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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1/17 06:06:09瀏覽13｜回應0｜推薦1 | |
| Excerpt：洪席耶的《感性配享：美學與政治》 坦白說已經忘了從哪一本書看到引介洪席耶的這一本書，而初看書名是完全難以理解，這裡頭真正有興趣的可能只有其中的一篇講稿〈虛構之政治〉，但長達33頁，我也只能試著摘要出前半部，有興趣的讀友請再自行找書閱讀囉。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4472 感性配享：美學與政治 Le partage du sensible: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 作者：賈克．洪席耶 原文作者：Jacques Rancière 譯者：楊成瀚, 關秀惠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21/10 本書為法國哲學家洪席耶濃縮其政治美學思想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廣泛流行的一部作品，問世以來，已成為影響遍及政治學、文化研究、藝術理論、社會運動的必讀書目。 本書提出「感性配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這一概念，更新了人們對「政治」的理解，也重構了「美學」的政治意涵。美學不僅是藝術理論，更關乎政治場所中哪些事物可以被談論、被經驗？哪些人有能力看、有資格說？空間與時間的權利與可能性如何分配？透過對於「倫理體制」、「再現體制」、「美學體制」的分析，洪席耶深入剖析了西方政治的主要思想形態，更為如何開展一種具有行動力、反抗性的激進政治，提供了實質性的方向。 洪席耶本人曾於2009年訪臺，與臺灣學界進行了熱烈的互動討論，並舉行四場與本書高度相關的演講：〈何謂美學？〉、〈政治、民主與當前〉、〈虛構之政治〉、〈影像的政治〉，在學術界掀起一股「洪席耶熱」。本書經《文化研究》授權收錄中譯講稿，讓讀者得以感受這位當代哲學大師與臺灣近距離接觸下的火花。 【Excerpt】 〈虛構之政治〉（The Politics of Fiction） / 陳克倫譯 原刊於《文化研究》第十五期：368-385 顯然，我給這演講所訂的題目野心太大了點。我不是要談在虛構之政治當中包含了什麼，而是從一個有限的角度來處理這個議題：也就是從現代小說當中，針對寫實描繪之意義來討論此議題。一九六八年，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發表了他的經典文章——〈現實效應〉（The Reality Effect）。從福樓拜於一八七七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一個單純的心〉（A Simple Heart），巴特挑出此法國文學之經典範例，且針對著一個細節展開這篇文章。當描寫著小說角色居住之房舍的起居室時，作家告訴我們：「晴雨錶底下，有一架舊鋼琴，上面放著匣子、硬紙盒，堆得像金字塔似的。」問題馬上就被提出了：為何提到這晴雨錶？顯然，對情節來說，提起此物沒有什麼用途，晴雨錶對故事要角並沒有什麼意義。同樣地，我們也看不出成堆金字塔般的匣子、硬紙盒有任何決定性的意義。但是，顯然這些無用的細節並不能歸咎於這個作家缺乏識別力。重點不在於一段描寫當中多餘的元素，而是描寫本身（description itself）。多餘的晴雨錶指出一個更大的問題或是一個悖論。在歐洲文學當中，十九世紀作為一個小說（novel）的偉大時代而嶄露頭角，這是其偉大的藝術成就，以及其作為一種詮釋社會與歷史經驗之形式所具之深層意義的時刻。但另一方面，此小說的偉大時代也正是敘事邏輯（narrative logic）愈發受阻於描寫之溢現（excess of description）的時刻，描寫之溢現阻檔了情節的展開。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對鄉間地方起居室之家具的每篇描寫都是此般溢現最爲人所悉的例子。然而，二十世紀作家也以同樣的指控聲明反對他們的前人。在〈超現實主義宣言〉（Surrealist Manifesto）當中，布列東（André Breton）以詩學想像的絕對權利反對寫實描摹的樸素性。「他在浪費時間，而我拒絕進入他這房間。」布列東以這種說法摒棄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在《罪與罰》 （Crime and Punishment）中對於高利貸者的房間壁紙以及家具的描述，並且進而闡釋他的批評。在給卡薩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 的小說《摩雷的創造》（The Invention of Morel）的序言當中，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將作家之真切作品作爲絕妙情節之創造，進以對立於偉大的法蘭西小說家們給予日常寫實的累贅託付。即使，在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不被視作為是自然主義小說家的文章中，波赫士都發現太多的篇幅以及章節，如他所說的：「作爲創造，這是無法接受」，否則我們就必須接受我們「無趣且閒散的日常生活。」我將要提出以下的問題：對於小說之勝利以及乏味又閒散之日常生活的入侵，我們要如何詮釋這同時發生的兩者？我們要如何理解虛構的偉大時代同時發生著敘事邏輯的斷裂？ 巴特的文章爲此悖論提供了一個說法。同時以虛構的自由部署與情節的完善之名，「現實效應」（reality effect）的批判正是爲了保留對寫實主義（realism）的指責。它的前提是藝術作品之現代主義（modernism）觀念作爲其自身內在必需性的自主發展，解除了相似性以及指示性的舊邏輯。此藝術作品的現代主義觀念連接了結構分析的方法，並設想作品宛如機器，在每一個作品當中都有其確定的位置與功能。在這樣的觀點下，晴兩錶顯然是多餘的。但是，倘若結構主義的方法是一致的，它就必然有賴於此「多餘性」（superfluity），它必須去證明此多餘性不是多餘的。文學作品並不遵守經濟論式的結構主義原則，即便它可以透過結構分析來說明。多餘性必須在結構當中被給定一個場所以及一個地位。在這裡，巴特所給予的地位正是現代主義之預設所能給予何謂溢現的典型地位：倖存者的地位。巴特爲此寫實主義之溢現提供兩個理由。首先，它遵循了溯及古典時 代的傳統，一種「詞藻華麗」話語（“epidictic” discourse）的傳統，在此其中，華麗意象與比喻的部署要比描寫的對象來得重要，是作者爲其美學快感的炫技。其次，它有證據的功能，倘若一個元素在某處，即使沒有它存在（being-there）的理由；這正是意味著，它的存在是無條件的（unconditional），它存在只是因爲它在這兒。因此，無用之細節表明的是：我是真實（the real），真實是無用的、無意義的，真實證明了其現實性（reality） 外在於它是無用且無意義的同一個事實（fact）。 真實的證據回溯了一個建構再現邏輯的對立。亞里斯多德以降，詩學虛構被理所當然地認爲是建構逼真的情節（plot of verisimilitude），以便作爲可能發生之行動（actions）的邏輯性連續。亞里斯多德將此虛構的邏輯對立於僅依序講述如其發生之事實的歷史（history）。以此觀點來看，現實效應擺脫了再現的因果邏輯。但是，它採取一種只做半套的策略：它糾纏著如實之真實（the real as real）而取用歷史性的「寫實」（realistic）原則，並且把它構造成逼真的新樣式，而對立於古典的模式。在此，巴特說，此逼真的新樣式成為一種對於真實之拜物心態 (a fetishism of the real）的核心，成爲媒體文化的特性，並且透過攝影術、新聞報導、鍾情於紀念性場所與歷史景點的觀光旅遊等等而得以闡明。巴特總結，這一切「告訴我們真實（the Real）應當是自足的（self-sufficient），它足夠強大而得以去否認任何虛構的觀念，它的宣布（enunciation）無需整合到結構當中，事物的『已然存在』是它們得以被說出的充分條件。」這字裡行間中令人感到絕妙之處，正將其自身帶往其翻轉之面，而此翻轉就發生在十年之後。當巴特將事物的已然存在（having-been-here）作爲刺點（punctum），這是攝影術真理（truth of photography）否定知面（studium）之無意義的宣布式內容。在此之所以能夠這般翻轉，正是基於同一個構造當中的樸素對立：它將虛構之結構與僅僅「已然存在」之絕對特異性（absolute singularity)對立了起來。我認爲對舊鋼琴上的「匣子、硬紙盒的金字塔」(pyramid of boxes and cartons)做進一步考量，可能就已提供一個分析的第三項，它可能已然瓦解敘事結構之虛構合理性（fictional rationality）與絕對特異性的樸素對立。我將試著指出，寫實主義小說之「開散的日常生活」（idle everyday)作爲一個不同時刻的分歧（a bifurcation of times）是要比波赫士珍愛的路徑與敘事線之分歧來得更為基進的場所與時間（place and time）；專注於現實效應，就忽略了在美學之虛構（aesthetic fiction）的核心中的真實分裂（the real disruption）。它之所以忽略，是因為結構性的「現代主義」觀念假裝挑戰卻依舊保留了再現的邏輯，所以它也忽略了牽涉在「寫實主義」（realistic）之溢現當中的政治性議題。 重點是「結構」（structure）與「真實」（the real）之「無所事事」（idle）又「沒有重點」（pointless）的紀錄，此兩者的對立事實上重演了一個更陳舊的對寫實主義之虛構／小說（realistic fiction）的批評。早已有多數評論者採取此立場，且多半是保守的評論者。在這點上，巴特專注分析福樓拜的描述是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在福樓拜寫作的時代，有些評論家已經針對性地枚舉在他小說當中那些滿溢的細節以及氾濫的描寫，且為更為廣泛的當代文學定調。例如一位與福樓拜同時代的天主教作家暨文評家，巴爾貝．多爾維利（Jules Barbey d’Aurevilly）譴責福樓拜「那無限的、永恆的、原子論般的、盲目的描寫習作」（infinite, eternal, atomistic, blinding practice of description）。 …… 換言之，虛構的問題包括著兩個彼此衝撞的問題。在某個程度上，虛構意味著諸多事件的布置。但是，虛構也意味著一個被指涉的世界與另外諸多世界的關係。這並不是真實（the real）與想像（the imaginary）之關係的問題。這是一個感覺經驗之能力的分享／分配（distribution）的問題，關於諸多個人如何生活，他們如何經驗，以及他們的感受、姿勢與行爲是如何深刻而值得告訴其他人。這也正是巴特所指福樓拜的短篇小說〈單純的心〉的問題。在此，晴雨錶並不是作證真實爲真。問題不在於真實，而在於生命，在於「赤裸生命」每天所關注的陰晴風雨，以及一連串感覺事件的短暫性。無所事事的晴雨錶表達未曾聽聞的生命詩學，顯示出任何人，如福樓拜的老僕，都有能力將日常生活的慣例轉變爲深刻的熱情。更甚者，在福樓拜的故事當中，同樣的熱情感受可以無差別地體現於戀人、主人、孩子，甚至是一隻鸚鵡。此現實效應是一種平等的效應。然而，平等並非樸素地意味著小說家描寫的一切物件與感受都是相等的。它不是指出一切感覺都是相同的。而是指出，即便對任何屬於低下階級的女子來說，任何感覺都可以產生令人眩暈的速度，而使她得以體驗熱情的深淵。 多餘的晴雨錶所指便是如此。然而，那些保守的福樓拜同時代人士心裡對此所想的，卻是把描寫之溢現等同於「民主」之入侵。重點不是存在著太多的事物。重點是存在著太多的可能性，且賦予任何人使用任何事物作爲熱情的對象。這是文學之民主的可怕意義，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任何事物。此熱情的對象並不重要。菲麗絲黛——〈單純的心〉當中的老僕——是一個完美的僕人，但是，她的服侍超出了詩學的逼真邏輯以及好僕人的責任。她熱愛服侍；她以感受與熱情的強烈而服侍，而遠遠高於她的女主人之感受強度。這番強烈並不僅是無用的，那是危險的。在〈單純的心〉發表的前幾年，福樓拜的同行友人鞏古爾兄弟（Concourt Brothers）發表了另一個僕人的故事，《翟米尼·拉賽特》（Germinie Lacerteux）。翟米尼也是熱切地奉獻給她的女主人。但是，在小說的發展當中，這般熱情使她成為一位完美的僕人，也使她成爲一位足以讓任何事物爲其自身之熱情與性慾服務的女人，終於導致她的墮落。 因此，天使般的菲麗絲黛與醜惡的翟米尼正是一對姐妹。他們都是農民之女，來自這般危險的家庭，也表達了他們有能力感受一切強烈的欲望或是一切理想的渴望。這是任何人都具有的得以活在不同生活的新能力，而阻斷了所謂部分對整體應有的從屬。巴爾貝（Thomas Barbey）說，每一本書都只是圖像的連結。行動之貴族式部署受到了民主式凌亂影像的阻礙。然而，從再現邏輯的角度來看，此處發生的是一種雙重的喪失。當行動喪失了先前的因果連續之結構時，影像亦喪失了舊有的傳達行動之情緒質感，或在行動暫停時展現愉悅視野的功能。 行動與感知、敘事與影像，都成爲感覺之微小事件（sensory micro-events）的同一個編織物。評論家指控他們是阻礙情節流暢路線的「影像」。但是，「影像」是個模稜兩可的詞。事實上，所謂的影像並沒讓我們看到太多。〔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早已爲此給出理由：強烈的情緒與熱情最好以文字傳遞，而非以視覺再現，因為文字詞藻並不真的使它們所描述的成為可見。這種說法確實是指向那尙未聽過的強烈形式，這些形式正是由任何人都有能力去經驗的感受所構成，不管那是崇高的（sublime）或是卑賤的（abject）。〕影像並不是可見性的描述。影像的運作生產著強度的差異。在此，強度的差異顯示出感覺能力的再次分配（re-distribution），亦或，以柏拉圖的話來說，這是黃金心靈（golden souls）與鐵之心靈（iron souls）的等級的再分配。寫實主義小說的民主是任何人得以經驗任何生活之平等能力的樂曲。「影像」不被附加到敘事當中，它已然成爲平等的樂曲，在其中，行動與影像的對立消失了。 我認爲，這就是所謂現實效應中最關鍵的論題。在我看來，巴特沒有考量此政治性論題的原因，是支撐他探討文學中「真實」之地位的結構觀念，仍舊與再現邏輯中所伴隨的結構觀念是一致的：結構是因果關係之功能性安排，從而使部分隸屬於整體。對他來說，結構式的分析必須解釋「敘事構織的整體面」，並且指派每一個敘事單位在結構中的位置。這位「結構主義」分析者批評了再現詩學鬥士的問題：描述性之紀錄無法完成其功能，因此「必須付出處理更多敘事資料的代價。」他的問題是將真實等同於真實的同義反覆。但是，我倒認爲那些古老的強調逼真性的保守鬥士們的批評反而正確地感受到什麼才是問題的關鍵：這是「民主」的入侵。他們指出，這是一種新的、頑固的社會現實摧毀了所有情節的良善結構以及一切正確的行動之連續。重點是，巴特從「現代主義」的觀點對「現實效應」進行分析，將文學的現代性以及其政治性意含等同於情節——結構之純粹化，而漠視了寄生於「真實」的影像。然而，文學作爲書寫藝術的現代形態正好是相反的：它抗拒對純粹空間之輪廓與疆界的描繪。關鍵在於「溢現」（excess）並不是特異性與結構的對立；此處對立的，是兩種感性分配（two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模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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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