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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7/05 05:02:43瀏覽101｜回應0｜推薦4 | |
| Excerpt：《五四讀本：掀起時代巨浪的五十篇文章》 回顧這些百年前的文章，很多還是古文白話交雜的文體，其中又以胡適，陳獨秀的文章收錄最多。 然若挑選其中個人閱讀之後較感興趣的兩篇文章，則取茅盾及劉半農各一，相信讀友們也會有興趣吧！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0440 五四讀本：掀起時代巨浪的五十篇文章 編者：陳平原, 季劍青 出版社：網路與書出版 出版日期：2019/05/03 內容簡介 一場革新運動的迸發，絕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思想與社會的長期醞釀。 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三十一位關鍵人物，暢談新思潮、新青年、新倫理、新文學。 …… 《五四讀本》意圖描繪的即是「思想的五四」，而不是「行動的五四」，是五四運動背景的蓬勃精神、各方的多元聲音。本書選錄三十一位重要人物所著的五十篇代表性的文獻，跨越由《新青年》創辦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二年新文化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八年時光，除了這些作者對五四學運本身的看法，更反映他們對新思潮、新青年、新倫理、新文學的想像。 【Excerpt】 〈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 沈雁冰 自來一種新思想發生，一定先靠文學家做先鋒隊，借文學的描寫手段和批評手段去「發聾振聵」。所以十八世紀個人主義的新思潮，發源於盧梭的《Nouvelle Héloise》和《Emile》，這兩部是小說。十九世紀家庭個性主義的新思潮，起於易卜生的《A Doll’s House》，這一篇是劇本。尼采的超人哲學，結晶在《Thus Spoke Zarathustra》，這部也是小說。俄國少年黨是以 Herzen Society 做中堅的，Herzen 便是個文豪，他所做的《Whose Crime?》便是部小說。其餘如人道主義勞動主義創於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便是個大文豪。所謂大勇主義是羅蘭先說起，羅蘭也是個文豪。蕭伯訥、哈德曼等都是拿文豪的資格提倡社會主義。自來新思潮的宣傳，沒有不靠文學家做先鋒呀！ 中國現在正是新思潮勃發的時候，中國文學家應當有傳布新思潮的志願，有表現正確的人生觀在著作中的手段。應該曉得什麼是文學？什麼是文學的哲理？什麼是文學的藝術？什麼叫做社會化的文學？什麼叫做德謨克拉西的文學？ 文學是為表現人生而作的。文學家所欲表現的人生，決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會一民族的人生。不過描寫全社會的病根而欲以文學小說或劇本的形式出之，便不得不請出幾個人來做代表。他們描寫的雖只是一二人、一二家，而他們在描寫之前所研究的一定是全社會、全民族。從這裏研究得普遍的弱點，用文字描寫出來，這才是表現人生的文學，這是現在研究文學的人不可不知道的。 所以，舊文學家的著作，是一個人「寄慨寫意」的，是出於作者一時的「感想」的，新文學家剛巧相反；舊文學家是主觀的，是爲己的，是限於一階級的，新文學家剛巧相反；舊文學家的著作，也許是爲名的，是追附古人的，新文學家剛巧相反：還有舊文學家是有了文學上的研究就可以動動筆的，新文學家却非研究過倫理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學的不辦。先要明白了這一些，然後可以講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要盡這責任應該怎樣？ 我們看中國現在做文學（小說，劇本尚少）的人，能不能都具備這種條件？我很願說個「是」，而良心竟不能說！少數原是有的，而大多數的——也就是最喜歡做最自負的——却都彀不上這種條件。他們本來不是研究文學的人，看了一部《紅樓夢》、幾部林譯愛情小說，便欲提筆做寫情小說了，看了英文的六辨士小說便也半通不通的翻譯了；現在是偵探小說最時髦，他們就成了偵探小說家，現在是哀情小說時髦，他們就成了哀情小說家：「現在」是新思潮勃發的時候，他們也就學時髦來做新思想的小說了！這批小說大家是中國特有的，是上海特產的！現時代是人心迷亂的時代，是青年彷徨於歧途的時代，試問這種文學家有什麼幫助、什麼貢獻！ 「非特無益，反又害之」！ 所以我們現在不反對真心研究舊學的人，因為舊學本自有其價值：江西派的詩在黃山谷何嘗不好，但是末流成了什麼東西？研究版本何嘗不是讀書人應有的一番工夫，但是迷信了宋刊元槧便是障！考據何嘗不是眞學問，但是束縛太甚了便成了偶像！文學也正是如此。能從根柢上研究舊文學不是壞事，最怕的是舊也沒有根據新也僅得皮毛。唯其這種人是最多，所以黑幕小說可稱是莫泊三的自然主義小說，可稱是寫實派。將來神秘派、表象派講的人多了，一定還有人稱《封神傳》是神秘派，《鏡花緣》、《草木春秋》是表象派呢！試問這一類文學家對於人生的貢獻是什麼？ 唯其我們現在的社會是如此的，所以我回答這題目的問意，便不得不在表現人生、宣傳新思想等等責任之外再加一條，那就是「闢邪去偽」了。 所以我以為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在將西洋的東西一毫不變動的介紹過來，而在介紹之前，自己先得研究他們的思想史，他們的文藝史，也要研究到社會學人生哲學，更欲曉得各大名家的身世和主義。不然，貿然翻譯出來，譯時先欲變原本的顏色，譯成後讀的人讀了一遍又要變顏色，那是最可怕的！ 但這些尙是偏於消極的，不是積極的責任。積極的責任是欲把德謨克拉西充滿在文學界，使文學成為社會化，掃除貴族文學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學的精神。下一個字是為人類呼籲的，不是供貴族階級賞玩的，是「血」和「淚」寫成的，不是「濃情」和「豔意」做成的，是人類中少不得的文章，不是茶餘酒後消遣的東西！ 原載《東方雑誌》第十七卷第一號，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 沈雁冰（一八九六—一九八一）， 原名德鴻，筆名茅盾，浙江桐鄉人。 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九一六年畢業後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一九二一年主編《小說月報》。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著作輯為《茅盾全集》 〈作揖主義〉/ 劉半農 有位尹先生是我的畏友，他常說，「生平服膺「紅老之學」」。「紅」，就是《紅樓夢》；「老」，就是《老子》。這「紅老之學」的主旨，簡便些說，就是無論什麼事，都聽其自然。聽其自然又是怎麼樣呢？沈先生說:「譬如有人罵我，我們不必還罵：他一面在那裏大聲疾呼的罵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們在旁邊看看，也很好，何必費著氣力去還罵他？又如有一隻狗，要咬我們，我們不必打他，只是避開了就算：將來有兩隻狗碰了頭，自然會互咬起來。所以我們做事，只須抬起了頭，向前直進，不必在這「抬頭直進」四個字以外，再管什麼閒事；這就叫作聽其自然，也就是「紅老之學」的精神。」我想這一番話，很有些同Tolstoj的「不抵抗主義」相像，不過沈先生換了個「紅老之學」的游戲名詞罷了。 「不抵抗主義」我向來很贊成，不過因為他有些偏於消極，不敢實行。現在一想，這個見解實在是大謬。為什麼？因為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骨底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要辦事有成效，假使不實行這主義，就不免消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我們要保存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不有消極，就沒有積極。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戲筆墨，造出一個「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 「作揖主義」是什麼呢？請聽我說：譬如朝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遺老。他拖了辮子，彎腰曲背走進來，見了我，把眼鏡一摘，拱拱手說：「你看！現在是世界不是世界了：亂臣賊子，遍於國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請宣統爺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二客，是個孔教會會長。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顏道貌的走進來，向我說：「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四維不張，國將滅亡的時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為印度波蘭之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爺。他衣裳楚楚，一擺一踱的走進來，向我說：「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講衛生，就要講丹田的衛生。要講丹田的衛生，就要講靜坐。你要曉得，這種內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評劇家，和一位上海的評劇家，手攜著手同來的。沒有見面，便聽見一陣「梅郎」、「老譚」的聲音。見了面，北京的評劇家說：「打把子有古代戰術的遺意，臉譜是畫在臉孔上的圖案；所以舊戲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體。」上海的評劇家說：「這話說得不錯呀！我們中國人。何必要看外國戲；中國戲自有好處，何必去學人什麼外國戲？你看這篇文章，就是這一位方家所賞識的：外國戲裏，也有這樣的好處麼？」他說到「方家」二字，翹了一個大拇指，指著北京的評劇家，隨手拿出一張《公言報》遞給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題目是「佳哉夢也」四個字，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說：「兩位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六客是個玄之又玄的鬼學家。他未進門，便覺陰風慘慘，陰氣逼人，見了面，他說：「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昂無絲毫疑義。為什麼呢？因為人所居者爲「顯界」，鬼所居者，尙別有一界，名「幽界」。我們從理論上去證明他，是鬼之存在，已無疑義。從實質上去證明他，是搜集種種事實，助以精密之器械，繼以正確之試驗，可知除顯界外，尙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軒先生。他的說話最多，洋洋灑灑，一連談了一點多鐘。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發揮得詳盡無遺，異常透切。我屏息靜氣聽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之類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隻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脣焦舌敝的同他們辯駁，不省事得許多麼？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爲我想到前清末年官與革黨兩方面，官要尊王，革黨要排滿；官說革黨「匪」，革黨說官是「奴」。這樣牛頭不對馬嘴，若是雙方辯論起來，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還都是個「纏夾二先生」，斷斷不能有什麼誰是誰非的分曉。所以為官計，不如少說聞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捉革黨：爲革黨計，也不如少說閒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這不是一刀兩斷，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麼？ 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張，在實行一方面，尚未能盡到相當的職務，自己想想，頗覺慚愧。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竟把我們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既是如此，我們感激之餘，何妨自貶聲價，處於「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會的聲價抬高——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請他處於「官」的地位？自此以後，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說什麼「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於後學者，日不虛心，曰亂說，日輕薄，日破壞。凡此惡德，有一於此，郎足為研究學問之障，而況兼備之耶？」我們看了，非但不還罵，不與他辯，而且要像我們江陰人所說的「鄉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個字。為什麼？因為他們本來是官，這些話說，本來是「出示曉論」以下，「右仰通知」以上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地，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汚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了。」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像北京括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嘆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儘量咽到肚子裏去：或者竟帶了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却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從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啓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爲得風氣之先，其時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咧。」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新文明的先覺！」 原載《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實際出版時間約為一九一九年一月） 劉半農（一八九一—一九三四）， 名復，江蘇江陰人。 一九一七年起任教北京大學，參與編輯《新青年》。一九二一年入法國巴黎大學，一九二五年回國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揚鞭集》、《瓦釜集》、《半農雜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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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