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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0/05 08:08:22瀏覽8｜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張承志的《敬重與惜別：致日本》 匆匆翻開本書目錄，不預期自己可以讀懂多少，甚至感興趣的內容應該也很少吧？但沒想到〈文學的「惜別」〉這一篇長文讀著讀著就讀出趣味了……從石原慎太郎獲得芥川獎的事件評論、談到本文重點：太宰治在《惜別》中關於魯迅的書寫方式、對於佐藤春夫和堀田善衞的推介，以及在結論中延伸出來的扣問：中國文學的可能性在哪裡？ 我不知道斷章取義的書摘可以吸引其他讀友嗎？但我相信未來有一天自己會再重讀，屆時看看自己是否理解更多？ 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敬重與惜別：致日本 作者：張承志 出版社：行人文化實驗室 出版日期：2014/03 甲午戰爭、日本阿拉伯赤軍、武士道、《惜別》與魯迅、亞細亞主義，張承志以我們熟悉歷史、文化、人物為引，一個一個，帶出他的日本觀察。什麼才是戰爭中的道德底線？六〇年代日本阿拉伯赤軍可以為今日帶來什麼思考？忠義與犧牲、古典的士的傳統究竟是什麼？「武士道」為何淪為侵略的工具？中國與世界間的文學交流是平等的嗎？以及，所謂「亞細亞主義」透露的是日本國家擴張與侵略的歷史、還是一個民族的視野與熱情？ 【Excerpt】 〈文學的「惜別」〉 十幾年前在仙台，一位教授幾遍問我： 「魯迅，我不懂文學——真可以被稱做文學家嗎？」 他的文學的標準，我朦朧中似懂非懂。那種私人的和心理的細膩微妙、人性的深掘淺挖、風花雪月的沉湎、以及那種恢宏或精緻的體裁，是日本人習慣和愛讀的文學。 我們參觀，尋找當年魯迅的教室和下宿。有時他在一旁故作放肆，說：我討厭魯迅！ 那時我感到無言可對。我們都習慣了刺耳之言，知道不能借一句便懷上敵意。確實，愈是有些看似失禮的人，最終卻是可信的朋友。何況他的話裡藏著一種道理，涉及著文學的見解，甚至催我思索。 他不會知道，這席話陪伴了我多年。 今天我打算回答了，雖然仍沒有恰當的答案。 一 二〇〇三年離京前赴西班牙之前，我接到岩波書店的《世界》雜誌。我瀏覽一遍，立即被其中的一篇吸引住了。是批判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政治論文，但是這一篇回溯了那個猖狂右派官僚的——文學背景。 那次我第一次知道，在石原慎太郎發跡的故事中，居然還發生過一場那麼激烈的文學爭論。 一九五六年，二十四歲的大學生石原慎太郎，以他的小說《太陽的季節》獲得日本最高的文學奬芥川獎。很快，小說拍成的電影也流行一時。 用評論家四方田的概括是：這是一部描寫「廝混在日本相模灣一帶的資產階級家庭的青年們日常生活」的作品。 ——熱衷拳擊的高中生某某，在玩耍時勾上了一個女孩。在所謂湘南上流階層生活的展示，和不斷的夜總會、海濱遊艇上演出的充斥色情、暴力、殘酷的細節遞進中，女孩懷了孕，墮胎失敗而死。喪禮之夜，某某突然來到女孩靈前，舉起香爐砸碎了遺像，狂叫著衝出房間，滿屋的人目瞪口呆—— 這就是最簡單的情節概括。 它再也不是執著於亞細亞主義的舊式日本人。當然它更不是追求自由與快樂的新生一代。它是一個法西斯的遺腹子，發洩著尚未洗淨侵略和驕橫的污痕、卻又為滾滾財富蠱惑的內心欲望。它用誇張的野性描寫，貌似衝決傳統和道德，為朦朧中新的蠢動作準備。如此心理的挑逗不會沒有回應，所以它得到了一定的轟動。篇名引起「太陽族」一詞的流行，直至中國也在類近時代到來時出現模仿，畫虎類犬地標榜「陽光燦爛的日子」。 芥川獎評委之中，發生了罕見的分歧。讚賞它的如川端康成，說我喜歡推賞如石原那樣特別的年輕才能。井上靖則云，這是候選作品中出色的一部，那熟練和新鮮使我不能移目。但是否定它的評委更加言辭激烈。宇野浩二指出：此小說即便假定是新奇之作，也是低下的通俗小說，作者刻意寫入新奇的、獵奇的、淫靡的東西。而作家佐藤春夫的尖銳發言，則在文學史上成為事件。 佐藤春夫的評語，如一個宣言： 我並非一味排斥反倫理的《太陽的季節》。只因如此風俗小說即使作為文藝，也是最低級的東西。作者佯裝敏銳的時代感覺，其實未出媒體人及演出商的框子，而絕非文學者之作。又從作品可見作者對美欠缺節度，尤不知害羞喋喋強詞之態度更屬卑劣。如此無端可取的《太陽的季節》被多數表決選中，於我而言心感可恥，因而我作為評選者，對其當選不負連帶責任。 …… 二 對佐藤春夫些少的讀後感稍稍推後。 躊躇良久，我最後從太宰治的作品中，選定了一個入口。文學過於浩大，不僅不可能瀏覽全體，甚至沒有能力讀通一人。太宰治稍有不同，他可能是唯一可供議論的、日本的作家，因為他以一冊《惜別》，寫了魯迅。 這是一部篇幅不長的小說，印成袖珍本後約有一百六十頁。它以中國人熟知的留學仙台故事為題材，寫成了一本以留學生周樹人為模特、塑造了青年魯迅形象的小說。連題目也用「惜別」，藤野先生給魯迅的題詞。中國讀者對它不陌生，作為魯迅的愛讀者，我也熟悉那段故事。我竊望這種熟悉，能彌補母語差異的誤解。因為愈是文學，語言的精確、多義、分寸以及微妙，才常使外國人的讀取似是而非。 更重要的是，太宰治乃是日本的小說名家，怕有不少人會覺得，如此作家用墨於描寫中國人，乃屬罕見，甚至屈尊。當然中國人會討厭傲慢的屈尊姿態，所以更想從小說中讀出本意。 出乎意料的情節是沒有的；小說只把人所熟知的〈藤野先生〉裡透露的故事略加繁衍，其餘便是極為濃稠和豐富的、思想和典故的淹灌。就內容而言雖然它非常飽滿，唯與其說它是一部刻畫魯迅的小說，不如說是一部魯迅專論或日中策論。 這部小說該另有讀法。 我留意的，不是太宰描畫的周樹人像不像，也不是就文學議論《惜別》寫得好不好。畫得不像無需苛求；因為即便沒有宣傳的緣起（小說《借別》乃是接受日本內閣情報局與文學報國會的囑託與補助，承擔一九四三年底召開的大東亞會議提出的五大主題之第二項―「大東亞各國之獨立親和」主題的「主旋律」作品），彼此的描寫——本來也沒到出色的年代。 一九四三年自汪偽大使升任日本外務大臣的重光葵，鑑於逼近的日本敗局，主張給於亞洲諸國獨立、標榜解放亞細亞乃是戰爭之目的。同年一月，日本向南京汪精衛傀儡政權宣布放棄治外法權、交還外國租界。在這一大東亞外交的熱鬧中，偽滿、汪偽、菲、泰、緬、印諸「國」參加的大東亞會議召開，發布五大宣言，呼籲東亞親善、打倒英美殖民主義。（藤井省三：〈太宰治の「惜別」和竹內好の「魯迅」〉《国文学》，二〇〇二年十二月號） 會議同時號召主旋律文藝。內閣情報局與文學報國會向作家要求，歌頌表達時代的最強音，寫五大宣言，並承諾提供金錢、紙張、採訪便利。一句話：當好作家的好後勤，為主旋律創作提供一切支援。於是眾作家應募、報國會審選，還發出正式委託書。 ——其中就有太宰治的《惜別》計畫。這一篇承擔的任務是：以小說表現五大宣言第二項：「獨立親和」。 真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如今，由我這麼一個中國文學的異端，眺望大海彼岸昔日的文學風景，聯想難禁，歎為觀止！ 我對它潛讀的心思，只是想從框架和行間，尋找我對之尤為敏感的因素：歧視或尊重。 …… 為一句評語，我費了斟酌。 從日本寄來新潮文庫的袖珍版，懷著猜疑，我讀了這部小說。我沉吟品味，咀嚼再三，不敢浪下結論。 「不卑視中國人」——從語言的敘述和作者的宣言中，太宰治營造了一個只有兩人的世界，在這個烏托邦裡，日本式的傲慢優越被擯棄了，一對朋友，「潔白」地相濡相知。 因內心的這個烏托邦圖像，太宰治感到了對中國問題的自信。他有一個朦朧的念頭，借這一小說他可以將其發揮充分。敗戰已經就要降臨，不妨留下預言式的篇什。我想，此即太宰治接受官方徵稿的動機。 此外，他以為若想判斷對方，何況攀登亞細亞的境界，不單要根絕歧視云云、更需要有揣度的直覺、和作家的私人體驗。對作品中的支那人物，如果心有靈犀，自然定能寫好。 就這樣，太宰懷著「方法」的自負，信筆寫來，詞語中屢屢可見他的思路。也可能在一九四五年戰爭的敗局就在眼前，作家心裡潛在的、與中國之間文學對等的感覺悄然增多？總之其間滋味令我興奮。 那時在日本，魯迅的作品已被大量翻譯。太宰讀了一些，但不多。動筆前，日本評論社出版的竹內好《魯迅》使他愕然，研究魯迅的行家裡手竹內披露的某些魯迅真實、以及竹內評論魯迅的筆尖橫溢的一種自負和粗暴——這或許正是太宰刻意要清除的——都使他震驚和疏遠。 但他並未遲疑，更沒有臨陣磨槍搜集資料，而是「如少年之勢開始了這一工作」。他未改初衷。沒有尋求一個新故事。小說《惜別》中的故事，幾乎就和藤野先生為弟子題字惜別的故事一樣多。太宰治自信自己的寫法，未必比學究更差；他對竹內好主動贈他《魯迅》一事所說的話，不僅表自了文學觀念的分歧，甚至是對那位「我一次也沒見過」「曾經愛讀我低劣的小說使我汗顏狼狽的」、「支那文學俊才」竹內好的拒否。 太宰治的自信，是比「五個二」更 重要的緣起。應該說，他提交內閣情報局的〈惜別之意圖〉寫的是嚴肅的： 不卑視中國人，也無輕薄煽動之舉，只想以所謂潔白的獨立親和態度，正確且慈愛地描寫年輕的周樹人，讓現代中國的年輕知識人去讀，使之抱有日本存在我輩理解者的感情，而能效力於日支之全面和平，其功遠勝百發炮彈——此乃我的意圖。 太宰治的話裡，有一絲較真。這裡包含著他對正在日本名聲鵲起的魯迅的興趣，更藏有一九四四年底大東亞上空敗色已濃時、日本知識分子的自省和感悟。他初讀小田嶽夫《魯迅傳》時，曾有相投的感受，直覺魯迅是「和自己一樣」的同類。所以，嘗試換一種別樣的「潔白」口吻，糾正姿勢，誠邀對座，與中國對話的構思，已經醞釀形成。 無論如何，覺得魯迅「和自己一樣」，這是一個平等的起點，一個讓中國人感動和幻想的起點。不管怎樣，中日之間不是在考古文獻和茶紙典故，而是在現代文學的大雅壇上，開始了平等對話。這已足以令人感歎。 接著，在整部《惜別》中太宰治竭力地、饒舌地、用一瀉千里的獨角自語，「端正描寫年輕的周樹人君」。但有趣的是：最終被他畫出的周樹人走了形，而一個戰爭後期的日本青年「我」，卻漏網一般，被塑造了出來！ 正是這個不意流露的角度，正是對這樣的一個「我」，應該不惜讚美。唯有他的出現才令人感奮，其中的深意，應予以再多一些的發掘。 因為畫好「周君」為時過早。當周君的朋友們，哪怕已經從盧溝橋和太平洋撤退，但是尚停留在大東亞、日本盟主、解放各民族的思路時，無論誰，下筆就會畫歪了周君的鼻子。而一個仙台的「我」已經誕生了，他是和周君抵足而眠無話不談的同窗，是一起廝混的夥伴。就像兩人一起設計明天時，提出的未來刊物的名字——「新生」提示的，他是日本的一代新人，甚至是新生的日本。一部《惜別》中，最有趣的人物不是「周」，而是「我」。 很難說太宰治寫下那個名字時，也暗中影射了日本。至少從文字中讀不出來。但細究太宰治接受國家任務的始末，能觸碰到作者有一種深刻的虛無感、一絲古怪的安祥、還有過分明亮的文筆。無邪的樂觀，更酷似緘默。 也即是說，太宰治無意言及日本的危機。他把自己藏得很深，在亮色的、快速的、宛似不假思索的句子中，他主觀地、理想化地塗鴉人物，像自欺又像描畫烏托邦。他潑灑熱情。流動的明亮句子，給了他麻醉，掩飾了他的虛無。新生的「我」和新生的周君，正隔著火海遠望未來。雖然未來一派黑暗，但他們感覺甜美。 ——這些都使此一部小說更有滋味。 須知：太宰治為《惜別》去仙台取材，已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執筆已是四五年二月。待到出版，日本已換了人間。這部軍國特邀嘉賓式的作品，是在占領軍的統治下，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 像一個謎團，作家在滅頂之災中，隻字不提家國的危機，也不暗示自己個人的危機。他就像「我」：周君走了，自己也失去了目標。周君的塑造並不要緊，關鍵是周君一度誘發了他的熱情。如今我明白了：確實那是一次「潔白的」熱情。然後跌跌撞撞地，他筆直地滑向戰後的頹廢。後來看了《火宅之人》，那部電影寫了太宰治的情死。二〇〇六年在日本，我很想去多摩川的上水，憑弔他在《惜別》問世不滿三年之際、攜情人棄命的地方，但是沒能如願。我不熟悉他其他的作品，但是我直覺，恰是這部受限最多的《惜別》，也許給了他一種鼓舞。因為對座的周君，給他製造了一種單純語境，如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如潔白的烏托邦。 …… 〈小結〉 ——也許，已經沒有必要再回到那位仙台的教授？ 糾纏於純粹文學的話題，是一種標榜高雅的習氣。我只能說，恐怕中國文學還會長久缺乏餘裕充盈的「私小說」。恐怕還會有不少魯迅式的半紙心事半紙抗議的文字，呈著一副粗糙的樣相。 純文學的討論以及藝術諸般，尚需緩行。一個民族要跋涉的文學路，尚要一步一步，數過他人不知的崎嶇。中國大致仍是散文的國度。因為命途多艱，小說的大潮尚未臨近。因為救國的老調，依然彈它不完；使外人心儀的風花雪月，埋在文字的深奥，蓬勃尚待一些時日。 如果日本選擇石原慎太郎，日本文學將墮落為帝國精神的粉飾。而中國文學選擇什麼呢？環顧左右，我們的文學，尚處在受辱的時代。 在扭曲的時代，倒是有過端莊的文筆。太宰治的熱烈口吻、尤其他選定的主題——仍使人心動。確實如此，唯有文學，仍是「惜別」，欣賞之日尚遠，一片荒涼的預感。 所以我想高呼：且慢文學的浪言，先讓我們立意自律。莫談文學！唯謹慎對他人的冒犯，哪怕退守文學的敬遠。 我們不想強求任何人，去認識中國文學的可能性。儘管這種可能性，遠較他們判斷的更大。而且並非我強調了這可能性，就意味著我在倨傲自詡。我只是說：文學的可能性，只在於依靠著他人想像不足的文明，只在於懷抱著激勵永久的痛苦。 只是有時，當偶爾讀到他們的美文，如佐藤春夫對石原的淋漓呵斥時，心中便難免升起一種不盡的遺憾。惜別——總是意味著強要的忘卻。它留下了背影，長懷著創痛。 又是堀田善衞寫得出色： 若是能相互忘卻，或者能學會這麼做的話，我是想學的。於我而言，不快的事不願說也不願寫，毋寧想，真地深深沉入缄默。但即便如此，還有叫做不可忘卻的酸楚，它便是日本和中國交往的根本。我們互相握手時，在手掌和手掌之間，渗出的是血。 （《在上海》，頁六〇） 在貧瘠的大陸上、蹣跚獨行著我們的文學。 如他們的揶揄，長旅中我們還背負沉重的枷鎖、官僚的遮蔽、及失敗的歷史，今天又加上了三聚氰胺的侮辱。但文學不是卑賤也不是虛妄；唯獨對文學而言，過多的勝利和驕傲，會誘人步入危險的泥潭。我們自有前定的路；雖然舉步維艱，我們不僅能求助於古典，而且能正視——糾正虛妄的傲慢。 二〇〇八年九月改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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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