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記憶回溯〉

　　無論朱鴒至今是否仍然浮沉在台北街頭，或夜晚的林森北路九條通，她都是與我同樣的輕熟年紀，同樣穿越了時空變遷。幾經轉折翻湧，在朱鴒眼中，仙境是否依然新鮮有趣？是否依然擁有漫遊的慾望？

　　許久未曾想起，1989年，民國七十八年。

　　民國七十八年的台北，是通往自由的出口，亦或精神敗亡的入口？

　　民國七十八年，朱鴒八歲，小學二年級，目視初嘗自由而不安定的紛亂台北；我，八歲，小學二年級，對於天安門事件的印象，僅有悲壯激昂的「歷史的傷口」曲韻在耳畔響著。將台北當成遊樂園的朱鴒，似乎並非不知世間險惡，而是「不在乎」，把險惡當成一種遊戲關卡。從最理所當然的過馬路開始：

『「哇，好個驚險萬狀的怒海求生記！」朱鴒拍著心窩，回頭望望麗日下大馬路上一濤濤金光燦爛的車潮，忍不住吐出舌尖，扮了個鬼臉兒。』

　　直到朱鴒與在酒店賣花的同學柯麗雙的對話：

「妳看！像不像一座鬼門關？」
「什麼像鬼門關？」
「酒店小姐那兩隻大屁股一抖一搖的晃盪在大街上。」
「喔！她說好多男人不知死活──」
「爭先恐後，搶著往她屁股裡面鑽呢。」
「就像敢死隊一樣。」

　　小說裡的七個小女孩，最明顯的主線，還是在朱鴒與八歲就想著自殺的小小賣花女柯麗雙，日夜飄流在紙醉金迷、人慾橫流的另類仙境之街，一強一弱、一亮一暗的兩個形象，映照出台北城走向現代化前，混亂時期的縮影。而墮落人性的形象，便是夜夜閃爍的酒店燈河裡，川流不息的酒客與酒家女；李永平在《吉陵春秋》裡，亦利用萬福巷的娼館，引出人慾招惹的罪惡。相同的切入點，表現手法迥異，是令人玩味的地方。

　　不過我認為，因為時空經驗的關係，《朱鴒漫遊仙境》激起的漣漪，絕對比《吉陵春秋》多。在小說裡，雖然台北城是孩子心裡的「仙境」，讀者反而比較像是在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因此我緊緊跟著朱鴒的記憶回溯，注意力放在人物場景描繪，當朱鴒成為導遊者，所有怪異與衝突都顯得特出(而非突兀)。

二、關於小說表現手法

　　對李永平作品的認知，一直停留在《吉陵春秋》裡描繪萬福巷的人事樣貌，在此之前我從未深切記憶，在此之後也未曾關注，甚至「李永平」 三個字像是我在遙遠記憶裡的某個時刻，倏忽飄過的文本裡，幾乎被我淡忘的名字(只因對相近大時代的描繪，他的寫法不白先勇也不魯迅的關係？)。並且因為對《吉陵春秋》的印象，使我並未十分關注《海東青》。嚴格地說，我是在此第一次真正認識朱鴒，一個思維舉動皆如孩童般單純，而語言邏輯卻超脫世俗所能理解地直刺人心的孩子。

　　重點在於，她只是個孩子，但也不是個孩子。

　　許多讀者初讀，一定會有主人翁年齡與語彙扞格的疑問。不過，如果切入真正的核心，應該要探討的問題不在於語言表現為什麼超齡，而在作者為何要用超齡的語言表現去訴說當時台北的外貌與內在？是否正因為不契合，才是精彩的小說？對我來說，朱鴒只是一個純真的化身，在走向自由開放之際的混亂秩序裡，被吞噬的微弱正義。假若用童言表現混亂，或許無法一針見血鋪陳作者意欲暗示的殘酷世界，但用成人的形象敘述理所當然的了悟，又感到失去冷眼洞察事態的炎涼之心。

　　總覺得，有時候不是作者選擇讀者，而是讀者依據自身體驗與認知去選擇作者及作品，作品的優劣與表現方式是否「得當」，可能也無絕對關聯；這並非對寫作者的一種辯護，只是讀者群眾的生命歷程，往往主觀地影響了他們對所有事物的看法。直接地說，讀者就是市場，再傑出的作品，也必須接上讀者的軌道才顯露作者意欲傳達的某些意義。

　　其實，直到現在我仍然無法定論，《朱鴒漫遊仙境》是否能因重新出版而再度受到讀者注目甚至喜愛，畢竟忠於作者自我眼界的文字，讀者的好惡相當分明。只是身為一位讀者，這樣的創作方式我是相當肯定且激賞的。

　　是不是仙境？其實讀者一直都很明白，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