」「王子」作為「君王」之「潛能」與「理想」，就是一則「何德何能？」的永恆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