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7.07.15　

楊偉中

    除了那些嚮往獨裁下的平和秩序、對舊時代高度緬懷的極端保守派之外，大概沒有人會認為解嚴廿年來的台灣是絕對地、全面地退步的。但是，對於許多如我一般政治啟蒙於戒嚴後期，持續投身社會實踐的朋友來說，要以「全面、無可質疑的進步」來概括廿年來台灣社會的發展，恐怕也未必如此容易。

    廿年來，我們見證了專制的瓦解，「民主」從蔣家「堅守民主陣容」的謊言口號，變成了人民活生生的日常經驗。然而當民主似乎成為最高價值的時候，我們赫然發現，「民主」得以實踐的場域是如此的狹窄，在司法、媒體和企業、工廠之中，民主並無容身之處。我們看到一個個政治緊箍咒得到了解放，卻也同樣看到對於資本的種種約束被逐步剝去，當「個人」與「政治自由」的成就被不斷強調時，「經濟自由」帶給基層民眾的弊害與苦痛卻被漠視、被掩蓋、被扭曲。

    廿年來，本土化的潮流沛然莫之能禦，人們思考問題的座標從中國漸漸位移成了台灣，本土教育獲得重視，歷史懸案、領袖功過成了歷史研究、更是政治辯論的重要課題，轉型正義的課題浮上檯面。在民主、也在從大中國意識形態下解放出來的意義上說，這是進步的，但並不代表我們已經對台灣社會之歷史的／結構的問題行了徹底的挖掘。「黨國資本主義」問題就是個有趣的例證：當自由派經濟學者向黨國資本開火，民進黨更以全黨之力向之宣戰後，我們發現動搖的僅僅是「黨國」，而絕非與黨國共生共榮的「資本主義」。「轉型正義」的課題如果僅僅是侷限在政治層面的討論，而無法在社會經濟思想諸層面，對至少是國民黨統治以來臺灣的發展經驗進行徹底的反省，這樣的「轉型」其實並無真正的正義可言，「真相」自然也無以釐清。與之相關的問題是，在「臺灣主體性」取代了反共八股、黨國教條之後，我們有多少空間與機會能對台灣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角色（比如對美國日本的政治依賴、對第三世界人民處境的漠然）展開全面的檢討？如果沒有這樣的工程，從中國陰影下掙脫而成的台灣主體性，依然是殘缺偏頗的。

    解嚴廿年來的台灣，在大步前進時候，其實還有許多保守陳舊的結構未被打破，而且這個「保守陳舊」所指涉的絕不僅僅是那些如今千夫所指的黨國權貴及其利益共同體而已。對廿來年多數民眾奉為圭臬的三大基本價值──民主、自由及本土，進行極其窄化的解釋與實踐，正是這個保守陳舊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由於朝野對民主、自由和本土的意涵同樣進行了窄化，使得台灣政治論述空前的貧乏無趣，也越來越和基層民眾關心的民生問題脫節。

    說到底，台灣政治不過是被兩個差別有限的保守勢力聯合壟斷，只不過一個奸巧靈活、熱情澎湃，一個陳舊因循、抱殘守缺。政治論述的貧乏，終將導致民眾的冷感和腐敗的橫行，而危險還不僅於此。「愛台灣」固然無可反駁，「中國」統治者也確該反對，但當「愛台灣」的路徑與方法越來越不容討論，為何／如何對抗中國當局也無法深入辯論時，我們不能不警覺：另一種形式的戒嚴與言論統制是否有來臨的一天？（作者為社運工作者、社區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