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台灣，兩個失落的「八零」後（意謂1980年後出生的一代）。

2011年9月，「茅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候評郭敬明說，「如果依靠寫作去買房子，現在真的是很難的事。靠寫作過上像郭敬明的生活，全國估計也就只有郭敬明了。」

中國的年輕人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認同。他們有所謂「八零後」作家，代表的是年輕人的文化、思潮和反動，他們對六四懵懂，對政府的腐敗恨之入骨，並且經歷了中國最快速的一波資本主義錢潮，但是大多數年輕人只能眼巴巴看著大多數的錢被少數人賺走。

台灣年輕作家要寫出同樣的共鳴不容易，台灣八零後的年輕人出生富足社會，享受民主的果實。說真的，台灣真的那麼適合搞藝術，我認識好多朋友書唸得不行的，或不想唸的就想搞藝術，到底是真想，還是只是逃避現實，很難說。

台灣的年輕人對比中國的年輕人，呈現出另外一種徬徨。

至於徬徨是否能併發出力量？

八零後該何去何從？

只有年輕人自己去體驗，去受傷才會知道。

聖‧奧斯丁說：「信仰需要理解。」

我相信：「愛也需要理解。」

講台對一般人來說應該不是陌生的，從小到大，幾乎人生重要的時刻都在求學，除了體育、音樂等少數課程之外，講台是每天必須凝視的一個場域。

彷彿學問就在講台與學生的課桌椅之間，便能測量出知識來往的距離。然而，我發現情況並非如此。站在講台上的人可能是迷惘的，可能是對工作失去熱情的，可能不是一位老師，而是一位教書匠。

那我呢？

當我站在講台上，我懷抱些什麼呢？

老師的責任是否是康德美學所謂「無目的的合目的性」？

雖沒有目的，但行為確實朝向一個方向，所謂探究真理的方向前進？

我懷疑，而幸好懷疑並沒有使我妄下定義。

有天晚上，我站在教室講台上，我設想台下空無一人，想像自己可能是道生或聖芳濟。但我不是他們，他們也不是我，我台下並非一群頑石，亦非佔滿鳥兒的枝頭。我面對的，是學生，這不是一個量化的名詞。一個學生，兩個學生，三個學生，都是學生，而我雖然是一個人，名為教師，但兩方均等。

什麼均等？是靈魂。

我們都有靈魂，那純粹的精神實體。共同朝向真理，所以我們不是老師與學生，而消融為走在真理之路上的夥伴。

多麼理想化的一種說詞！

但我正實踐著，幾乎接近信仰那般相信神，但我仍在信仰前保持距離。

因為個人信仰是理想，而實踐個人信仰則不能只是理想。

開創理想，必須能夠打破舊有的格局，而舊格局很多時候最讓自己裹足不前的，就是那個陳舊的人格、陳舊的習慣、陳舊的交友圈、陳舊的環境，以及許久沒有運轉，因而忘記能夠運轉的大腦。

那種感覺就像和沒有生活目標的人相處。

你無法在他身上得到生活新的刺激，你見不到他的未來，並且你發現當你走得離現在與過去越遠，不斷前進，他也離你越遠，因為他還停留在原地。

有的時候情況相反，如果這個人是知足的，而不是一方面想要往上爬，卻沒有實踐力，那麼你會在他身上學到什麼叫做放鬆。

可惜有太多空想與只是說說的人，以至於言之有物的對話變得稀少而珍貴。然後你會發現，交朋友需要機緣，而有共同方向的朋友，能夠一起成長的朋友，不但珍貴，而且值得去追求。

人與人產生差異，那是一件事；自己和朋友開始產生差異，漸行漸遠，這不只是一件事，還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偶爾，還會因此感到失望與沮喪。但失望與沮喪的情緒不會持續太久，因為當自我不斷前行，這些朋友的聲音，就漸漸聽不見了。

那麼，如果反思自身，要怎麼樣當個益友？就我目前的經驗，當朋友不是一件單純完全可以有普遍客觀標準的一件事。

我們必須認真的生活，而朋友的關係與感覺會隨著生活不同而跟著有人離隊、脫隊，或是加入自己的團隊，亦或我們加入新的團隊。

無論是哪一個，我們都不能避免，我們需要「朋友」，但某些朋友在我們的生命中可能是短暫的，而不是永恆的。

當益友，或是當豬朋狗友。端賴於我們自己對於生活的選擇，以及我們經營人生的方式。

我們得試著當自己的良師益友，尤其當這一輩年輕人面對的環境已經不同於上一輩人，開創新局，才有辦法找出面對新問題的新方法。

§ 愛因斯坦：「任何一個有智力的笨蛋都可以把事情搞得更大，更複雜，也更激烈。往相反的方向前進則需要天份，以及很大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