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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2/02 04:50:06瀏覽6｜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劉再復的《文學四十講：常識與慧悟》 續讀劉再復的作品《文學四十講：常識與慧悟》。 從上部的二十二講，如：文學的定義、性質、要素……與自然、宗教、政治、藝術的關係……一直到下部的十八點，如：文學的起點、特點、優點、弱點、亮點、盲點……飽含文學各種議題的討論，相當值得一讀。 以下摘要分享其中的兩篇文章。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0613 文學四十講：常識與慧悟 作者：劉再復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1/08/26 2013年以及2016年，劉再復接受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與高等研究院的聘請，擔任客座教授，並開設「文學常識二十二講」以及 「文學慧悟十八點」兩堂課程，本書即為此兩堂課程之內容。依講述課程，全書分為兩部。上部〈什麼是文學：文學常識二十二講〉娓娓道來中西文學常識，從文學的定義到文學的狀態，最終要在現實生活中追求「文學的心靈」；下部〈怎樣讀文學：文學慧悟十八點〉，則細究閱讀文學作品時需要去思考的各項要點，以求領悟進入文學堂奧之妙。 【Excerpt】 〈第二十二講 文學與狀態〉(上部) [什麼是文學狀態] 文學是充分個人化的精神創造活動，所以作家最重要的品格乃是獨立不移的品格，即不依附於任何機構、任何集團、任何組織的品格。不依附，也包括不依附於國家，不依附於政府。這是最基本的存在狀態。 為什麼明確這個問題，就必須首先了解「存在」和「作家存在」這兩個概念。 我們現在坐在椅子上，坐在書桌前，那麼，這椅子，這桌子，可稱作物的存在；而我們則是人的存在。存在，有的「在場」，有的「不在場」；前者看得見，後者看不見。眼前的物（椅子、桌子）和眼前的人（老師、同學）都是看得見的存在，也可以說是在場的存在，有些不在場的東西，如上帝、意志、倫理、精神、情操等，也是存在。「存在主義」是研究人如何成為自身主宰者的思想體系，也可以說是研究人成為自己之可能的哲學。存在主義哲學家告訴我們，椅子、桌子這種「物」是固定的，而人卻變化無窮。物沒有自由，而人有自由，即有選擇的自由，因此，人乃是選擇的生物，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選擇」決定人的本質，這便是沙特所說的「存在先於本質」的意思。存在主義哲學的這種價值指向，當然拒絕決定論，也拒絕宿命論。對於作家來說，就是拒絕自己的本質被他者所規定，而要做一個自由人——做一個選擇自己，成為自己的人。作家可能比普通人更強烈地意識到，人的存在不可以生活在他人眼睛的監督之下，不可以生活在他人的掌握與主宰之中。所以他們也更充分意識到，所謂「文學狀態」乃是自由狀態。因此，以往作家宣稱自己是「人民的代言人」或「無產階級代言人」，把自己附屬於某種機構或組織，就不是文學狀態。 …… [作家主體的存在常態]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翻譯日本文學理論家廚川白村的《走出象牙之塔》，那時中國處於國家危難時期，作家的確有必要走出象牙之塔，即走向街頭去參加社會革命與社會鬥爭；可是，現代社會是商品社會，社會潮流正在席捲一切，包括席捲文學藝術，即讓文學作品也淪為商品。作家在這個時候，不應當像二三十年代那樣走進社會潮流，當「弄潮兒」，倒是應當退出市場潮流，變成潮流外人，即《紅樓夢》中所說的「檻外人」。惟有當檻外人，當潮流外人、風氣外人，才能守持文學狀態。卡繆的著名小說《異鄉人》也有人翻譯成「局外人」，無論是《紅樓夢》裡的「檻外人」還是卡繆的「異鄉人」，都是社會潮流的邊緣人。其實，作家只有讓自己從社會潮流的漩渦中退出，把自己放在社會邊緣的位置上進入深邃的精神生活，才能贏得真正的文學狀態。當然，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如果有的作家，他們願意走向社會鬥爭最前線，願意在時代潮流的中心裡打滾，也很值得敬佩。但是，這種「戰士型」的作家，既保持戰鬥狀態又保持文學狀態，並非易事。魯迅是這種狀態的成功例子。但他處於戰鬥最激烈的時候，宣布自己的文章乃是「匕首與投槍」，其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和「攻守的手足」，則不是一般作家所能企及。尤其是他時時緊繃一根弦，連喝牛奶、吃魚肝油，也說這不是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愛人，而是為了敵人。這顯然是戰鬥狀態壓倒一切。這種狀態在歷史的特殊瞬間裡可以理解，例如在國家的生死存亡之際，讓個人也融入國家生命時，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一般的歷史語境下，這種戰士狀態並不屬於文學狀態。 在一般的歷史場合中，作家的主體狀態的常態反而是「寂寞」、「孤獨」。魯迅在二十年代中期處於孤獨狀態時寫道：「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又有詩云：「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這些詩意表白，看似「消極」，實際這才是真正的文學狀態。惟有在這個時刻，他才能沉浸於文學之中。這種沉浸狀態，才是真正的文學狀態，他的《野草》正是產生於這種文學狀態之中。 古今中外的許多大詩人大作家，都經歷過「寂寞」時期。正如李白所言：「古來聖賢皆寂寞」，又如龔自珍所言：「側身天地本孤絕」。作家處於孤島中，孤立無援，這種孤獨狀態，其實正是作家的正常狀態。孤島就是象牙之塔，在孤島中可以「面壁」，可以進入大海的底層。可惜能意識到這一點的作家並不多。有些現代作家熱衷於世俗生活，喜歡在世俗生活中充當一個角色。因為世俗角色可以帶來世俗利益。每個城市的「作協主席」，就意味著相應的車子、房子與俸祿。然而，世俗角色的桂冠太沉重，一定會影響，削弱作家的本真角色，也就是說一定會破壞作家的本真文學常態。然而，許多作家並沒有意識到，熱衷於世俗角色恰恰是脫離文學狀態。如果曹雪芹也熱衷於世俗角色，他就不可能守持十載辛苦的文學狀態，當然也不可能產生《紅樓夢》。 …… [文學狀態由誰決定] 那麼，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文學狀態到底由誰決定?它是上帝提供的嗎?是政府提供的嗎？是時代提供的嗎？是作家協會或慈善基金會提供的嗎?都不是。文學狀態完全取決於作家自己。中國偉大詩人陶淵明，原先是官場中人，不得不「為五斗米折腰」，但他後來作出重大選擇，逃離官場，回到田園中，「實迷途其未遠，知來者之可追」，他返回田園，也意味著回歸文學狀態，這才創作出卓絕千古的田園詩歌。如果他繼續留在官場中，那就遠離文學狀態。傑出的現代作家張愛玲，在青年時代沉浸於文學狀態，所以才寫出〈金鎖記〉、〈傾城之戀〉這樣的天才之作，可是到了香港、美國之後，她就守不住文學狀態了，所以就用政治話語取代文學話語，寫出《秧歌》與《赤地之戀》這兩部與〈金鎖記〉完全無法同日而語的作品。自由要靠自己的覺悟，文學狀態也要靠自己的覺悟。覺悟到自由，才有自由。覺悟到文學狀態，才有文學狀態。一個覺悟到「文學狀態」的作家，他就會捨棄市場、捨棄功名、捨棄榮華富貴，也會捨棄自己的「主義」。「捨棄」不是「背叛」。捨棄是放下外部的一切負累而全身心地進入文學狀態之中。然而，這不僅需要見識，而且需要膽魄，有多少作家能夠如此膽識兼備呢？ 〈第五講 文學的弱點〉(下部) [文學最無用] 「文學無用」的命題，很多人都講過。魯迅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暨南大學作過一場演講，這篇演講非常有名，題目是〈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論點：文學不如大炮有用：「打倒軍閥是革命家；孫傳芳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炮轟掉的，決不是革命文藝家做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文章趕掉的。」文學的確沒有飛機、大炮、刀槍等各種武器與工具的實用價值。這種弱點，帶給文學一種非常輝煌的特點，即「超功利」、「超實用」的特點。 葉聖陶的孫子、當代著名作家葉兆言有一篇講述，叫作〈被注定了的文學〉，裡面有一個小標題〈無用的文學〉，也講到了魯迅先生的這個例子。葉兆言還列舉了作家張愛玲和導演謝晉的例子： 張愛玲有一次在街頭看見一個警察打三輪車伕，她寫文章談了這個事，說她當時有一種很強烈的衝動：要是自己能嫁個市長就好了，因為如果嫁了市長，可以讓老公立刻把這個警察給開了。這是一個作家在面對不公時，產生的一個很真實、很質樸的念頭，文學沒有什麼直截了當的作用，如果想用文學讓這個警察住手，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光文學界，在文藝界內，關於文學的用途也存在爭論，像著名導演謝晉，就有過這方面的表露。十多年前，謝晉拍了個電影，請了很多作家來提意見。謝晉講起了自己的理想，他說一生有兩個理想，一是想做一個記者，二是想當一名電影導演。臺下的記者就很激動，問他為什麼想做記者。當時我也在臺上，我沒有想到謝晉會突然暴怒，他對記者說：「我當然想做記者，但是你們要知道，我可不是想做你們這樣的狗屁記者，我想做的記者是像美國得普利茲獎（Pulitzer Prize）那樣的記者，做在第一線報道最直接、最紀實和最針對社會現象的記者。」 謝晉的言語中，有意無意地說到了文學的一些作用。我們經常把文學家所承擔的東西和記者、媒體所承擔的東西混為一談了。我想強調的是：文學，尤其是虛構體的文學，它和新聞是完全不一樣的，對社會能起到直接作用的，是謝晉所說的記者和媒體。我個人認為，媒體做的報道，包括一些報告文學，確實對社會現實有著非常強烈的現實意義，而我前面所說的文學，尤其是虛構文學是沒有什麼大影響的，實際上現在很多作家已經意識到問題的所在了。 …… [文學的無用之用] 文學雖然是最無用的，但從人類的終極目標看，卻又有一個悖論，就是文學的「無用之用」。「無用之用」這個理念，出自《莊子·外物》，其中記敘了莊子與惠施的一段辯論。惠施經常出現在《莊子》裡，也被稱為惠子。《莊子·秋水》裡記載了莊子和惠施關於「魚之樂」的辯論，莊子說水裡的魚很快樂，惠施反問莊子：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快樂？在這個故事裡，惠施講的是邏輯，而莊子講的是直覺。中國文化很善於講直覺。我寫《紅樓夢悟》，用的就是直覺。莊子和惠施的討論還有很多，〈外物〉如此論辯「有用無用」：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堑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 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無用」與「無用之用」是一對悖論，兩個相反命題都符合充足理由律，都道破了真理的一個方面。惠施說「言無用」是對的，莊子說「言為無用之用」也是對的。莊子和惠施還有很多類似的辯論。在〈逍遙遊〉裡，有一段關於樗樹之用的對話：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惠施覺得樗樹的樹幹和樹枝都沒有什麼用，但是莊子說這棵樹寬廣的樹蔭可以乘涼。所以，說這棵樹沒用是對的，說它有用也是對的。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是人們說某種巨大的葫蘆沒有什麼用，但是莊子卻說可以繁在身上當作腰舟，浮游於江湖之上遊玩。 我在第一講裡講過：文學可以豐富我們的心靈，豐富我們的情感，豐富我們的思想，就像我們說愛情沒有用，但是它可以豐富我們的人生，使我們的人生更有詩意，正如德國詩人賀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所說，可以幫助我們「詩意地棲居」。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用」，但不是淺近利益的效用。 [無目的的合目的性] 關於什麼是美，古往今來很多哲學家都探討過。柏拉圖說，美就是美本身，他探討的是美的本質。不是漂亮的姑娘，也不是那些罈罈罐罐，他認為美乃是美的共同理式。朱光潛先生則認為，美是一種審美關係，是「心」與「物」的關係。我寫過《李澤厚美學概論》，借用尼采的「男人美學」與「女人美學」這對概念描述朱光潛和李澤厚兩位先生的不同：李先生屬「男人美學」，即哲學性美學，凡研究美的本質、美的根源，即美是如何形成的，都屬於這一類。李先生提出的「自然的人化」、「歷史的積澱」諸命題，都是在解釋「美」如何形成。而朱先生則屬於「女人美學」，他探討的不是「美」如何形成，而是美感的產生，美感與文學藝術的關係等問題。其重心是審美，不是美本身。 今天我們講述的是文學的弱點，關注的是「無用」與「無用之用」。我覺得在西方兩千多年的美學歷史中，把二者統一起來，並對二者作了最科學的說明的是康德。康德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說美的特點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永遠記住的偉大命題，也可以視為美的定義和美的本質。首先，美「無目的」，即美是無用的，也就是說，超功利、超實用，超淺近目的，也就是無用方為美。文學符合這一條，它最沒有用，但它最美。其次，美又是「合目的性」。所謂「合目的性」，乃是合最高的善，即合人類的終極目的。終極目的是什麼？是人類的生存、延續、發展，這是幾乎看不見的目的，但又是最根本的目的。對於「合目的性」，也有人解釋成客觀的審美判斷。我們在課堂上不必糾結於概念，重要的還是觀照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文學現象。 中國前期當代文學（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的「合目的性」，精神層次太低，它追求的是合黨派目的，即有利於中國革命和執政黨的目的；之前還有一個層次稍高的「合國家目的」，看似是抬高文學的地位，其實是在貶低文學的地位。我在《文學常識二十二講》裡批評了曹丕的名言：「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還批評了梁啟超沒有新小說便沒有新社會和新國家的觀點。真正的大目的，應當是「合天地目的」、「合人類目的」，而不是合黨派、合國家、合民族的目的。 無論是曹丕還是梁啟超，都停留在「合國家」。只有「合天地」、「合人類」，才是永恆的，才是最大的善。文學寫作，只要求合天地大目的，合至善，合人類最根本的心靈方向。只能講此「方向」，不可以講別的「方向」。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歸根結底也是嚮往精神領域中的「無用」與「無用之用」的統一，即嚮往「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因為宗教與政治結盟之後（政教合一），愈來愈帶有實用性與淺近的功利目的，於是產生了打著上帝的旗號或阿拉的旗號發動的爭奪土地與權力的戰爭。這些戰爭使宗教的偏頗與實用性更為明顯。中國對於宗教更是常常採取實用主義態度，很多人進入宗教是為了「吃教」，把宗教當作敲門磚，敬神的背後是與神做利益的交易。魯迅批判過中國人的宗教實用態度，說中國人對神只是「從」，而不是「信」，即只是以功利態度對待神，並非真的對神具有無條件的信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乃是以超功利的「真善美」來取代功利性的宗教態度。文學藝術之所以可能成為「美育」的重要內容，便是因為文學藝術具有超功利、不追求實用目的的特點。也就是說，「無用」的弱點，可以透過「美育」，化為「無用之用」的優點。培養學生音樂的耳朵、審美的眼睛，以及豐富的心靈與情感，所有這些，都是深遠的合目的性，而不是淺近的有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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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