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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揚主體的現實主義———論七月詩派詩歌創作特質
 

龍泉明

 
在40年代崛起於詩壇的七月詩派，突破傳統現實主義的框架，探尋自己的藝術思維模式，建構起自己的詩歌藝術世界。在追求詩的主觀與客觀、理性與感性的統一上，七月詩派具有基本一致的傾向，即提倡高揚主體的現實主義，而正是在這一點上，體現了其創作的獨特性質。
 
七月詩派提倡高揚主體的現實主義，即強調詩人的主體性，把詩人的整個生活實踐和創作過程視為“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過程，並認為其中關鍵是發揮詩人的能動的主觀作用。我們在胡風和七月詩派的另一個重要理論家阿垅的著作中，以及其他七月詩人零散的詩論中，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種共同的詩學觀。
 
七月詩派對高揚主體的現實主義的提倡，是有著鮮明的針對性的，即反對詩歌創作中普通存在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傾向。所謂主觀主義，就是“熱情離開了生活內容，沒有能夠體現客觀的主觀”。表現在詩歌創作上，就是詩人的僅僅把作品作為某種精神的圖解，這種作品不是詩人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來的，而是從觀念演繹出來的，因而是“紙紮的”、“死的”，毫無藝術生命力可言。所謂客觀主義，就是“生活形象吞沒了思想內容，奴從地對待現實，離開了主觀的客觀”，表現在詩歌創作上，就是詩人用寧靜、冷漠的態度對待生活，采取照相式的直觀描摹(即“灰白的敘述”)人生、社會，感覺不到作者情緒的跳動，使作品失去了感人的藝術力量。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根本缺陷，就在於主觀與客觀相分裂，這兩種傾向都是同現實主義背離的，這兩種傾向在當時的存在，都妨礙了現實主義的發展。
 
為了克服創作中的這種不良傾向，七月詩人強調主觀戰鬥精神和主觀突入客觀、擁抱客觀的美學追求。主體要反映或認識客體，必須通過主體的內部條件才能實現。在創作中，當現實生活、客觀對象進入人的意識的時候，首先在高揚主觀戰鬥精神。根據胡風的解釋，就是在創作過程中，首先要提高作為詩歌的主體的詩人的思想覺悟、理論水平、認識生活和感受生活的能力，也即是提高對於客觀現實的把捉力、擁抱力和突擊力。然後，以這種高揚了的主觀戰鬥精神去擁抱客觀，“向赤裸裸的現實人生搏鬥”，要在擁抱、把捉、突擊現實生活和客觀對象過程中，又體現為“相生相克的搏鬥過程”，也就是說，詩人不是被動地反映著客觀世界，而是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由詩人的主體意識面對客觀世界的反應(即“迎合、選擇、抵抗”的過程)以及客觀世界對詩人主體意識的進一步制約(即“促成、修改、甚至推翻”的過程)的相互作用下，來獲得歷史對象的真實性。[1]七月詩人的現實主義最明顯的特征體現為以下幾點：
 
一、注重在時代生活、時代精神與詩人的主體意識的高度結合上，追尋詩歌歷史認識的深度。七月詩人都是血氣方剛的青年，盡管他們的經歷各有不同，但他們都生活在中國苦難的土地上，生活在中國人民的熾熱的鬥爭中。因而他們的詩歌大都取材於現實革命鬥爭或大時代生活洪流中的情景，充滿了現實感和時代的氣息，深刻地傳達了廣大人民的要求。他們的詩歌對歷史的反映不僅是敘述歷史，而且包括對歷史的思考與認識。他們的一些優秀的敘事詩和抒情詩在反映現實時，並不是奴從現實，相反地，是力求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也就是說，不是停留於做時代的簡單記錄者，而是注重詩人的主觀人格力量對客觀對象的穿透和擁入，從而增強了對現實的表現力，達到了歷史的深透的把握。
 
綠原信奉“用詩尋找理性的光”，他的感情激發常常萌始於對現實生活敏銳的觀察，深沉的思考，豐富的聯想，並以哲理的探求與闡發作為政治抒情的核心。正如邵燕祥在《讀〈白色花〉》一文中所說的，“他政治地楔入生活，直面敵人，富熱情於冷峻，化呼號為論戰，把對客觀世界犀利的剖析思考，以一系列尖新深刻的意象發人之未發。”作為一位有著強烈的歷史感的詩人，綠原帶著深沉的思索寫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長詩，其中《給天真的樂觀主義者》是對國統區整個社會現實和人民心態全景式的掃描；《終點，又是一個起點》則是對八年抗戰和抗戰以後的“艱難的行程”所作的高屋建瓴的歷史性概括；《伽俐略在真理面前》既是對追求和捍衛真理的英雄形象伽利略的贊頌，也是對今天的鬥爭的呼喚與肯定。《你是誰》通過現實鬥爭形勢的深刻分析，啟示人們正視自己的悲慘處境和拋棄怯懦，挺直身子去爭取自己的人的權利，投身這場決定中國也是決定自己命運的戰鬥：“中國在無光的熱度裏/斷氣/或者掙紮起來”，“現在/巨人似的夜/敲著像雨似的大鼓/在中國的/充溢著屍臭的荒野/演說起來了：/叫人起來! /起來參加/幾秒鐘以後的戰鬥。”綠原的政治抒情詩帶著關切中國命運的思緒，於嚴肅的指陳之中，不僅有思想深度，還有一種內在的幽默和風趣。“他將眼前的政治鬥爭植根於錯綜複雜的現實人生及浩瀚的歷史長河之中加以思索，在較寬闊宏大的生活範圍內作歷史的縱覽，指示人們認清自身所處的現狀與前進的方向，鼓動與號召人們奮然前行。”[2]七月詩派的作品，不管是敘寫一個故事或一個事件，描寫一個人物或事物，抒發一點情緒或感受，都注重發掘自己對現實的深切感悟或對歷史的某種認識。不少七月詩歌作品都是這樣，由對某種現實生存狀態的具體描寫轉入對現實社會制度的批判，由形而下地敘寫人民的險惡境況到形而上地思考整個民族的命運，因此，他們的創作便具有了寓一般於具體，於有限中追求無限的抽象效果。如曾卓的《鐵欄與火》寫母親探監的情景，詩人在極度的悲憤中保持著深刻的清醒，讓人們在不幸中思索現實的處境與未來的命運：“獄裏，獄外/同樣是狂暴的迫害，/同樣有一個不屈的/敢於犯罪的意志。”牛漢的《鄂爾多斯草原》在“過去———今天———明天”這一時間流程上來展現人民生活的悲壯進程：過去，“草原/被太陽擯棄在/寒冷的北回歸線上，/悲哀壓在草原上，/生活的激流/在冰冷的日子裏凍結了。”今天，“鄂爾多斯草原上的/牧民的血，/像解凍的熱流/從冰冷的皮膚裏/從冰冷的生活底牢獄裏/噴出來了/噴出來了。”“草原上/埋在冰層裏的種子，/靜靜地/茁長著明天的美麗的生命。”明天，“明天的太陽/沿著夜的黑色的/腐爛的邊沿/滾來了。”詩人歌唱草原，從悲沉到高昂，情緒的起伏體現著時代的變化，歷史的深度和對比的鮮明而顯示出尖銳的思辯力量，表現了詩人對民族歷史的沉痛反思與對民眾力量的深情佇望，揭示了民族生存與發展的艱辛與悲壯，歌頌了古老民族的韌性精神和頑強的生命力。在這些作品中，詩人既把握了對象所包含的歷史內容，又滲透著詩人自身的深厚情感和深邃的思想。
 
二、注重在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中，追求詩歌的感人的藝術魅力。七月詩派認為，詩是“用真實的感覺，情緒的語言，通過具體的形象來表達作者的心”，或者說：“詩是作者在客觀生活中接觸到了客觀的形象，得到了心的跳動，於是，通過這客觀的形象來表現作者自己的情緒體驗。”[3]這就是綠原所說的“詩人對於客觀世界的主觀抒情”[4]。這裏有兩點十分重要，一是“客觀的形象”，二是“心的跳動”。而詩人的任務就是將二者融為一體，使“客觀的形象”中包含著“心的跳動”，使“心的跳動”貫注在“客觀的形象”之中。縱觀七月詩派創作，確實具有這樣的鮮明特征，他們表現生活和情感，首先要借助鮮明的形象，而不是隨意鋪陳或直接渲泄，如表達到現實險惡環境的深刻感受，艾青《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和白莎《冬天》都借助於“雪”的形象；表達對未來的希望，綠原《春雷》和牛漢《春天》都借助於“春天”的形象；表達對革命鬥爭的必勝的堅定信念，姚奔《呵，風啊，吹吧!》和羅洛《我知道風的方向》則借助於“風”的形象。這些詩中的客觀形象都是生動的典型的，富於深意的。七月詩人寫得比較多的是“母親頌”，如耳耶的《母親》，侯唯動的《鬥爭就是勝利》，雷蒙的《母親》，李又然的《女人之子》，曾卓的《小時候》和《母親》，魯藜的《沙粒和眼淚》和《母親》，胡征的《清明節》和《行軍祭母》，鄒荻帆的《獻給母親的詩》，牛漢的《在牢獄》，化鐵的《請讓我也來紀念我的母親》等，這些詩作中的“母親”形象，不但都個性鮮明，而且都飽含著作者的主觀感情色彩，因而十分生動感人。阿垅、蘆甸、綠原等人寫《塋》，魯黎和綠原寫《草》，孫鈿和綠原寫《旗》，冀坊、鄒荻帆、方然寫《死》，都是如此。七月詩歌所描寫的事物是主體化的客觀具象物，卻能從特定角度傳達出主觀感情的信念來。因此他們的詩歌總是跳蕩著活潑的主觀情感，主體風風火火的戰鬥英姿也躍然紙上。即使那些寫山寫水的詠物詩，也處處有著詩人主觀精神活動的足跡，流貫著主體的熱情，充盈著旺盛的情感活力，這就是客觀對象的主體化，他們在高揚主觀戰鬥精神時，也力避熱情離開了生活內容、主觀沒有突入客觀的主觀主義傾向，並注重理性與感性的統一。這就是七月詩歌始終貫注著強烈的主觀色彩，且不空洞、空泛，並且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的原因所在。
 
七月詩派注重主觀與客觀的統一的過程也就是尋求詩歌的“思想力與藝術力的統一”的過程。對七月詩人來說，詩歌創作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客觀形象的“摹仿”，而必須要求作者的“主觀情緒的飽滿”和“主觀精神作用的燃燒”。因為在他們看來，現實主義的文學，“永遠是要求情緒的飽滿的”，“沒有情緒，作者將不能突入對象裏面，沒有情緒，作者更不能把它所要傳達的對象在形象上、在感覺上、在主觀與客觀的溶和上表現出來。”[5]他們認為“詩的主人公是詩人自己”，他們不贊成拋棄與抹殺自我表現大眾，而是要求詩人經過自我的感受與體驗去表現大眾。所以我們讀七月詩派的作品，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的創作是個體性審美經驗的釋放，且往往帶著生命的熱度和情感的色彩，那沉重的歷史使命感、深廣的憂患意識和嚴肅執著的追求精神卻是相當動人的。
 
三、與前面兩點相一致，七月詩派強調詩的主體性———“主觀戰鬥精神”，必然使其所追求的理想詩境是精神大於形式，主體高於客體的。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其創作塗上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具有可稱之為“浪漫的現實主義”的特征。胡風認為，成功的作品“應該是現實的一面和非現實的一面的統一體。為什麼是現實的呢？因為它是現實內容底反映。為什麼又包含有非現實的一面呢？因為它是通過作家底主觀的能動作用的、現實內容底反映”，[6]並因而主張把浪漫主義(理想)作為現實主義本質的內容之一。他認為現實主義之所以是現實主義，就是因為詩人有了主觀精神，“所謂主觀精神作用底燃燒，是作為對於現實生活的反映的主觀精神作用底燃燒……。要不然，現實主義也就不可能成為現實主義了。”[7]可見胡風主張的現實主義不包括“客觀”的現實的一面的反映成分，而且包含“主觀”的非現實的一面的表現成分。也就是說，他所主張的現實主義是把浪漫主義的理想、情感內容和浪漫主義的想象能力都包含其中。這種現實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蘇聯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創作原則和方法的影響的結果。從七月詩派的創作實際來看，明顯體現了這種傾向。他們不滿於詩歌創作的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傾向，要求詩人應有鮮明的主體意識和個性意識，應有“精確的人生感受能力”與藝術上的“新的表現能力”。他們的詩作既深深紮根於現實人生土壤，又有濃厚的理想成分和內在激情以及豐富的想象力，即有浪漫主義的藝術光彩。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大多數七月詩歌作品中獲得具體的感受。
 
個性主義是七月詩歌重要精神特征之一，他們比較廣泛地接受了中外詩歌傳統的影響，特別是前輩詩人的影響是他們中許多人走上詩壇的直接動力。中外詩人的強烈的個性主義精神曾喚起七月詩人對於人和詩的全面自覺，無論是反叛、抗爭還是憤懣、憂鬱，都表現出社會與個性雙重覺醒的主體心靈和積極而強烈的感應。綠原的《終點，又是一個起點》，冀坊 《躍動的夜》，鄭思的《秩序》，徐放的《在動亂的城記》，化鐵的《暴雷雨岸然轟轟而至》，阿垅《寫於悲憤的城》等，都明顯地帶有郭沫若式的狂突進的個性色彩、聞一多與艾青式的民族的憂憤，尤其是“魯迅先生的尼采主義的精神風格”表現得十分鮮明。正如唐湜在《詩的新生代》一文中所指出的：“他們私淑著魯迅先生的尼采主義的精神風格，崇高、勇敢、孤傲，在生活裏自覺地走向了戰鬥。氣質很狂放，有吉訶德先生的勇敢與自信，要一把抓起自己擲進這個世界，突擊到生活的深處去，不過他們卻也凸出地表現了獨特的個性，也有點誇大，也一樣用身體的感官與生活的‘肉感’思想一切：‘一切的窗戶/向大街開著，/只要一聲呐喊：/無數激怒的面孔/就會從屋子裏跳出來，/集合在一起———//集合起來，集合著/一切苦煙似的悲恨，/變成燒灼世界的光柱，/沖向黑暗的天空，/不許梟鳥飛過!’(綠原〈你是誰〉多麼強大的生命力，‘巨人似的夜敲著暴雨點似的大鼓，在中國的充溢著屍首的荒野演說起來了……’連抽象的口號也變成了吉訶德那樣的剛勇者了。詩人似乎是渾身抖擻著，鐵青了臉來寫他的詩章的：‘當火焰的意志滑潤著希望的輪片，唱出了歡樂的歌，為什麼不用痛苦做原料來養育生命，從死亡滲透出來的生命，熱烈的生命呢？’這聲音多麼強大、有力！不為傳統與修養所限制。他們赤裸裸地從人生的戰場上奔跑了來，帶著一些可愛的新鮮氣息與可驚的原始的生命力，擲出一片燃燒著的青春的呼喊與嶄新的生活感覺。”[8]七月詩派在追求自由奔放、不受拘束的抒情風格上，明顯受到外國浪漫主義詩人的影響。如綠原的抒情長詩既有拜倫雄辯的尖銳的詞鋒，也有海涅的幽默潑辣；牛漢、冀坊有著惠特曼的自由奔放、不事雕琢的詩風；杜穀有著泰戈爾的幻想和優美的情致；魯藜有著葉賽寧的簡潔、純淨的自然美；孫鈿有著馬雅可夫斯基的情感與節奏相組合的沖擊力量。大多數七月詩人的早期創作充滿了個人的幻想與“浪漫的憧憬”，例如綠原早期創作的《童話》具有濃厚的幻想色彩，牛漢在早期創作《鄂爾多斯草原》夢幻般地伸向遙遠的境界，杜穀早期創作《泥土的夢》則是在泥土的夢境中尋求精神的慰藉，朱健的早期創作《駱駝與星》是用神話傳說的方式表達對理想的追尋，其新奇的想象與濃鬱的抒情無不帶著稚嫩的氣息，他們那顆在現實人生中感受著、思考著、憧憬著的活潑的心尤能打動人心。詩人們後來的創作大都有所變化，即越來越貼近現實鬥爭生活，執著於政治抒情詩的創作，但仍然保持著獨特的個性心靈。在他們的詩作中，我們感受到的是從生活深處，從他們和人民群眾的深刻的精神聯系中所產生的痛苦、仇恨、激奮、熱望和理想，而且他們善於經過自己獨特奇妙而豐富的想象，運用在充分吸收中國和外國自由詩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高超的藝術表現力，將這些深邃思想與熱烈的情感加以詩化，其中綠原、杜穀、姚奔、魯藜、魯煤、彭燕郊、曾卓、朱健等最有代表性，尤其是綠原，“他的政治抒情詩在激動情感的同時還能激起思索，但又不是裸露的理念，而是溶合著感情，即不止是寫出哲理，更重要的是寫出這哲理的激動人心。”並且“綠原善於運用非凡的想象設造哲理化的詩的象征、比擬。他的詩中的大量中外歷史、文學典故也拓展了聯想的廣度和深度。這些形象與哲理、情感兩相契合就產生動人的力量。”[9]
 
與個性主義相一致，理想主義也是七月詩派的重要精神特征之一。七月詩人大都是有著濃厚的浪漫氣質與理想色彩的詩人。他們在泥濘與荊棘的道路上跋涉向前，他們從艱苦的戰鬥中升華出對生活的熱愛，對理想的追求，對光明的前途的堅定信念。他們寫詩不拘泥外表的寫實手法，而常常帶著浪漫的筆法，躍動、沸騰在詩中的是火一般的戰鬥欲望與熱情。他們大多是站在無產階級和革命的立場上，運用革命的人生觀、歷史觀、美學觀來認識現實反映現實，思考和展望歷史的前景，革命的理想主義為他們的詩作插上了思想的羽翼。曾在解放區生活鬥爭過的詩人，其創作更富有浪漫氣息。氣勢磅礴的革命現實和遠大的政治理想，激發了詩人們心中的激情和自豪感，他們使用瑰麗、誇張的形象來描寫革命和革命者，使用樂觀主義的情緒來展望革命的未來，從而使他們的詩篇抹上了濃烈的革命浪漫主義色彩，點染著根據地人民革命戰爭的風情畫。在詩的內容上，與其他七月詩人似乎更多勝利者的歡樂之歌，更多時代的亮色，而在藝術上所表現的詩的感覺、意象、場景的色彩、情緒的跳動，又與其他七月詩人基本一致。
 
七月詩人大都長於自然景物的描寫，但他們所寫自然景物都有所寄托，有著深厚的思想意蘊，特別善於把自然景物的描寫與政治熱情、政治理想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而所寫自然景物往往人格化、情緒化了。表現是最明顯的，是他們在自然景物的描寫中所表現出來的理想的浪漫主義情懷。他們大都善於寫“風”、“雪”、“雷”、“星”、“月”、“冬天”、“春天”、“寒夜”、“黎明”、“陽光”、“雨露”、“花朵”、“果實”等，而且常常采取隱喻、象征、幻覺、夢境、意識流等方式，以表達對理想、希望的渴求。姚奔有好幾首寫“風”的詩充滿了理想的浪漫主義色彩。其中《啊，風啊，吹吧》寫道：
 
 
 
 歡迎啊，你從新生的土地上吹來的那麼清爽的醒夢的風
 
 歡迎啊，你在嚴寒中為我們帶來溫暖的，在沉寂中為我們帶來聲音的在鼓舞起無限新的生命，催開了無數芬芳的花朵的
 
 風啊，吹吧，不要停留!
 
 
 
詩中“新生的土地”就是指解放區。詩人期望“風啊，吹吧，不要停留”，吹遍全中國。《風由北方吹來》是他懷念生長他土地的戀歌，但他把北方與他的夢想聯在一起，從懷念冰雪、風沙和陽光的北方故土，而又想著北方遊擊戰的展開，頗有“鐵馬冰河入夢來”的氣勢，這也正是“皖南事變”後，一些年輕人的向往。《好風的歌》則表達了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對人民革命勝利的期待與堅信：“我們是生在不寂寞的時代/和理想的追求裏，/只要我們的眼睛不失明/就會看見明天的光，/它會不斷地為你發現/新的愛新的友情/還有不是夢的夢想。”
 
杜穀筆下的故土常常彌漫著如夢如煙的詩意氛圍，散發出晶瑩又朦朧的浪漫光彩。《泥土的夢》寫各種夢境和夢中所見所聞，其實是寫農民對春天的希望，也是自己對理想的追求：“泥土有綠鬱的夢/灌木林的夢/繁花的夢/發散著果實的夢和酒香的夢/金色的穀粒的夢。”泥土的夢是“黑膩的”，美好的，它孕育著一個綠色的春天：“泥土從深沉的夢裏醒來/慢慢睜開晶瑩黑亮的大眼/它眼裏充滿了喜悅的淚水/看，我們的泥土是懷孕了”。他的《在村落中———一束泥土的戀歌》也是苦難者的迎春之歌；《寒冷的日子》、《夜的花朵》、《寫給故鄉》、《山坡》、《春天的拱門》等詩都是春天的贊美詩，都昭示著希望與未來。
 
彭燕郊的很多詩作描寫南方農村，傾心地吐露農民的心裏話，說出他們的苦難與不幸，說出他們樸質的希望：“在綠色的寬闊的呼吸裏/我們呼吸著/以一個人的真實/熱誠地夢著/一片綠色的海洋的夢/和一面招展著的綠色的大旗的夢”，“春天來了/春天從高遠的天涯的那邊/俯視發綠的人間’(《綠色的出現)》。“綠色的出現”既是詩人的夢，也是中國農民乃至整個民族的夢。他的《春天———大地的誘惑》以深致的筆觸，感人的詩情，讓人置身於春的誘惑、春的感召和春的翹盼之中。牛漢的《春天》更富哲理和魅力：“沒有花嗎？花在積雪的樹枝和草根裏成長/沒有歌嗎？歌聲微小嗎？ /聲音響在生命內部/沒有火嗎？ /熱風正在由南向北吹來/不是沒有春天/春天還在冬天裏/冬天，還沒有潰退。”這顯然是為黎明與春天而呼喚，為奔向自由解放而歌唱，這些詩都是詩人通過崇高的理想透視所激發出來的精神火花。
 
魯藜是七月詩派中描寫自然景物的高手。這位富有青春情熱的詩人善於從對山水草木、星月冬春的敘寫中歌唱出生命的意義，以恬美的抒情啟示人們鬥爭的理想。由十首小詩組成的《延河散記》抒發了他對邊區新生活的真切感受，把一個光明美好的新世界帶進我們的現代詩壇：“天空永恒地飄走”的“星”，“顏色比夜濃”的“山”，“從早到夜奔波”的“延河”，“生長在荊棘裏”的“野花”……這些平凡的景物一經他的詩筆點染，就展現出一個光明寧靜的美的境界，即使寫殘酷的戰爭，或者流血、犧牲，他也依然能把一切提高到光明而美好的藝術境界，寫得既崇高又有詩意。[10]
 
七月詩派是一群充滿青春朝氣的青年，他們有著擁抱人類的赤心，有著突入理想的強力，有著年輕的希望。所以，理想與追求，既是他們的人生圖景，又構成了他們詩歌的重要內涵。他們把從現實生活中升華出來的希望化作春天頌，太陽贊；他們把詩獻給母親，獻給失去的家鄉，獻給勝利與希望。他們堅信：“過去的日子是多麼陰沉地滾過，未來的日子是多麼溫馨而醇香”(杜穀《春天的拱門))。他們的很多名篇佳句都是在對理想的歌唱中生出光輝的。作為“非現實的一面”，“理想”成分的加重，無疑使七月詩歌具有了濃鬱的浪漫色彩。
 
 
 
 注釋：
 
 [1]參見胡風《論現實主義的路》、《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等文，《胡風評倫集》(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2][10]參考沈棲《論“七月詩派”的抒情藝術》，《抗戰文藝研究》1988年第4期。
 
 [3]胡風《略觀抗戰以來的詩》，《胡風評論集》(中)，53頁。
 
 [4]綠原《白色花·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5]胡風《論戰爭期的一個戰鬥的文藝形式》，《胡風評論集》(中)，1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6]胡風《一個要點備忘錄》，《胡風評論集》(中)132—1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7]胡風《一個要點備忘錄》，《胡風評論集》(中)，1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8]唐《新意度集》，23—24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9]陳丙瑩《綠原論》，《抗戰文藝研究》1987年第2期。
 
 原載：《理論與創作》1999年第2期

原文出處：http://xdd.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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