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4/11/03 06:16:54瀏覽95｜回應0｜推薦4 | |
| Excerpt：陳冠中的《事後——香港文化誌》 雖然早已聽聞作家陳冠中的名聲，但這是第一次閱讀他的作品，關於他的個人經歷及他對文化、文學各方面的思考，還需要慢慢瞭解，以下摘要分享。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00242 事後——香港文化誌 作者：陳冠中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08/05 內容簡介 陳冠中寫香港人、香港事，觀點破格，既有與年齡匹配的深刻，也有跟年齡不符的活力。七○年代香港進步青年要求自己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七一年到八一年是作者自承眼界大開、也是香港文化脫胎換骨的的時期，蕞爾小香港自我感覺良好，喧嘩生猛，敢為天下先，從每個文藝青年解渴濟饑的一間吊命小書店，到「盡皆過火，盡皆癲狂」的港式喜劇，從海運大廈到蘭桂坊，張愛玲到《七十二家房客》，為讀者細細註記一個年代，然後往前張望、往後追蹤，一幅幅流動的記憶風景。 【Excerpt】 〈前誌〉 1・事後：年輕時，大概沒有文化偏食症，只有貪玩症，這嚐嚐那試試，還要東張西望、上下求索，生怕錯過什麼。這樣的人嚐不出真味道，也學不好眞工夫，卻挺適合事後替大家做簡報。 事後，就過了三十年。 2・開蒙：我是在香港開蒙的。想追憶，到底是哪些人哪些事哪些書？ 3・幽徑：念中學時，還是個正常的男生，換句話說，什麼都不是。到大學，不想被廣大同學說是文藝青年，以免斷了其他好玩的路。沒想到自己會一步一步的走上這條幽徑，屢逢山窮水盡，偶遇柳暗花明。 4・同路人：在路上，有同路人，上了路，才知道人外有人。謹誌。 5・文化：這是個多義的詞，要看語境而定奪，我曾經這樣寫——文化除了建構身分認同外，至少還可以有幾個面向，一是文化作爲生活方式，每個地方每一個人都是有文化的、需要文化的、活在文化中的；二是文化作為意義、道德與價値觀；三是文化作爲教養、品位、禮儀與知識；四是文化作為特殊的行為活動，這些細藝現在一般被方便的歸總爲文化創意產業。神奇、混雜的一體多面，寫之不盡。 6・細藝：細藝無分廟堂江湖，各自修行、各顯精彩、各領風騷，卻共譜時代精神。電影、電視、電台、音樂、報紙、雜誌、圖書、漫畫、美術、工藝、時裝、設計、收藏、廣告、建築、攝影、戲劇、戲曲、舞蹈、小說、散文、詩歌、報導、評論、學術……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雖日文無第一，工夫總有高低。 7・本土：一九七七年七月《號外》雜誌登了一篇文章叫〈灣仔：吾鄉、吾土、吾民〉，作者是七靈。看著題目我就眼中有淚，但我在瞎感動什麼？我是在九龍尖沙咀長大的，活動範圍北至中學所在的窩打老道，南至我爸上班的港島中區，後來到薄扶林上大學，才偶然涉足灣仔。大概，當時打動我的不是灣仔，而是：人可以對自己長大的小地方這麼有感情，並且可以像七靈那麼有勇氣大聲喊出來。 8・香港：七〇年代，殖民地政府主辦香港節；本地流行歌手Irene Ryder唱著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西西七五年發表了小說《我城》，香港是我們的城；《號外》的英文刊名在七七年初改爲《City》，標榜自己是一份世界城市的雜誌。蕞爾小香港自我感覺良好，喧譁生猛，敢爲天下先。 9・大約在七〇年代：七〇年代本土進步青年要求自己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七一年到八一年是我眼界大開、也是香港文化脫胎換骨的時期，我兜兜轉轉老是回頭說這年代，以這段時間爲鑑，然後才往前張望、往後是追蹤。這本文集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文章不談到七〇年代。 10・稿約：文章是應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楊澤和《明報》世紀版主編馬家輝的約稿而寫的，沒有對他們的承諾，就沒有定期撰稿的壓力，也就不會寫這五十二篇文章。…… 〈自己開書店〉 隔行如隔山，小小的文化圈，每一塊都有不同的知識結構，就算自以爲可以無所不談，其實還是自說自話，之所以吾生有涯、學海無涯，這是我在一山書屋的體會。 黎則奮是低我一屆的大學學弟，是個堅定而且張揚的社會派，我特愛聽他亢奮的談香港學運社運政治，特別是攻擊對手國粹派。他對我的一大貢獻是一九七六年初邀我一起開辦一山書屋，跟學長陳文鴻曾澍基、學弟妹張嘉龍鍾小玲做合股夥伴並近距離接觸。 …… 主導一山業務的是精力旺盛的張嘉龍，有天他帶了個背著書包的台灣人進來，名字叫沈登恩，開了家遠景出版社，陸續發過來一批台灣小說，如鹿橋的《人子》、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陳若曦的《尹縣長》，封面都有設計概念，令人眼前一亮，跟我在文藝書屋看的台灣書不一樣。我開始對台北出版界產生了興趣，連帶接上了台灣文化界的論述，包括濫觴於六〇年代而在七〇年代中大爆發的現代與鄉土文學論戰——我回想起七三年已經看到香港學者劉紹銘編的《台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選》。台灣文壇自此再納入我的注意範圍內，雖然無可避免只是隔岸觀火，知其一不知其二。 遠景一度是台灣出版新世代的領頭羊，只是主事者性格決定命運，另二位高手王榮文與鄧維楨相繼離開，自立門戶，台灣出版業進入戰國時代，大放異彩。 不過我得指出，雖然從那時候開始，台灣書成了香港書店長銷的固定擺設，甚至不乏暢銷者，但卻沒有主導過香港文化的發展，正如鄉土論戰啓示了台灣文化往後的變化，在香港卻水過無痕，深層影響遠不如早前的文星叢刊、皇冠叢書、水牛文庫、人人文庫，因爲七〇年代中香港自已的本土城市文化已經蓄勢待發。 一山始創的頭一兩年，我常跟著張嘉龍玩，認識了不少幹出版、發行、印刷和門市的人，那幾年特色書店很多，往往設在二樓或租金較廉地帶，老牌如南天、上海印書館，後有傳達、新亞、波文、創作、未名、神州、南山、田園、學津，更後有青文，及至今仍是龍頭的天地（店門在地面、店在地庫）。我們平常談的是書，見的是寫書或出書的人，等於在梳理書本文化圈。張嘉龍還介紹了《明報月刊》編輯、藏書家黃俊東給我認識，一下替我打開了書本文化圈大多數的門。 有一陣子，對當代中文文學史和戲劇史素有研究的馮偉才當了一山的經理，而從法國回來、飽學的丘世文也成了股東，兩人的知識結構都不是我熟悉的，我下班就上一山看書聊天學習，說不定還會踫到什麼學問家、名家，擺一回龍門陣。熬到八〇年代初，一山結業，大家都交了點學費，我卻掌握到更多九兩岸三地書本文化的線索。 〈胡菊人與我〉 蘇珊·桑塔格念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終有一天自已的文章能在《黨派評論》雜誌上發表。我在大學時期則相信一點：寫中文文章要登上《明報月刊》，才算是最高榮譽。 據說《黨派評論》發行量僅僅是一千到五千份，但說不定對年輕桑塔格來說，那是所聖殿，門檻自然高，當它的作者不容易，當它的讀者又豈應容易？那是「高額」紐約知識分子的核心刊物。 我在大學預科那年開始看《明報月刊》，上大學後更一期不缺，雖然印象中沒有踫到別的同學跟我談起過《明報月刊》，不過我堅信在大學象牙塔以外，在香港和一個叫海外的地方，有個廣闊的天地，裡面都是知識分子，而他們個個看《明報月刊》。是的，是的，我知道不可能個個看，在台灣是不容易看到，在大陸是看不到，知識分子本來就眾口難調，何況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分歧大著呢。可是平心而論，或者以後見之明，由六〇年代中至七〇年代末，兩岸三地及那個海外還有比《明報月刊》更好看的中文「知—識—分—子」雜誌嗎？就算六七年在香港創刊的《盤古》雜誌，開始的幾年頗有意思，當時兼任編輯之一就是《明報月刊》的胡菊人——胡菊人等離開後，後來的《盤古》讓人沒法看。 七〇年代中我的口味雖已變得嬉皮兮兮、姿態也擺得新左兮兮，心底仍慣性的惟《明報月刊》馬首是瞻，所以當我大學畢業後兩年，重新試著用中文寫文章時，第一篇上萬字的長文是給《明報月刊》，而不是給自己辦出來的《號外》雜誌。 那是胡菊人時期，我當時所有看過的《明報月刊》都是他主編的，心目中他就是《明報月刊》，代表著知識分子。我還讀過他的《坐井集》，看到過他青年導師般的照片，像是認識他，但他卻不會知道我是誰——我只是個未經約稿的首次投稿者。他把這個新人的文章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分兩期刊登，上篇放在該刊第一篇文章的位置，並在「編者的話」裡推介。這超出我的期待，受寵若驚。 …… 之後我還寫過一篇談新左文論的文章給《明報月刊》，就再和該刊無緣了。在《號外》出版一段時期後，胡菊人在他讀者甚多的《明報》副刊專欄上給過《號外》相當正面的評價，只補充說可惜《號外》談太多時裝這類沒有長遠價値的潮流玩意。他大概沒想到可能是我們小時候看了他介紹的存在主義，才變成荒謬、虛無的享樂主義者——我是在開玩笑。 我們一直沒有私交，後來他和名記者陸鏗辦《百姓》雜誌，我依舊是讀者，那時候我的很多想法已有所調整，發覺我們之間的差異不大，尤其在正義、良心、知識分子責任問題上，胡菊人仍然是值得信任的。 信任到什麼程度？這樣說吧，假設當時的某一天，我睡意朦朧的給吵醒，有人氣急敗壞的說：這是個大是大非的時刻，你一定要站出來表態，快說，你站在哪一邊？我說：到底是什麼事，給我點時間，讓我先弄清楚狀況……那人說：不行，現在就得說，你站哪一邊？這時候我只得說：好吧，不過你得先告訴我，胡菊人站哪邊？他站哪邊我就站哪邊。 |
|
|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