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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這是古文觀止寫讀第29講，今天主題是王陽明的尊經閣記-其實你不懂我的心，王陽明講心學，人生無他，一字記之曰心，或者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這句話是陸九淵說的，我認為很能代表陸王心學的精神，稍後再詳說。尊經閣記可以說是濃縮版的王陽明思想，重點在於尊經二字，被尊的經當然是儒家的六經，如何尊法可說理學家各派各有所好。理學由朱熹陸九淵開創以來，大網撒下，整個明朝思想家們都沒能走出去，王陽明仍然在理學中打轉，心學不過是換了招牌，內容不變，由儒到理，由理到心，雖然無甚新意，驚艷不足，不過王陽明還是做為明朝的理學代表。

直面虛無頓悟心學

先說一下王陽明的生平，生卒年是1472-1529，在人間56年，浙江餘姚人，進士考了三次才上，28歳開始做官，活躍期是孝宗弘治十二年到武宗，再到世宗嘉靖七年，做官近三十年，經歷三位皇帝，其中武宗十六年是最長的，武宗是很具爭議的另類皇帝，他總認為當皇帝不如當將軍或總兵官來得爽，自封「威武大將軍」，所以他的廟號是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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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官運不錯，在地方時間較長，能文能武，做過縣令，也帶過部隊平定叛亂。若沒有心學的話，也算是處理人間俗事的能手，或是做為幹練文官的形象，只不過他的心學更加耀眼。

心學怎麼來的呢？原來是王陽明35歳時，給新皇帝武宗上了不恰當的奏折，觸怒大宦官劉謹，被廷杖四十下，就是打屁股，明朝很愛打讀書人屁屁，再眨到貴州龍場驛，當驛丞，做為小小驛站的管理者，共有23匹馬及少許人員，王陽明在鳥不生蛋的龍場待了三年，之後由縣令做起，一路升遷，官愈做愈大，直到走完人生路。

在龍場三年的35-38歲年紀，是王陽明做學問的轉折點，龍場地處偏僻，王陽明進入虛無之地，無書可讀，無文明人可說話，一切俱皆降級歸零，王陽明自認被外在的空虛所折磨著，只有內在的心與腦不甘寂寞，開始思考與思想，可能長時間打坐，終於頓悟了，年譜中說：

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若聖人來到這裡，會如何自處呢？忽然在一個晚上，朦朧之中，好像有天外來的聲音，被天啟擊中的王陽明，於是大徹大悟，心學出生了。頓悟是我的說法，史稱龍場悟道。這是帶有神秘感的宗教式體驗，只有他自己感知到，打通他的任督二脈，無法言傳，難以複製，也就是因為無法言傳，才需要說了又說，一再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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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場悟道之前，王陽明最困惑的是如何「格物致知」以成聖人，大約21歳時也真的去「格」竹子，格了七天沒有結果，茫然的他轉而求道問佛，可以說頓悟之前的三十多年人生，王陽明是個雜食家，儒學仍是主題，道與佛也不忌諱，心學產生之後，他自認找到了在儒學中成聖之道，就是一切返求自心，所有的「理」就在心中，心即理，心與理同一，心外無物，所以不需要經由外在事物去追求「理」。

帳本及產業的比喻

尊經閣記寫成於嘉靖三年，王陽明這年52歲，已接近人生尾巴，心學也已成熟及確定成為理學流派之一，所以尊經閣記可以視為濃縮版的心學，原文很長，以下僅節錄為何尊經及強調與程朱理學的比較部份。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儒家的經是永恆不變的真理，在天是命，在人是性，在身是心，所以心性命是本同外異，經典所述就是可用以溝通人與物，貫通時間與空間，無處無時不在，無時無處皆不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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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

它表現在人的情感時，是惻隱之心，羞恥之心，謙讓之心，是非之心，表現在人際關係時，是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兄弟之序，朋友之信，以上四種心對應到人世間的五種關係，都是同一個道理。

以下由第三段後半開始：

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因此世間陰陽盛衰的運行，以及真假邪正的辨別，都是來自表現為心性命這三種面貌的道理，唯其可以溝通人與物，貫通時間與空間，無處無時不在，這些道理都來自六經，六經的內容就是我們心中永恆不變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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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

所以聖人們為免後世人們無所依據及匡扶人間正道，而著述六經。如同富戶人家會擔心產業傳到子孫手裡會被敗光，無法自謀生活，會將財產記錄成帳本或清冊，希望子孫能夠永世享用及守護。

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坑）硜然以爲是六經矣。

而六經就像記在吾人心中的帳本一樣，這是來自老祖先的財產，六經的金玉良言及精神，如同有形的財產。現在世上學習六經的人，不懂得由心裡探求六經的內容，反而徒然在世間外物下功夫，拘泥於章句之間，實在是本末倒置又頑固不化。

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正像不致力守護家產的富家子弟，任憑財產一天天流失，最後淪為乞丏，再來看著帳本說：「原來我家這麼有錢啊」，可笑啊。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並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之所以爲尊經也乎？

千百年來，六經之學早已混沌不明，如今重視功利，崇奉謬論，經義混亂，甚至只知道文字訓詁，章句背誦，如此只能獲得淺薄知識及瑣碎見解，這不叫學習六經，實是侮辱六經，甚至有人放言高論，競相詭辯，自抬身價，還以為已經通曉六經，這樣的人等於割裂帳本，不是尊重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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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經閣記內容有兩重意義，一是帳本及產業的比喻，帳本流於書面，比喻六經文字，產業才是實際內容，比喻六經的精神，王陽明的意思是若精神不存，只執著於書面文字是無用的；再是不同意當下經學學習方法，包活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以及習訓詁，傳記誦，因為在王陽明的時代，科舉考試雖然是六經，參考書卻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就是朱熹對於經典的說法，格物致知四個字雖然來自大學，但格的功夫實來自朱熹，而年輕的王陽明格了竹子無所得，長期以來對於朱熹所說的做學問的功夫，不表認同，所以想要在朱熹之外，另尋他途。

由知行合一至致良知

大白話就是王陽明認為朱熹或程朱理學太過於執著章句之間，以及格的方法太過繁瑣，因為世間需要格的道理太多了，若不成體系地去格，沒完沒了，理學家該成為博物學家嗎？是否該以六經為主就好了嗎？王陽明自己當然是讀透六經，爛熟於心之後才會提出他的心學，所以就回到一開始的標題：「學苟知本，六經皆為注腳」，六經不是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知本」的那個「本」，可以是萬事萬物的道理，也可以是聖人們經由六經想要傳達的真正含意。

「心學」兩個字予人印象較偏向靜態，隨心所想是什麼就是什麼，知行合一及致良知都不是靜態功夫，雖然王陽明及學生做學問的方法主要是打坐默想，其次是讀書，他的學說最終目的還是鼓勵人們積極入世，在行動中淬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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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時間順序來說，王陽明思想有三變的說法，即三個變化，但學者對於三變的時間點及內容有多種說法，於此不表細節。大致是龍場悟道之後，大約正德四年，王陽明先提出知行合一，正德十六年再提出致良知。

什麼是知行合一，相對於朱熹，他提出的是「知行相須」，朱熹原話是：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就是先知再行，而且行動更重要。王陽明認為知行沒有順序，或謂知行同一更適當，王陽明的原話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還有一句話是：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這兩句話更是將知行綁在一起，認識完善的本身就是行動，行動堅決本身也是認識。以戒煙來說，我是女兒出生戒掉的，知道必須戒即表示已經在行動，能夠成功戒掉也表示認識夠深刻，決心夠強烈。戒煙失敗的人，可以視為知之不夠真切，行之不夠明覺，因為還沒有認識到足夠必要的誘因，或者沒有被強烈必須所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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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就是內心，來自孟子，是與生俱來的良善本性，不用學，是反射出來的道德能力。王陽明加了做為動詞的「致」，應該是《大學》的「致知」與「良知」的結合，傳習錄中有許多「良知」的討論，以下來自《傳習錄》下卷的一段文字，最足以代表良知在王陽明心中的地位：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又精靈又手舞足蹈又可樂可代，可見良知是多麼讓王陽明喜悅到最高點，至於「致」是動詞，是試煉、鍛練、提煉，不斷地在實踐過程中，以良知做為行動準則。

始料未及的心學之後

所以知行合一及致良知都是下功夫的方法，尊經閣記的重點是王陽明對於六經該有的對待，如何去「尊」呢？重要的是「心」無處不在，他說：

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着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唸起來很繞口，就不翻譯了，大致是說六經是用來「磨」心的，這是我的說法，如書經是在我們心中記下體統禮節的，讀書人必須將六經內容「印」在自己心中，所以王陽明在「尊」經的同時，仍然不忘與「心」做連結，六經仍然是讀書人必讀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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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溯理學的發展史，是先廣再深，程頤朱熹陸九淵等人開創理學，一開始就是一個理學，多個派別，到了明朝，在王陽明手上是專務於心學，力舉陸王心學，所以程朱理學及陸王心學，成了理學的兩大派別。

但王陽明沒想到的是他的學派，在後世被貼上不重求知的標籤，余英時在《歷史與思想》中有一篇專文討論反智識主義：

正因為明代儒學偏在象山「尊德性」一面，故反智識主義的氣氛幾乎籠罩全部明代思想史，實不僅陽明一人而己。

象山就是陸九淵，反智識就是不積極求知，王陽明派重靜坐重冥想，讀書反成次要，考試領導教學，科舉參考書來自朱熹，王陽明並不反對科舉，故書雖不可廢，於是讀書，讀朱熹之書，讀六經之書，更加功利了，功利之外，就是以靜坐為主的修養功夫，余英時說的反智識即在於此。

王陽明心學鼔勵在行動上磨練自己，入世本就是儒家所提倡，但讀書只讀六經或不被重視，沒有更多的知識襯底，哪有昇華呢？哪有再成為形於外的處事方法呢？

所以王陽明心學做學問的方法過於消極，沒有認識到知識邊界。西方宗教改革反對教會對於經典的解釋，於是出現各國語言的聖經，各人各派可以自解聖經，自創儀式，主動積極衝出藩籬，不小心走得太遠，間接促成資本主義發展。歷史難以比較，王陽明沒有走出理學的框框，他的視野本來就在理學之內，因為他也看不到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