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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2/02 05:49:02瀏覽5｜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 這本《告別革命》是李澤厚及劉再復兩位學者的對談，期待以改良方式取代暴力革命，而針對毛澤東、鄧小平、蔣介石各有不同面向的評論。 除了人物評說之外，理論及哲學這個部分更吸引自己，以下摘要其中一篇〈歷史行程的二律背反〉進行分享。 書名：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 作者：李澤厚、劉再復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1999.2.1 【Excerpt】 〈歷史行程的二律背反〉 劉：剛才我談得太多，現在應當讓你多談談，我很想聽你講講歷史進程的二律背反。 李：我也談了不少。歷史行程的二律背反，意思是歷史總是在矛盾中前進。談這個問題時，我以前老講兩個小故事：一個是傑克．倫敦（J. London）有個短篇小說描述一個白人和一個黑人的矛盾。那位白人雇一個黑人和他一起運雞蛋去遠方，因那地方少雞蛋，運到後一定會發大財。 但運輸的路上極其辛苦，這位白人雇主非常吃苦耐勞，節儉勤奮，眞可說是艱苦卓絕，但這個黑人卻完全相反，消極怠工，好吃懶做，覺得這樣吃苦去賺這個錢，實在不値得。最後，雞蛋運到了，卻全臭了，白人只好自殺。另一個是高爾斯華綏（J. Galsworthy）的作品，也是短篇，描寫的是一個手藝精湛的鞋匠，爲人忠厚，他做的皮鞋簡直像藝術品，既美觀，又耐穿，多年也穿不壞。但在大工廠生產皮鞋的時期，生意卻越來越冷淡了。沒人再來買他的鞋，因為工廠生產的鞋，便宜得多，而且花樣翻新，雖不耐穿，但大家還是喜歡去買C這兩個故事描述的正是二律背反，雙方各有其價值，你能說誰是誰非嗎？你能說傑克．倫敦的那黑人白人誰是誰非嗎？也許傑克．倫敦是站在黑人一邊批評那白人。但那白人想艱苦創業，歷盡艱辛，不也正是今天企業家的榜樣麼？不也正是一種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麼?但那黑人覺得人生如此並無意義，也許他更嚮往中世紀的田園，這也不錯呀（我這也是借題發揮，因為這兩個故事的細節已經記不準確了）。這兩個故事都表明歷史與人生，歷史與感情，歷史與倫理的關係非常複雜。兩者固然有相當一致的時候，但也經常有矛盾。剛才你說的實際正是歷史與倫理的矛盾。追求社會正義，這是倫理主義的目標，但是，許多東西在倫理主義的範圍裏是合理的，在歷史主義範圍裏並不合理。例如，反對貧富不均的要求，也就是平均主義的要求，在倫理主義的範圍裏是合理的，但在歷史主義的範圍裏就不合理了。所以我以爲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不是大家都貧困化，這正是不同於毛的歷史主義。 劉：個人的私欲在倫理的範圍內自然是惡，但是在歷史的範圍內，惡則是歷史發展的槓桿，這一點黑格爾說明過，所以恩格斯認爲黑格爾比費爾巴哈更深刻。打破大鍋飯，在倫理主義範圍內，可能被視爲殘酷的、不道德的東西，但是一旦打破，個人的潛能被刺激出來，社會就獲得發展的推動力，這真是無可奈何，也屬於「此事古難全」。 李：你說得對，光有社會正義的要求，光用道德眼光來看社會，固然純潔、高尙，但是，這也會產生不必要的、過度的義憤，以致導致革命情緒和「革命行動」。文革中不是常講「革命羣衆要採取革命行動了」嗎？在社會前進發展的過程中，在某一歷史階段中，所採取的具體形式和方法，並不一定都那麼善良、純潔。 劉：我探討懺悔意識和良知責任，也注意到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維擊人類的良知，不斷地呼喚良知責任、道德責任，但是，人類的歷史還很短，人類並不成熟，良知還是很不可靠，正因爲良知不可靠，人性不可靠，所以就需要法律。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一個社會要維持下去，就必須強制社會成員接受法律的要求，這就不是那麼溫情脈脈，法律又常常是很嚴酷的，不講情義。 李：歷史總是在這種矛盾中忍受痛苦。例如，從《詩經》開始到杜甫的〈兵車行〉，都表述戰爭的苦痛，描述送別丈夫、子弟上前線的痛苦之情，成為傳誦不衰的名作。但是，從西周到漢唐，軍隊抵抗異族入侵，和遠逐匈奴、「保家衞國」、「少年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這也是無可奈何和難以非議的。在歷史主義的層面上，還得記錄這些功績。可是，一戰爭就要死許多許多人，造成那麼多家庭與個人的悲劇。這種悖論，從古至今所在皆存，但願總有一天，世界永無戰爭。 劉：我國古代思想家兩千多年爭論不休的利義之辯，西方學者的功利論與正義論之辯，也是歷史發展的二律背反問題。有的強調「利」，這是把歷史主義放在優先地位，有的強調「義」，這是把倫理主義放在優先地位。歷史發展的二律背反，內涵比利義之辯豐富，如你剛才所說的它包含著歷史與人生、理性與情感、利益與道德的複雜關係，但利義之辯也確實是歷史前進的重大矛盾内容。 李：在我國古代思想史上，義利之辯是非常重要的線索。孔子、孟子、朱熹這一線強調義，而墨子、荀子、董仲舒、葉適、黃宗義、康有爲等都強調利，強調經世致用。現在的思想史著作沒有把這兩條線講得很清楚。新儒家對強調經世致用這一線的思想者更是忽略。牟宗三先生說葉適是孔子最大的敵人，其實，應當說，葉適是牟先生最大的敵人。 劉：儒家思想家們強調利的時候，也不是完全排斥「義」，只是強調要有一種合理的「義」，即要考慮到歷史發展利益同時也包括個人利益的義。我們現在應當更注意發掘經世致用這一線索的思想資源。 李：我把倫理分爲宗教性倫理與社會性倫理，前者是對倫理的絕對強調，後者則包含著對倫理與社會利益的平衡。 劉：處理歷史與倫理的關係確實很複雜，我在思考懺悔意識的時候，就注意到一種無罪之罪。意思是說，我在法律上並沒有罪，但我置身一種利益關係中，無意中支持一個犯罪的整體，進入一種共犯結構，因此我就產生罪感。我想以此說明，光有私德還不行，還得有為公共利益奮鬥的公德，因此，有公德心的人並非不考慮利益，關鍵是考慮怎樣的利益。這幾十年，中國不僅經濟國有化，而且靈魂也國有化，我們把心靈、靈魂、良知都交給國家，追求抽象的共產主義道德，把個人利益完全抹煞了，但中國仍然沒有搞好。這才使我想到，光是把良知、靈魂、理性交給國家、政府不是辦法，還應當對政府進行批評、監督，要對制度進行反省，要為自身和同時代的社會成員的獨立權利而思考而講話。一思考、一講話，就涉及「利」，就打破上下尊卑的道德要求，於是，原來的溫良形象就變成有點鋒芒了，於是，一些人便搖頭。 李：所以說，歷史發展並不簡單，個人的選擇也不簡單。有位朋友出了本書，書名是「政治多麼簡單」，據說李登輝看到後說，這個人多麼簡單。 劉：政治家與文學家的矛盾總是從這裏開始發生，文學家尊重人的情感，把個人的情感看得很重，而政治家往往是鐵石心腸，爲了達到一定的歷史目標，他們總是說，犧牲是必要的，流血是必要的。歷史學家可以歌頌拿破崙，但作爲文學家的托爾斯泰，他絕對無法接受。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中的主角，他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去支持十月革命，結果最後自己被這場革命所吞沒，因爲革命並沒有時間和精力去銘記他當時的善良心腸，它按照自己的鋼鐵軌道無情地向前運行，不惜碾碎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殘酷洗禮中，無數無產階級革命家被置於死地，我們的文學家為他們寫了不少輓歌，但是，如果作為革命，作爲繼續革命，這種犧牲又是符合自身的規律。革命本身就非常殘酷。 李：所以我們評價某種東西，就應當放在不同的層面來看。例如對《河殤》，我上面說了，如果把它視爲一種文學作品，從感情的層面上來看它，我是支持它的。文學就是表現情感，包括很極端的情感，情感總是缺少理性。這種情感不管你贊成不贊成，它都可以片面地加以表現。但是如果作爲一種學術作品，或是歷史敎科書，那我就要認真地反對它的許多觀點，例如把中華民族的文化歸結爲黄河文化，從而是落後的根源，我就很不贊成。在歷史前進中，需要科學，也需要文學，文學不斷地對歷史進行批評、反思、抗議，也許不大符合實際，但有它存在的巨大價値。 劉：對於民粹主義思潮和它在文學中的影響，也可以看到這種悖論。民粹主義，作爲一種政治主張，或者說作爲一種歷史要求，是很有問題的，它崇尙農民，排斥資本主義方式，這種思潮放在歷史的層面上，我們不能說它是進步的。例如章太炎，他的民粹思想，道德主義，我就不贊成。但是，有民粹主義思想的作家，他對農民傾注了感情，對農民的善良、純樸由衷喜愛而且寫得非常美，並因此反襯被工業汚染的都市文明的骯髒與黑暗就無可厚非。如果一個作家認爲城市是罪惡的，只有鄉村是乾淨的，因此，他竭力反抗城市對鄉村的侵蝕，這也會寫出很好的文學作品，沈從文的《邊城》就是這種作品。從文學的層面上，我們就不應當去追究這種作品的民粹主義思想的是非。理性與感性也是一對二律背反，都有存在的理由。 李：不錯，正像兩個曹操並行不悖。歷史上的曹操和《三國演義》中文學中的曹操，都有存在的理由。歷史上的曹操，是歷史學家用理性再現的，而文學中的曹操則是文學家的感性產物。 劉：作家不應當太理性，一旦太理性，就把什麼都看穿看透了，想得太透反而寫不好，例如赫爾岑（Herzen）就太理性了，所以他寫不好文學作品。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也是這樣？他作爲一個思想家，非常理性，但他的小說《怎麼辦》也充滿理性，敍述模式是提出問題、回答問題，這樣，小說就不感人了。 李：作家最好是保持一種敏感與朦朧的狀態，能保持這種狀態，才是天才。但是如何保持，為什麼能保持，就說不清，難以捉摸。作家自己也不明白，這也就是我十多年前即強調的「無意識」。 劉：康德好像說過這樣意思的話，說科學沒有天才，藝術才有天才。藝術創作確實有點神祕，一幅畫、一部小說或詩歌，寫得那麼好，但要作家理性地說出為什麼寫得好，恐怕講不出太多道理。作家的創作就憑經驗，這種經驗裏包含著靈感、才能，甚至是大靈感、大才能，很難講清楚這是怎麼回事。能講清楚經驗，肯定不是大作家。 李：所以任何作家都不能保證下一部作品一定成功。這一部作品成功了，下一部作品卻不一定，也許大失敗。如果能說清楚作品怎樣寫就能保證成功，恐怕不是大作家。 劉：科學家可以理性地確定，理性地預測，作家就不能。作家創作的敵人恰恰是太確定。 李：大詩人作詩並不是每首詩都好，有時行，有時不行，無法規定。 劉：創作中有一種高峯體驗，這就是一種很神祕的精神歷程。在某種狀態中作家就能把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把潛在的情感、思緒充分地激發、調動出來。 李：所以作家不可太聰明，太聰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聰明了，就是什麼都想得、看得很透，有太強、太清醒、太準確的判斷能力，想得很周全、精細，這樣就會丟掉文學中那些感性的、偶然的、最生動活潑的東西。像杜斯妥也夫斯基，就常常是糊里糊塗的。他又是賭博，又是喝酒，連即將上絞刑架的前夕，也是糊里糊塗的，還想到告別、懺悔、新的生命等等。這種性格，才能把全部生命投入文學，才能把內心深處那些最豐富、最眞誠的體驗表達出來。這些東西才不會被理性的聰明所阻撓所掩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理論研究，分析問題卻相反，要求清晰、準確、精細、全面，但文學創作則可以片面，作家詩人想得太全面，也就是太聰明，太精，什麼方面都顧到，就寫不好。所以我一直說文藝難以周延分析，感情無須周到全面。 劉：科學、理論都是對世界的認識，認識世界自然不能片面，而情感是一種感染，托爾斯泰說，文學是情感的感染。感染自然是片面的。片面的情感恰恰是很深的情感。太聰明的作家常常扼殺這種情感，使這種情感平庸化。才能不足，就很難戰勝平庸。 李：作家的「配合」形勢，也是太聰明的一種表現。扭曲自己的才能去適應社會，既要作品得名，又要生活得好，有名有利，擁有一切，但這在創作上卻要付出損失的大代價。 劉：人文環境的殘暴常常會逼迫作家生長大聰明而窒息大智慧。我看到當代有些作家，相當聰明，常創作量也很大，對政治、社會、愛情都看得很透，但就缺少大執著，因此也就缺少一種內在的大智、大勇、大愛。 李：你是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專家，將來還可把理性與感性、認識與感染、全面與片面的區別與聯繫的複雜關係講透，包括作家不可太聰明這一點講透。這一點似乎很少人講，大概也屬於離經叛道，而且會得罪許多太聰明的作家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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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