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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7/10 04:47:44瀏覽79｜回應0｜推薦7 | |
| Excerpt：周言的《士林的沒落：革命時代的知識人》 續讀周言的《士林的沒落：革命時代的知識人》。 從王國維、陳寅恪、魯迅、陳獨秀……，一直談到巴金，每一位知識分子或作家的生平遭遇無一不讓人感到哀傷。 以下挑選個人較有興趣的〈胡適和他的時代〉，儘管周言的評論內容，我還沒有把握理解和相信多少？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09589 士林的沒落：革命時代的知識人 作者：周言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1/06/01 內容簡介 本書是青年學者周言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反思，談論處於中國「革命時代」－－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共戰爭、文化大革命－－種種變局中的知名學人，包括王國維、陳寅恪、魯迅、陳獨秀、周作人、胡適、蔡元培等。 經由對這些歷史人物生命歷程的深入理解，作者不僅感慨其命運之無常，更知古鑑今，聯想到當世時局：「現實中的諸多問題也令我深信中國已然面臨當年五四時代所面臨的歷史當口，中國向何處去的命題雖然蒼老，但歷久彌新。我所寫下的認知雖然與當下相去甚遠，但其間的內涵，讀者之中若有人領悟一二，便也覺得寫作此著不枉心血。」 作者簡介 周言 本名周帥，祖籍紹興，1989年冬末生於中國淮安，幼年客居蘇州，長於南京、績溪，現居無錫。曾獲復旦大學博雅杯人文知識競賽獎，江蘇省作文大賽一等獎。大學期間參與《北斗》雜誌，曾任《北斗》主編。參與創辦《北斗》雜誌官方網站（www.ibeidon.net）。著有文集《午夜流年》、《晚近中國的起落》（三卷）等。另撰有《王國維與民國政治》、《十月革命與中國知識界的分野》、《1917-1925：赤白仇友之爭》等作。 【Excerpt】 〈胡適和他的時代〉 一九一○年，一位名叫胡洪騂的青年，不滿足於自己名字的古板，忽然想到要改名，後來他在《四十自述》中如此回憶：「有一天的早晨，我請我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面洗臉，一面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適之』二字。」在當年的北京庚子賠款留學考試時，胡適的名字赫然在列。 這位青年的二哥無意之中隨口說出的名字，在其後的歷史中，成為影響一個時代的標誌。胡洪騂以「胡適」之名在海外遊學數年，歸國之後暴得大名，其影響在民國時代的中國大陸，能夠出其右者，寥寥無幾。只是無論胡適當時是如何的名動公卿，現在的人提到胡適，已經顯示出驚人的疏離和陌生，就算是胡適當年倡導、如今依然沿用的白話文，人們也悉數忘記了它的「始作俑者」。對於胡適而言，或許他本人對此不以為意，但對於整個歷史而言，遺忘終究是一種令人心痛的遺憾。 事實上胡適的這種被有意無意的遺忘，與其一生歷程的起起落落相比，並不足為奇。其一生的歷程，如同其名字一樣，打上了時代的印跡。在胡適和他的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民國時代，胡適風行於世，毋庸置疑，而當民國時代覆滅之際，代表民國時代文化標誌的胡適被革命時代打倒，也是時代的必然。 胡適以及他一生的抉擇，可以從其名字中得到觀照。貶之者稱其趨時趨新，贊之者稱作引領時代潮流。而在此之外，他徘徊於新與舊、現代與傳統之間的矛盾，也使得胡適本人透露出多元的色彩，無論如何，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胡適是個繞不開的的名字。 胡適的所謂「趨時趨新」，放在那個時代的大背景看，代表了青年知識分子之於國家命運前途的深切關懷。按照胡適自述，其生於安徽績溪上莊的商家，後世將胡適的家族看作所謂文化世家，終究只是一廂情願。胡適幼年喪父，因禍得福，因此發奮苦讀，後來以「胡適」之名考取官費留學，成為名副其實的「西化派」。美國天生的商業文明氛圍讓胡適這樣出生商家的子弟如魚得水，思想日益自由，其後來在美國寫下的《文化改良芻議》，雖然其立論有待商榷，但其思想的獨立精神，以及其中所昭顯的自由意志，放在斯時死氣沉沉的思想界，如同一束黑夜裏的火炬。 實際上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推動新文學的改良，並不是首創之舉。在他之前的梁啟超諸人，便已經是白話文的提倡者。其中梁啟超更是以一支健筆，獨撐清末輿論界的大樑。胡適早在上海讀書時，便已經對梁啟超推崇備至，而他數年後歸國提倡新文學，與梁啟超的巨大影響，不無關聯。 世人可以據此而論，胡適總好拾人牙慧，並無過人的創見，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胡適的學術，乃是名副其實的草創。要說淺薄，稍顯無情；要說深刻，卻也勉為其難。然而胡適的精彩也就在這裏——四平八穩，踏踏實實。陳寅恪對於胡適之的不以為然，乃是文化貴族的自負；而蔣介石對於胡適之的推崇備至，卻走向另一個極端，乃是政治流氓之於文化學者的頂禮膜拜。說蔣介石無知者無畏，並不恰當，然而說陳寅恪說的有理，也的確道出了胡適的特點。 胡適之的這種草創，放諸一個時代的草創階段考量，無可厚非。胡適的《終身大事》與魯迅的《過客》、《狂人日記》相比，如同女學生抒發情感的作文。胡適的《嘗試集》較諸周作人的〈小河〉，更是詩意全無，溫吞得像一杯白開水。即便是被譽為經典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也存在著不可盡數的漏洞，而為其人生招來毀譽的政論，現在看來，也只不過說的都是常識而已。然而胡適的龐雜也就在這裏，經史子集，無所不通，西哲東哲，一應俱全。魯迅筆耕不輟，也只寫下了三百多萬字的作品，胡適一生著述，全集一排，書架都要壓塌。所謂笨鳥先飛，說的就是胡適之。 胡適之剛到青年時代，便入北大教書，其中的壓力，自不必言。北大一夥不安分的學生曾想夥同傅斯年將胡適趕走，足以證明當時胡適難以服眾。然而胡適的石破天驚在於，講授中國哲學史，拋開三皇五帝，直接從周朝講起，而將孔子置於老子之後，更將恪守傳統的夫子，惹得氣憤萬分。五四時代反傳統的調門，實際上在胡適那裏，只是蜻蜓點水，一帶而過。然而即便如此，傅斯年聽完胡適的課後，也佩服得五體投地，抛開了師從許久的章太炎高足黃季剛，轉而追隨胡適。 …… 有人曾經說中國的歷史是不斷消滅貴族的歷史，此言雖然不虛，卻沒有點出正題。貴族傳統的難以為繼，正是暴力傳統的代代相沿。晚近歷史以降，從太平天國義和團至辛亥革命，雖然給歷史本身帶來劇變，但在此之中，卻帶著江湖草莽起義造反的歷史傳承。與此相反的歷史建設者，從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蔣介石，致力於國富民強的同時，從來沒有思考過國家這一名稱的真實含義。國家之為國家，並非國力國運的單獨存在，更為重要的，則是國民自身權利、信仰的實現。民眾這種基本的需求不被滿足，漸進式的改良所倡導的一點一滴改造，當然不會成為歷史的主流，革命成為時代之命題，也成為順理成章的災難。近現代以來的種種革命，說到底，都是以極端的非理性的暴力手段，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江山易手。革命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關鍵詞，綿延數十年之久。 胡適所倡導的改良主義，在這樣的歷史階段，尤其在以革命為標準的年代，當然會被打入冷宮。而在此之中，國家政權的變更，胡適的命運由此發生戲劇性的轉折，由民國時代的一呼百應到毛時代的人人喊打，胡適之子胡思杜的率先倒戈，更使得一場批判，顯得意味深長。在民國時代，胡適雖然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並數次擁有登堂入室的機會，但胡適始終抱持獨立的淡然姿態，即便是在情急之下出任駐美大使，也只是因國家形勢而勉力為之，更何況他在民國時代留下來的諸多自由主義政論，更使得國民黨統治下的國家尷尬萬分。而在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後，胡適既不聽從共產黨的勸誠留下，也不去臺灣黨附蔣氏政權，孤身去國，成為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上不可多得的絕唱。而其在海外的時期，中國大陸掀起的胡適批判運動，表面上看，乃是對於胡適的政治清算，實質乃是對於胡適為代表的一大批帶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群體的試探性的打壓。如果誰有過人的政治敏感，不難看出，胡適批判運動，乃是反右運動的預演。 胡適既不容於共產黨，又不容於國民黨，恰恰反映出其作為自由主義者的獨立地位。早在一九二九年，胡適就因為接連發表〈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等一系列激烈批評黨國的文字，遭到當局的嚴正警告，甚至與他交情甚篤的吳稚暉和胡漢民，也在公開場合指責他的「反黨言論」。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三月接見清華大學學生代表時還曾揚言：「胡適系反黨，不能派（當校長）。」而對於此，胡適只在日記中留下了「今天報載蔣介石給了我一個頭銜」這麼一句不以為意的話。 胡適在二十年代末的文人論政，雖然是對其早年主張「二十年不談政治」信條的背叛，但是卻帶著時代性的轉折痕跡。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的清黨，胡適是持贊成態度的，但是他很快就發現，蔣介石所建立的政府，以訓政為由，行獨裁之實。之前的北洋軍閥時代，雖然兵災連連，社會動蕩，但是人文環境，卻類似於春秋戰國，充滿了自由的氣息，蔣氏以武力清黨，除卻政治上的勝利，文化上輸得一敗塗地。 …… 胡適這種不為革命左右，不為學運所擾，始終保持故我本色的巋然不動，固然是他之於自由主義信念的堅貞不渝，更為重要的是，在於胡適本人中庸的性格，以及心態的端正。與同時代的諸多人物相比，胡適的心態端正，是許多人無法企及的。與胡適一樣幼年喪父的魯迅，自小缺少溫暖，成年之後從事寫作，將幼時鬱積的悲憤，一股腦倒進那本名為《吶喊》的小說集裏：「有從小康之家墜入困頓的麼，我想在這途中，大抵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了。」其心理之創傷，自不必言。而一九二七年之後，躲進法租界的魯迅孤立無援，思想日趨左傾，在晚年那些被稱作「匕首投槍」的雜文中，耗盡了心力。反觀胡適，從幼年至成年，從美國到中國，最不符合實際的文章，就是那個至今仍有借鑒意味的「好政府主義」除此之外，再無太多值得指責。 另外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在於，胡適之所以能一如既往，與其養成的常識觀念，具有莫大的關聯。十月革命無論多麼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然而其中的暴力傾向，顯而易見，只有胡適在眾人迷醉的當口，高呼警惕意識。國民黨一黨專政，政治黑暗，胡適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向獨裁說不；四十年代，蔣介石誠心邀胡適做總統，胡適斷然回絕。說胡適淡泊名利，並不確然。唯一之處，在於其常識的從不缺席。在內戰全面爆發前夕，胡適還致電毛澤東，勸其以和平為重，珍惜大好局面。與其說胡適太天真，不如說胡適太真實，其一生恪守自由主義的信念，遵守起碼的常識，在一段處處畸形的歷史中，理所當然的成為了絕唱。 由此可見，胡適一九四九年的去國，具有多大的智慧。當時即便是學問深不可測的陳寅恪，也選擇了隱居中國大陸。只有胡適，不顧國共雙方的一再拉攏，回到他少年求學的合眾國，安心地做他的圖書館長。與其說胡適大智若愚，不如說胡適一如既往的清醒，在中國大陸為政治批判所席捲的歷史時刻，臺灣的蔣家王朝獨裁依舊，冥頑不靈。在此之中，胡適孤身一人，拒絕淌這兩蹚渾水，保持了自我的孤高秉性。其晚年回到臺灣，不以蔣介石的忠告為意，毅然與堅持反抗專制、宣揚自由民主的《自由中國》站在一起，並由此再次受到批判，這並不是他的意氣用事，其真實的內容在於，其一如故往，堅守自己的信念。 胡適晚年在《自由中國》的雷震案中，一再保持沉默，直至雷震入獄後，方才寫就一幅書法，錄楊萬里詩云：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夜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以示對於雷震捍衛自由民主的激勵。實際上早在五四時代，周作人就曾經以〈小河〉一詩，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們筆下被萬山阻擋的溪水，被石堰封鎖的小河，居然成為他們命運的絕佳寫照。只要獨裁專制的政治還在，民主自由的理念常識不深入人心，胡適的所錄詩句中的溪水，也只能永遠在萬山之中徘徊，胡適和他的時代，也注定一去不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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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