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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7/06 05:05:34瀏覽168｜回應0｜推薦4 | |
| Excerpt：巫寧坤的《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 …… 一九八六年春，我在英國劍橋大學作客期間，應主人之囑寫了一篇自傳性長文，〈從半步橋到劍橋〉，在《劍橋評論》上發表。在這篇文章裡，我簡略地歸納了我的坎坷平生：「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但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難，又虛度短暫的餘年？這是我不得不正視的問題。為了不辜負苦難餘生，不辜負千千萬萬同命運的死者和生者，我至少可以把我們一家三代人在中國大陸數十年的親身經歷忠實地記錄下來，其中的悲歡離合和眾多知識分子家庭大同小異，滄海一淚而已，只不過我們的故事涵蓋了整個新中國的歷史時期。這樣一部紀實作品，儘管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不僅可為當代中國生活提供獨特的見證，而且對於以悲憫情懷理解人和歷史或有所裨益。 ——巫寧坤，〈前言：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 「不忍卒讀」，或許是閱讀巫寧坤的這本自傳《一滴淚》的第一個感想。 事實上，這本書是從余英時的著作引介而來，余英時寫了一篇序言「國家不幸詩家幸」，相當清楚地闡述這本書的珍貴之處，只不過，看完這樣的人生經歷，只能說匪夷所思：人與人之間，除了戰爭以外，究竟可以彼此傷害到什麼程度呢？然而這只適用在當時的中國人民？或是所謂偉大的人類皆有可能？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65530 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 作者：巫寧坤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07/05/01 作者簡介 巫寧坤 一九二○年生於中國揚州。。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 中在北京國際關系學院被劃為 「極右分子」， 被開除公職，送北大荒勞改農?勞動教?，一九六一年六月病危 「保外就醫」。「文革」期間，關 「牛棚」，一九七○年全家流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九七九年「錯劃右派」改正，返國際關系學院任英文系教授，一九九一年退休後定居美國。 【Excerpt】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1955〉 …… 在去會議室的路上，遇見歷史系的謝教授。他是個五十來歲，胖呼呼的小老頭子，平日見人笑咪咪的，人稱「歡喜佛」。我衝他淡淡地一笑，他卻扭過頭去，加快了步子。我走進會場時，包圍圈快坐滿了。我坐到圈子中央，主持會議的黨員立即宣佈開會。 「巫寧坤在上午會議上的表現是極其惡劣的，」他聲色俱厲地說，「他毫無悔過的表示，他沒有坦白交代歷史的和現行的反革命罪行，反而向認真幫助他反省的革命同志猖狂反撲。我警告你，巫寧坤，你已經陷入革命群眾的重圍，看看你在會場的位置就明白了。你唯一的出路是向人民投降。我們黨和政府對待犯罪分子的政策一貫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何去何從，這個問題必須由巫寧坤本人決定，不要坐失時機。現在，請革命同志們繼續揭發批判巫寧坤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個舉手發言的是謝教授。他怒氣衝衝，臉紅脖子粗，一點也不像歡喜佛，倒像橫眉怒目的金剛。「巫寧坤，你今天上午的表現是極其惡劣的，令人無法容忍。你沒有老老實實坦白交代你的罪行，反而膽敢取笑革命同志。這是猖狂的抗拒運動，進一步向黨進攻。我告訴你，你是這次運動的頭號靶子，南開的頭號反革命分子。你那些眾所周知的罪行，你反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反革命言論，足以給你定罪。我們偉大的黨，為了挽救每一個犯了錯誤的知識分子，現在給你最後一個悔罪自新的機會。剛才我看見你晃晃悠悠從家裡走過來，沒有一絲一毫悔罪的神情。而且，你竟然還滿面笑容，」說到這裡他提高了嗓門兒，「你還有羞恥心沒有？我問你，你剛才在路上為什麼對我笑？可能你希望我同情你？也許你要我在這兒保持沉默？沒門兒！你和我一起喝過茶，談論過歷史問題。但那是在我認識你的真面目以前。現在我和你劃清界限，我也要求所有革命同志都這樣做。」 主持會議的黨員表揚了謝教授的發言，其他「革命同志」相繼效尤，有大聲謾罵的，有聲色俱厲警告的，集中抨擊我態度惡劣。我腦子裡突然冒出莎士比亞的名句：「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癡講的，充滿了喧囂和狂亂，沒有一點兒意義。」下午散會以前，主席宣佈：「巫寧坤對運動和革命群眾抱敵對態度，明天上午要交一份書面檢討。巫寧坤不得和校內外任何人聯繫，不得在家中接待任何人，不得私自離開校園。違反上述規定罪上加罪。你聽著，巫寧坤，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何去何從，由你自己選擇，不過時間是有限的。」…… …… 「我們掌握大量你在反革命集團中活動的材料。有一些是你的反動高足寫的。我不妨告訴你，他們全被我們抓起來了，包括你搞到南開來的李天生。我們只不過是要給你一個主動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的機會。現在你願意交代嗎？」 「我還是不明白你在講什麼。」 「好吧，你知道ABC這名字嗎？」 「什麼ABC？」 「別裝蒜啦！你很清楚這是你們反革命集團的名字。」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當年我教的四年級班上有一個叫大江的男生，積極分子認爲他思想反動，說以他爲首形成一個反動學生俱樂部。他笑著反唇相譏道：「是啊，一個橋牌俱樂部，A Bridge Club，簡稱ABC。 要是落到克格勃手裡，它一下就可以變成“Anti-Bolshevik Club”、反共俱樂部，哈，哈，哈！」這話傳開了，大家一笑置之。 「現在我想起來了。那是開玩笑。」 「開玩笑？你說在社會主義中國搞反布爾什維克活動是開玩笑？」 「但是並沒有這樣的俱樂部。」 「事實俱在嘛。它有名字，名字是反革命集團頭目起的，他是你的得意門生。他們經常開會，討論他們讀過的反動作品，其中包括《一九八四》和《正午的黑暗》。你是他們的導師，你參加過他們的討論。他們看的反動作品為他們反對共產主義和新中國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們從事散佈反革命言論。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推翻我們黨和政府。它是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有名稱、有頭目、有導師、有理論、有不少成員。它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公安部門早就注意它的活動了。你管這個叫開玩笑？」 我感到十分驚詫。我看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在我眼前揮舞。 …… 〈探監1961〉 六月初三是我們女兒的三歲生日。可憐的孩子還不認識她爸爸哩。到監獄去見見尙不相識的爸爸，看起來不免淒慘，但這是我能給我女兒的最好的生日禮物。可是，我答應過那個値班員不再去探監。他會寬容我的失信，允許我再見寧坤一次嗎？一毛會跟一丁一樣給爸爸那副可怕的樣子嚇壞嗎？ …… 到了値班室，我又來到那位値班員面前，準備他對我大發雷霆。反正豁出去了。 「幹什麼，李怡楷？」他吃驚地說，但並不是怒氣衝衝的。「你說好不來的，怎麼又來啦？我對你和你「右派」愛人這麼寬大，你卻不守信用。我們可以把你的表現報告你工作單位，你知道。那對你有什麼好處，嗯？你很清楚我不會讓你再見他的。」 「這是我們的女兒。」我指著坐在我腿上的一毛，「她是在她爸爸離家後出生的，今天是她三歲生日……」 「你帶她來這麼個地方過生日，第一次見她父親，真有你的！小姑娘好漂亮！」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有什麼辦法呢？」 「好吧，好吧，你是個心氣很強的女同志，我拿你有什麼法子呢？我知道我這人心太軟，可是……得啦，等你愛人收工回來，你再見他一次吧。十五分鐘，一分也不多，這絕對是最後一次。你可答應？」 「我答應，我答應。他若身體好了，我也就安心了。他若好不了，我再來也沒用處了，對嗎？」 「我要書面保證。」說著，他遞給我一張白紙。 …… 寧坤又一次看見我，同時第一次看到女兒，他那呆滯的雙眼露出了喜色。我事前盡力向三歲的孩子作解說：爸爸因為有病還得下地幹活，生產糧食給我們大家吃，身上穿著帶泥巴的勞動服，樣子會很難看。然而她還是被爸爸的樣子嚇壞了。我緊緊摟著她。提醒她我昨天和今天在路上跟她說過的話。過了一會兒，她就笑眯眯看著她父親，羞答答地叫了一聲「爸爸！」 「這就是我的小公主！」寧坤笑顏逐開地說，但我聽得出他的聲音裡含著眼淚。「這麼漂亮，這麼可愛！眞是一隻小鳳凰！可惜咱們今天不能在咱家的宮殿裡慶賀你的生日，小毛毛！」 「不要緊，爸爸。媽媽說你快回家來啦，明年咱們在我的宮殿裡慶賀我的生日。」 「可是你的宮殿在哪兒，我的小公主？」 「在我故事書的森林裡，當然嘍。你多傻，爸爸，連這都不知道！」寧坤和我都笑了起來。 「爸爸，我過生日，你不親親我嗎？媽媽親了。姥姥親了。大夥兒都親了。」 寧坤躊躇了。「我這身泥巴會弄髒你的嘴巴和漂亮衣服的。」 別犯傻，爸爸！姥姥會給我弄乾淨的。來吧！」 寧坤把她摟在懷裡，親了又親。 「你是個心氣很強的小姑娘，跟你媽一樣。我太高興了！」他又朝著我說：「有一天，這只小鳳風會翱翔雲霄，在天堂門口歌唱！」我們的十五分鐘一轉眼就過去了。配給已經成為這片國土上的一種生活方式，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抗爭。寧坤急匆匆趕往地裡去勞動，他回過頭來看我們一眼，我瞧見眼淚流下他那蒼白的兩頰。 〈二十餘年如一夢1979-80〉 …… 我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又從美國回來講學，當時正在北京。回想起一九五一年在三藩市他會幫我整頓行裝，送我上船回國，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來的新年賀卡，我想闊別二十八年之後重見一面也許挺有意思。我「開後門」打聽到他住在北京飯店、當時的國賓館的房間號碼，打了電話給他。我很高興他還記得我。他約我周末見面，可我當天下午就要離京。他說正忙於準備講稿，於是我們商定在他房間內見面十五分鐘。政道比我小六歲，當年是我們一幫過從較密的中國研究生中的「小弟弟」。 現在五十出頭，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輕，娃娃臉，膚色滋潤，不過頭有點兒禿了。他先介紹了他的太太，然後我們倆面對面隔著一張小圓桌在兩把大扶手椅上坐下來。他問到我的處境、我這次從安徽來北京的緣故、一些朋友們的經歷，我只能簡單扼要地作答，因為我怕多佔他寶貴的時間，並且他也沒流露出強烈的興趣或感情。他莊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和學者的神氣。我很快就意識到，我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他留在美國，能夠獲得成就和榮譽，過著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國，歷盡劫難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國主義的堡壘」安居樂業，回到共產中國榮膺「愛國主義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級黨政領導的接見和宴請，作爲國賓出入有專用「紅旗」大轎車代步。我響應號召回到祖國，卻被劃為「人民公敵」，受盡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幾乎成為餓莩葬身一抔黃土。即便在我們交談時，我的肋條還隱隱作痛，由於在來飯店的公車上受到「紅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腦子裡突發奇想：如果在三藩市那個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國，結果會怎樣？也許我會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當場決定，我絕不會用一輩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換取無產階級專政頭目的敬酒。不，我絕不會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時，上帝保佑，即便他當年回來，也萬萬不會落入我的苦海。 時間到了，我準備告別。他的太太走進臥室，取來一冊簡裝本的當代美國作家瑟伯（James Thurber）的近著《當代寓言》（Fables for Our Time）遞給政道，他簽上名題贈給我。他對文學作品、尤其是寓言，發生興趣，這可是新鮮事兒，我也感到高興。當年他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前，我們都住在國際公寓。有一次他在我屋裡聊天到深夜，談到《紅樓夢》，他認為這部經典作品「不科學」，因為主人公出世時嘴裡含著一塊「寶玉」，我無詞以對。當時，我或許可以借用哈姆雷特的話作答：「天地間有許多事情，決不是你的哲學所夢想得到的。」今後，有一天，如果他讀到我半生坎坷的故事，希望他不會說：「這不可能是眞實的。一定是寧坤編造的一篇愛國主義的寓言。」 …… 〈尾聲：死者與生者〉 我曾用一句話概括我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但是，肯定不止如此而已。持久的苦難決不僅是消極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饋贈。受難像一根綿延不斷的線索貫穿生活和歷史的戲劇。或許恰恰因為受難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佔有一個無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麥王子的悲劇，或是杜甫盪氣迴腸的詩篇，才以人生悲劇的壯麗使我們的靈魂昇華。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難和從中學習，沒有人會徒然受難。或許我們變得明智一些，像孬子基貴一樣；或許我們變得謙卑一些，因為親身體會過農民遭受的那麼多貧困和苦難：或許我們從他們對生活無言的信念和對未來的常青的希望中汲取力量。或許，如同一頭吃草的牛以支持生命的奶汁回饋牠的養料，一個在苦難的野草上放牧的「牛鬼」同樣能夠回饋他的養料。 一九八六年夏，在告別劍橋大學前發表的《從半步橋到劍橋》一文中，我寫過：「當我再次懷著新的鄉思遙望家園，我多麼希望：北京的半步橋有朝一日也成為一個文物古蹟，點綴一個更新的中國的新的天和新的地，如同複製的威尼斯歎息橋點綴著劍橋！」眼前，半步橋，我生活中的一個轉捩點，依然人丁興旺。一九八八年四月，我被一部吉普車押送去勞教的三十周年，承一位在公安部門任職的朋友的盛情，一早從市內開著賓士轎車前來學院，陪同我和怡楷去舊地重遊。春光明媚，我們一路風馳電掣。剛到西直門，忽然間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天昏地暗。難道是天地哀悼我死去的黃金年華？哀悼千百萬未能倖存的冤魂？司機放慢了速度，幾分鐘後風停日出，我們直奔半步橋，但我已經沒有「二進宮」的雅興，只感到「此身雖在堪驚」。下車後，朋友和門口站崗的警衛打了招呼，然後爲我拍照留念，身後掛著「北京市監獄」令人不寒而慄的大牌子。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還有待在地平線上出現，但是它的出現是必然的，在並不遙遠的將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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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