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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古文觀止寫讀第11講，今天主題是朋黨論，作者歐陽修，若他穿越到現代的話，應該會驚訝地說：這是什麼世界，轉角都有黨，因為黨這個字在近代以前，老祖宗的筆下始終是眨義字，黨是形聲字，就是由已有含義的多個字組成，就是尚黑，為什麼是黑呢？因為組織犯罪，尤其是造反，必定不是在光天化日下進行，只能偷偷摸摸，見不得人，才需要尚黑，黑久了就成了黨了，哪知現代之後的黨經過華麗轉身，上昇到政治意義，歐陽修在1000年前也想為黨這個字開創新意含，朋黨論也成為眾多文人議論朋黨的文章中，最突出的一篇。

是泰斗是領袖是牛耳還是什麼呢

歐陽修是北宋中期政治家、文學家、還有什麼家呢？他比較像現在文化部長、國家圖書館館長、故宮院長、也當過副宰相，十歲時讀到《昌黎先生文集》，如痴如醉，手不釋卷，埋下日後革新文風的種子，23歳中舉，開始在中央任官，政治生涯中任職諫官及文官居多，文官是指翰林學士、著作郎、同修起居注等，與文字有直接關係的官，雖然也多次被眨地方，整體來說，在中央時間長，且以剛才說的在文化領域任官較多，53歳任樞密副使，就是副宰相，開始在中央執政，直到仁宗去世，仁宗兒子都早死，過繼來的英宗繼位，發生濮議事件，就是英宗到底應該稱呼自己父親為皇考或皇伯呢？

歐陽修在這次事件的意見與皇帝相同，但與眾不同，尤其是與諫官不同，在官場形同孤立，直到60歳外放至毫州，未再回到中央，65歳時走完人生。

歐陽修比范仲淹小18歳，比司馬光大12歳，比蘇東坡大30歳，在北宋中期一大批濟濟人才之中，范仲淹行政經驗最豐富，是處理俗事的高手，歐陽修及司馬光比較相像，歐陽修寫了新唐書及新五代史，司馬光是生出了資治通鑑，他們都喜歡下筆春秋，但在政治上卻意見不同，蘇東坡是最可愛的，他以親切的文字及樂觀生活的態度，簡單地光照千古。

在1000年前的那個時代，沒有理工科系，科舉取仕取的是讀書人，準確來說是讀文史科系的人，讀的通透，寫得在理，就可以當官，歐陽修是文史科系中的拔尖者，詩詞文章不在話下，朋黨論是政論文章，瀧崗阡表、醉翁亭記是緬懷是遊記，還有縱囚論，也是名文，格式都是散文，他也是唐宋八大家宋朝六人之首，是他首先把韓愈抬出來，古文運動在韓愈之後兩百年又重獲新生，

嘉𧙗二年歐陽修50歳，主持貢舉，就是國家考試，改變錄取標準，以論理文章優劣為標準，歐陽修年輕時第一次應考就是因為沒有押韻而落榜，反過來說，韓愈的古文運動在他的時代是只見漣渏不見大浪，歐陽修才是為古文運動翻起大浪的人，他在讀李翱文中說：

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

李翱小韓愈六歳，曾師從韓愈了解及學習古文，莫若韓愈四個字說明了歐陽修對韓愈的推崇。蘇東坡在《歐陽永叔居士集》的序中也說：

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所以歐陽修在那個當代就是文壇領袖泰斗兼牛耳了。考試永遠領導教學，講究對仗押韻的唐詩美則美矣，總該過去了，稍微破格，有那麼一點自由的宋詞登場了，還有更自由的散文，開始登入大雅之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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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還做什麼呢？他收集碑銘拓片，寫成集古錄，算是金石學或考古鼻祖了，他修訂家譜的格式也被廣泛採用，又是家譜學創始者，他是一個在文化領域多方面的開拓者，今天講「文化」兩個字感覺很狹隘，像是侷限在博物館或圖書館美術館等，總之就是非主流，因為今天有了理工科系，製造業及服務業才能撐起經濟，1000年前的「文化」兩個字幾乎就是全部，社會上幾乎只有手工業，所以由這點看，歐陽修是幸福的，有了一技之長，一輩子都在這項專長中，不斷拔高及開拓新領域。

可以說人無完人嗎？歐陽修一生有兩次緋聞，結果都是由中央眨到地方，第一次是慶曆五年38歳時，一個姓張與歐陽修沒有血緣關係的外甥女，出嫁前住在歐陽修家，出嫁後又被揭發未嫁前與歐陽大人有姦情，再一個是治平四年60歳時，被控與媳婦吳氏有暖昧，兩次都是由政敵提出，雖然都是風聞傳說，最後都以眨官了事，但無空穴不來風，歐陽修可能在女人的事情上，花名在外，政敵們才會朝這個方向搞他。

不過兩次緋聞的背後還有更大原因，第二次60歳時是濮議事件，第一次38歳時是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改革，改革從來都是不受歡迎的，改就是挖肉，革就是去命，所以最後是革命，慶曆改革只有不到兩年時間，卻是朋黨之爭的導火線，歐陽修這時還年輕，不是改革主將，做為君子黨一員，君子黨老大是范仲淹，成員還有韓琦、富弼、王堯臣等，這時歐陽修的官職是諫官，屬於監察系統，沒有行政權力，但在劃線時，就是將歐陽修劃為君子黨，因為歐陽修在慶曆三年上書大老板，推舉范仲淹成為正宰相：

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

又說：

可惜不令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

此時范仲淹是樞密副使，樞密掌管軍事，歐陽修認為應該將范仲淹改至中書省，主持大計，當年八月范仲淹就改到參知政事，算是聽歐陽修的話了，這年九月就發生慶曆改革的大事，仁宗在天章閣開中常會，就當前國家面對的麻煩，要求出席的重要官員提出意見，最後總結出我們熟悉的十事疏，十項改革方向。開始改了，就有人不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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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嚇度破表的君子有黨

慶曆三年改革啟動時，參知政事有兩個人，范仲淹及賈昌朝，為什麼兩個人？稍後再說，總之賈昌朝是保守派，是歐陽修朋黨論所說的小人，其實不止朋黨論，歐陽修在許多上書皇帝的奏表中，經常指名道姓，誰不適任，君子、小人之分更是經常躍然紙上，直到慶曆四年為了慶曆改革發生朋黨事件而寫成的朋黨論，將君子小人之分在理論上說清楚講明白，皇帝看了更加七上八下，對皇帝來說，君子小人之分已經夠煩了，朋黨論居然說君子也有黨。仁宗本來就耳根子軟，東聽西聽之後，更加沒有主意了。朋黨論怎麼說：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

第一段的破題非常有力，一開始就提出君子及小人黨的差別，同道及同利，而且是自然之理，有沒有感覺在職場上，總是有正面及負面力量在角力，也許負面力量不一定來自真正意義的小人，但同利可以解釋為自我為上，遲到或不到，理由一堆，得過且過等，同道呢？以團隊為重五個字可以概括一切，總之就是態度，這是我對同道及同利投射到現代職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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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

兩個人字旁的偽字，就是假的，這段是說小人只是因一時之利而結合，這不是朋黨，因為見利爭先，無利則散夥，即使兄弟親戚也會反目，所以小人沒有朋黨，君子呢？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君子始終行正道做正事，如此都是君子的多個同道之人，就會同心共濟始終如一，此時將君子們視為朋黨，有何不可呢？而你做為大宋的大老板，應該摒退小人的偽朋黨，使用君子真朋黨，由君子們治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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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以史為鑑，略過上古堯舜，由東漢黨錮之禍開始說起：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東漢及唐朝的朋黨之禍，都是在後期發生，歐陽修所處的北宋也是，愈後面愈嚴重，因為洪流之下，已無方可解，此時朋黨問題己上昇到仇恨了，非去之而後快。這讓我想到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退職演說，他告誡後人們不能分派系，要不分彼此，以宗教及道德做為創造幸福的基礎，但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美國成為世界警察後，最自豪的就是政黨政治，每到選舉，就是分出你我劃清界限殺紅眼的時候，就像台灣早年不也有人說割喉要割到斷嗎？

所以歐陽大人在朋黨論想翻轉及論證兩件事，一是小人無黨，再是君子才有黨，黨這個字不是眨義字嗎？有黨不是都該抓起來嗎？為什麼歐陽大人明目張瞻的說：我就是君子黨？

皇帝御下有術黨爭不意外

慶曆四年四月，此時距發動慶曆改革約半年時間，有段仁宗與范仲淹的對話：

上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黨乎？

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多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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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宗心中，有黨的是只會壞事的小人，君子怎麼會有黨呢？范仲淹的回答是若朋黨有利於國家民生，就沒有害處，仁宗心理還是在打鼔，改革半年了，保守派不斷攻擊改革派是朋黨，一群人尚黑地不安好心，於是歐陽修上了朋黨論，想為君子黨正名，也想為仁宗打強心針，用君子黨沒錯，不過劑量應該不夠，因為慶曆改革有頭無尾，一年之後草草收場，改革派或眨或外調，總之都離開中央了。

黨爭不斷其實與北宋皇帝的領導統御有意的兩派並存有關，或叫做異論相攪，攪拌的攪，異論就是不同的政見，讓不同政見的人同在朝堂上，往好的方面想是可以互補，往壞的方面想是相互牽制，我在前公司的大老板也是如此，永遠拉一派打一派，也永遠不會讓某一派過於壯大，競爭中才有進步，競爭中出頭者才有資格升職。這種不太光明卻又必要的做法，也是異論相攪，但這四個字不存在於北宋官方文件，只有在神宗熙寧三年幾位官員談話之中：

公亮曰：真宗用寇準，人或問真宗，真宗曰：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

公亮是曾公亮，這段話是他轉述或聽說的，就是真宗用寇準時，對旁人的說法，就是要異論相攪，做為制衡。曾公亮說這段話時72歳，他出生在真宗時代後期，仁宗時代開始做官，比寇準小38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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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同意見的人放在一起，黨爭還會意外嗎？慶曆三年的改革，有兩個參知政事，范仲淹及賈昌朝，分別是君子黨及小人黨大哥，這也是異論相攪，即使重用改革派，也不會忘了放個意見相反的人在朝堂上，做事的人就會想方設法排擠，攪到最後就是黨爭了，所以大老板御下有術，刻意兩派並存，也是黨爭原因之一，後來的神宗變法，重用王安石也是同樣情況。

而朋黨論還沒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唐文宗大和八年以臣光曰寫下他自己對於朋黨的看法：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

又一個自然之理，執行及在野涇渭分明。另外蘇東坡也有《續朋黨論》，講得更精闢：

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

又說：

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

大意是說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所以小人必定存在，延伸的意思是就不必糾結非要根除小人不可，最大智慧是與之並存，也許也是間接呼應剛才說的異論相攪。黨爭如何停留在理念之爭、路線之爭、大是大非之爭，永遠是歷史及現在的我們，學不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