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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7/09 05:15:04瀏覽103｜回應0｜推薦6 | |
Excerpt：周言的《國士與國變：知識人與晚近中國》 三、作為百年爭議的周氏兄弟 在盛夏時代群星璀璨的歷史圖景中，周氏兄弟乃是其間最為複雜的人物，且不說兩人於身後存留在世間的諸多爭議，而兩人相互之間的關係，也讓後世之人充滿了複雜的好奇。頗有趣味的是，這兩個同出一家的兄弟，雖然讀書經歷之類大致相同，然而個性卻截然相反。然而無論是魯迅抑或是周作人，其於後世的毀譽無疑都是具有悲劇性質的。這種悲劇性質的深刻性在於，悲劇形成的原因不是文化本身，而是與文化截然相對的政治。 魯迅之深刻悲劇在於，雖然於盛夏時代而言，他僅僅是一個優秀的作家抑或是思想家，於同時代的賢才諸如胡適、陳獨秀相比較而言，魯迅的影響顯得捉襟見肘。這種相形見絀的境遇不僅體現在魯迅對於社會事件本身的參與，更見諸於魯迅本人言說的含混與模糊不清。與同時代的諸位賢才言說截然不同的是，魯迅並沒有清楚地表達出他要宣揚怎樣的理念或是思想，當歷史退潮之後，留在歷樣史陳跡中的有諸如胡適之自由主義，陳獨秀之啟蒙主義，李大釗之平民主義，魯迅的名下幾乎一片空白。後世學人絞盡腦汁，從魯迅有限的文字中提取出「個人主義」這個看上去相當可疑的辭彙，殊不知這一辭彙已然被胡適所言說的「自由主義」覆蓋。在魯迅故去的革命年代，曾經因革命之緣由寫下諸多意義匱乏的雜文的魯迅因雜文被奉為神明，其本人也被塑造成一尊金剛怒目的雕像，應了他那個「樹人」的原名。 周作人的悲劇則呈現出另一種形式的殘酷。在那場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中，人們僅僅將目光投向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或是陳獨秀之〈文學革命論〉，及至周作人如同出土文物一般被挖掘出來的八十年代，人們才恍然大悟於周作人之於那一場文學革命的靈魂作用。周作人洞見了新文學運動與明末文學運動的內在關聯，從而完成了對於新文學運動內在秉賦的概括。如果說這種被忽視的作用尚不能構成周作人悲劇的全部，那從周作人於抗日戰爭中之表現以及時人後人對於他的誤解，足以令他抱憾終生。周作人這段撲朔迷離為人所誤解的歷史，恰恰預示了他那個「豈明」的別稱。 然而無論是魯迅抑或是周作人，儘管悲劇在其身後無法避免地上演，卻無法抹去他們之於歷史的貢獻。在那場文學革命之中，周氏兄弟以兩種迥異的表現形式，成就了晚近歷史新文學的人性立場。更為重要的是，在北伐作為一種暴力敘事完成對於新文化運動改良主義的歷史反動之後，周作人依然堅持自己的人文立場，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系列演講完成了對於新文學運動的歷史總結。此時的周作人之意味深長在於，不是在時代之中隨波逐流高呼打倒建設，而是在時代退潮以後孤身一人，在時代的沉寂裏完成傳承與觀照。 即便是周氏兄弟於晚近歷史而言如此的富有深意，然而兩人最終的下場，都是被政治所謀害。認清這種謀殺的本質是困難的，如同認清周氏兄弟失和的真正原因，都顯得那樣的無案可稽。這種困難的造成是多方面的，但周氏兄弟本人對此的態度卻至關重要。魯迅以糊塗的姿態予以認同，而周作人卻以超然的淡定對此不以為意。這種截然相反的態度，更為這層悲劇的表面覆上了一層使人疑惑的面紗。 曾經有人在闡述魯迅生命性格的形成時，以《狂人日記》作範本，指出魯迅內心的極度焦躁與不安，並將這種焦躁不安指認為魯迅童年時家族破敗的心理陰影。更有甚者牽強附會地聲稱魯迅這種性格的陰鬱乃是革命失敗的個人失落，起因乃是魯迅本身對於革命所抱持的巨大熱忱。然而殊不知魯迅在其兄弟失和的前後，性格已然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早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寫下了極具浪漫激揚氣質的《摩羅詩力說》，絲毫不見所謂童年時的心理陰影。而在兄弟失和之後，寫下了諸如《傷逝》、《別諸弟》之類浸透著無限悲傷與悔恨的文字，散文詩集《野草》，便是魯迅在殘酷的心理自搏中負傷的證明。 按理說這種深入骨髓的心靈創傷。即便是不讓人瘋狂，至少也能讓人陷入無法自拔的憂鬱之中。然而歷史的荒誕在於，命運賜予魯迅一個許廣平的同時，同時又將左聯和他聯繫起來。儘管魯迅一生對革命心存敬畏，但是讓魯迅親身投入革命，卻似乎不大可能。因此晚年的魯迅躲入法租界是有著歷史原因的，這或多或少昭顯了魯迅本人內心深處的怯懦。似乎是為了掩蓋這種怯弱，同時也是為了發洩心中多年鬱積的怨氣，魯迅與左聯一拍即合，左聯成功地利用了魯迅，使其成為革命的代言人。而魯迅則借用革命的名義，在上海灘大開殺戒，今天罵這個「笨伯」，明天稱呼那個「資本家的乏走狗」，彷彿天下之人入其眼中，統統變得形跡可疑。即便是他瀕死之時，對他的老師章太炎也不放過，直言不諱地斥責他「漸入頹唐」，魯迅在其遺書中稱這種姿態為「一個也不放過」，以示其內心雖九死其尤未悔的決絕。 晚年魯迅這種心理上的迷狂，見諸於文字，便是那一堆被後世奉作經典的雜文。事實上魯迅這些雜文上雖然思想上不無深刻，但於心態方面，已然與前期發生了巨大而微妙的轉變。換而言之，魯迅前期的雜文如果僅僅是從他反傳統的立場上而言，無疑有著超越同時代人的特殊見地。然而魯迅後期的雜文，雖然見地依舊，卻已然為主義所苦。即便是魯迅本人已然秉持著自身自由主義的立場，在其他人眼中，魯迅已經是不折不扣的革命作家。可想而知，當年太陽社的一批後起之秀攻擊魯迅時·魯迅會是怎樣的惱怒。而歷史的荒誕在於，其後的革命年代，魯迅的這些帶著失常心態的文章，被稱作投向敵人的匕首，魯迅本人也被看做五四以來最偉大的作家，被排上了革命時代文學界的頭把交椅。這一局面對於魯迅而言，與其說是讚譽，不妨讀解作污辱。 在魯迅被推上神壇的歷史時期，周作人卻逐漸下到了地獄。應了他那個關於「老僧」的自許，應了佛家那句「我不如地獄，誰入地獄」的箴言。如果就早年周作人所秉持的立場而言，並無如何的特異之處。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表現幾近有些平庸乃至隨波逐流。他在那一時期所提出的反傳統主張，與胡適諸人的理念並無二異。然而當歷史的輪迴將北伐作為一種暴力話語復活之後，文壇上崛起了諸如蔣光慈這樣以語言為武器的革命小生，就連溫文爾雅如胡適者，在論政時也偶爾顯露一絲話語的殺氣騰騰。此時的周作人卻不為所動，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系列演講向新文化運動作出了回歸。假如拋棄諸如歷史、時代之類的所謂進步落後意義不談，當曾經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諸君知曉新文化運動已然終結並開始背叛五四新文化運動立場時，周作人恰恰以自己的言行·重申了自己對於五四立場的堅定信念。 當然周作人的這種堅定的立場長久為人們所忽略，其於人生乃至品行的另一層堅守則為人們所誤讀。在世人看來，周作人之出任偽職是不可原諒的，漢奸的罪名難以洗脫。殊不知周作人這一抉擇的背後包藏著捨身飼虎式的悲憫情懷。周作人這一抉擇的時代含義雖然使其背負了終生難以洗脫的漢奸罪名，然而周作人本人對此卻是不以為意。在一張流傳甚廣的照片上周作人即將出席指控他漢奸罪的法庭，相片裏的周作人衣冠整潔，落落大方，面帶微笑，絲毫沒有落難時的狼狽與惶恐。事實上周作人的這種淡定，乃是一種看破人世的超然。在他出任偽職之前，他也不是沒有考慮此事所必須承擔的歷史罵名，然而為了他曾經向北大校長作出的留守燕園的承諾，周作人毅然選擇了履約。周作人的這一抉擇無疑是痛苦的，因為他的抉擇註定無人理解，也註定為人所詬病。更令他心痛的是，即便是他認為能夠理解他並且能夠為他辯護的胡適，居然也在遙遠的英倫寫信給他催促他離開北京，迅速南下。周作人對此是耿耿於懷的，但他依然保持了老僧式的寬容，他在給胡適的信中如是寫道：「老僧依舊是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周作人的這種容忍無疑有著常人難以道盡的苦衷，所以在數年之後胡適約見出獄後的周作人時，周作人予以斷然拒絕，因為他認為胡適違背了自己當初對他許下的諾言：「周作人為北京大學犧牲，我胡適也要留下北平為北大努力。」周作人的內心是不無遺憾的，他對於胡適的微辭便出於這種遺憾。周作人的微辭與其說是抱怨，不妨讀解作失落。因為在周作人選擇了捨身飼虎並希望胡適能夠與他成為同道中人的當口，胡適選擇了背叛。 周作人這種孤單的處境，一直延續到他終止人世的歷程。這種悲涼的結局已然顯得令人唏噓。然而周作人在身陷革命時代的滾滾洪流之中，依然保持著老僧的淡定。在魯迅以一個戰士的形象以五十五歲的年齡成為永遠定格的歷史之後，周作人身負恥辱與悲涼，以玄奘負笈西行求法才有的堅忍，頑強地活到瞭望九之年。直到文革伊始，周作人才猝然作別。周作人之死與其兄魯迅的死共同構成了晚近歷史最為深刻的歷史風景。魯迅以死標注了革命時代之於他的傷害，而周作人則以死注釋了這種傷害的漫長。或許作為百年爭議的周氏兄弟，恰恰是對於革命年代戕害人性最為合適的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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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