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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題是史記屈原列傳-是憤青也是詩人，屈原是中文世界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詩人，他也是時時怒目圓睜的憤青，對於周遭的不平與不滿極其敏感，心有所思，下筆而就他的傷痕敘事，譜寫中文詩歌最早的浪漫作品，就是東漢王逸作注的《楚辭章句》，然而，屈原真的屬於浪漫主義嗎？最後再說。而司馬遷在史記寫的是屈原賈生列傳，也就是屈原及賈誼二人的傳並列，古文觀止只截了屈原的部份，成為屈原列傳。今天對於屈原的了解，也大多以史記的敘述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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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屈又平真難以平

屈原本姓是羋，即楚國國姓，他應該是楚王的遠親，做為貴族，才能在楚國當官。屈是氏，字原，名平，後世只認屈原，若是屈平的話，又屈又平，委實不是好名字，總是予人憋曲難以伸展之感，司馬遷也是以同情的角度，寫下屈原生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屈原名平，與楚國的王族同姓。他曾擔任楚懷王的左徒。見聞廣博，通曉治理國家的道理，熟悉外交應對辭令。在內與懷王謀劃國事，發號施令；對外接待賓客，應酬諸侯，可見楚懷王對他的信任。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同朝的上官大夫為了向懷王爭寵，開始使壞。楚懷王命令屈原制訂法令，在草稿階段，上官大夫為爭功，欲佔為己有，屈原不從，於是上官大夫向楚懷王進讒言：「大王命屈原制訂法令，但法令一出，屈原就誇耀自己的功勞，好像非他不可。」楚懷王聽信之後，就疏遠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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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段可說是千古信案，相信的信，楚懷王對屈原由信任到怒而疏的快速轉折，好像轉頭就翻臉，司馬遷筆法不是記錄事件，而是綜合他知道的史實，模糊過程，明確結果。

以下略過一大段秦楚之間的外交及戰爭，總之是楚懷王多次被耍，在張儀身上，楚懷王吃了兩次虧，人地兩失。在秦國國力快速上升之際，最近的楚國反而是耳根子軟無主見的懷王當家，他當然做不得中興之主，最終客死秦國，在大時代中，除了屈原，楚懷王也是頗悲劇的角色，他始終配合著做為主角的秦國，楚國之路愈走愈窄，秦國卻益發強大。時也運也命也勢也。

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懷王死後，其長子頃襄王即位，以其弟子蘭為令尹，但子蘭因為勸懷王入秦無法返回而不得人心，屈原雖被流放在外，仍心念楚國及懷王，希望當政者迷途知返，讓他返回朝堂，他在作品中一再呼喚楚王的目光，然最終無可奈何，懷王陷於自己的悲劇循環中，對他的楚國與屈原更是不得兼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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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所處的時代，是秦惠文王後期、武王及昭襄王早期，後者在位56年，是秦始皇曾祖父，在他手上奠定秦國統一天下的基礎，包括外交詐術也好，資源積累也好，遠交近攻也好，都是歷代秦國國策，秦楚做為鄰居，兩國王室數代通婚，楚國無法避免必須與秦國多方折衝，屈原立場是聯合齊國，一再勸說楚懷王不要與秦來往，客觀上可能做不到。以後來歷史發展來說，一個滿腔熱血的屈原，難擋大勢，就是因為明知難為，還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喚主子，以激昂文字形成感情弱勢，挑動所有後人的同情，卑微地想要又得不到，距離產生美感。

掛著兩行清淚寫屈原的太史公

司馬遷或許是帶著自憐與不捨書寫屈原，傳中兩大部份，一是大篇幅戰國末期國際形勢的描述，再是司馬遷讀屈原作品的有感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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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屈原痛心楚懷王聽信小人之言，黑白不分，使君子難容於朝堂，憂愁苦悶之中寫下離騷，即指面對不幸的悲僨自述。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天是人類之始，父母是人的根本，處於困境時，人就會返求根本，極度疲勞會呼天喊地，病痛纏身會哭爹喊娘，屈原行為正直，盡忠職守，遇到小人讒言，一片肝膽誠信，卻不受信任及誹謗，陷入困境，不憂不怨也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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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屈原是因心中有怨才寫下離騷，相對而言，《國風》恰當地描寫男女愛情，《小雅》不過份地自我抒發及譏諷指責，《離騷》卻兼而有之，它上溯遠古的帝嚳，近代的商湯及周武王，再到當世的齊桓公，藉古諷今，闡明國家治亂興亡的道理。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他的文筆簡約，用詞精準，經常在小事中展現大道理，近在眼前的事物，又可以表達出深達意含。對照他的為人，志趣高潔，行為廉正，故至死亦不為主流勢力所容，他只好遠離混世濁水，有如蟬脫去舊殼般擺脫污濁，所以他的生命浮游於塵世之外，出淤泥而不染，保持潔淨，如此志向，可與日月爭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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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講屈原的文字，很容易地由小看大，在細微看廣大，再來是屈原在官場的部份。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為人君者，無論是否明智或昏庸，都會想要獲得忠臣，選拔賢才而有所作為，但國破家亡之事仍不斷上演，即使明智之主治世成功，也無法延續後世，正是因為忠者不忠，賢者不賢，如楚懷王忠奸不分，一再被張儀鄭袖所騙，疏遠屈原而信任一干小人，終致兵敗如山倒，丟失土地，客死秦國，為天下所恥笑，都是因為人禍所致。

其實識人不明用人不察就是楚懷王最大失策，在秦國廣招天下英才之時，楚國大官仍是貴族世襲，即由此點來說，楚國就該走入歷史灰燼，楚懷王更開眼亦看不情時勢，至少面對秦國幾代雄才君主，楚懷王不是秦的對手。

《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易經說：「水井淘洗乾淨了，卻沒有人來喝水，我心難過，井水就像明智的君主，可以為人民造福。」如今是君主不賢，百姓遭殃，令尹子蘭聽到這句話，上告給頃襄王，這位新王又怒而放逐屈原。

所以屈原不見容於楚懷王及頃襄王父子，至少頃襄王前期用的人還是懷王老班底，當然不利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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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屈原來到江邊，披頭散髮，面容憔悴，身形消瘦，邊走邊喃喃自語，漁夫見了問：「這不是三閭大夫嗎？何以流落至此？」屈原回說：「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因此被放逐了。」

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

漁夫說：「夠聰明的人，應該不受外界事物的束縛，更能隨著時移勢轉，就算全世界都是混濁大浪，為何不可隨著浪頭推波助瀾呢？即使全世界都醉了，為何不跟著喝點小酒呢？又為何一定要堅持手握美玉，捨不得丟又使自己與眾不同呢？」

漁夫的回答堪稱經典名言，也可以反過來說，到底是眾人在醉？還是屈原自己一個人醉了或想醉不醒？到底是全世界睡著了？還是屈原一個人睜不開眼？或不想睜開眼？大浪只能經受，只能推波，一己之力是無法破浪的，這是漁夫回答的深意。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說：「就像剛洗完頭要再掃去帽子上的沙土，剛洗完澡也要抖掉衣服上的塵土，誰又能讓乾淨身驅蒙受外物污染呢？我寧可投入長江，葬身魚肚，也不願我的高潔，玷污到世間不乾淨。」作了《懷沙》賦，抱著石頭，自投汨羅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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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來自《楚辭》的〈漁父〉，經過少許改寫，《懷沙》是屈原絕筆，此處就不說了。史記原文還有一段漁父最後說的話：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就是滄浪河的水足夠清澈，可以洗我的帽帶，滄浪河的水足夠混濁，可以洗我的腳。

我認為漁父不太可能是屈原作品，誰在臨死前還能安排如此藝術、處處機鋒的反對者，來與我對話？講完再從容赴死，絕對是後人創作。

漁父的存在，是為了襯托灰心至極的屈原，漁父認為，只要看開想通，沒有哪裡不能做事，水清水濁都有用處。不同的價值觀擺在屈原面前，是從眾接受外在虛偽，進入群體，努力打開局面？抑或在角落舔著傷口，享受痛感及快感？屈原自然聽不進耳，他的潔僻容不得沙子，從眾與落單，他選擇後者，更大的解脫是結束自己，保住了他一以貫之的「真」。一死了結的或許是混濁中，少許的明珠，最終證明催燦明珠在世間無用，唯一時閃亮而己，定格的永恒卻更足以照亮所有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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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到底浪不浪漫

詩經與楚辭是最早的兩部中文詩歌，若按照西方標準予以分類，一般說法是詩經是現實主義，楚辭是浪漫主義，這兩個標籤分別貼上後，更加強化詩經與楚辭各自特色。

什麼是浪漫主義？若以文學作品來說，就是以濃烈表現手法，表達作者的強烈感情，強調美醜對比、不存於現實的現象等，在繪畫上可以看法國畫家德拉克羅瓦的作品，如自由領導人民，半裸女神高舉已被撕裂的法國國旗，踩著屍體，左手提著步槍，右手號召人民前進；

音樂領域是貝多芬與蕭邦，打破由巴哈以來，形成的制式結構，只要能夠表達作曲家想要的效果就好，即使是不協和的音符也可以。浪漫主義就是要脫離現實，丟掉框框，揚棄古典主義的原則與完美，因為世間本來就不完美，作者的想像力必須足夠奔放，才能勾動讀者或聽者及成就浪漫。楚辭的香草美人，天問的174個哲學式提問，九歌的人鬼或人神關係，在今天看來，都可以視為屈原的浪漫主義表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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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離開作品，西方浪漫主義在19世紀上半幾乎橫掃所有領域，誘發後來的民族主義，因為強調反對權威、反省現實，在主觀、個性、想像與感情的衝擊下，重塑一切。屈原呢？他的政治理想是儒家式的，來自堯舜禹湯一系列上古聖人，他希望在他主政之下，讓楚國恢復傳統，作品中並沒有鼔吹追求個人自由，他對周遭的嚴厲要求，也很難連結到浪漫主義四個字，他在世間至多就是非主流的失意政客，可能也不擅處理人際關係。

再者，今天讀楚辭會驚嘆於各種神秘表現手法，此一「神秘」或許是屈原的想像力，有沒有可能根本就是屈原所處時代，戰國末期的現實？時隔兩千多年，時間煙滅一切，當年的現實成為今日的神秘，無解。楚辭仍然優美，天問依然驚艷。

王國維有一篇文章-屈子的文學精神，將詩經與楚辭作了分類，大體是北方與南方、集體與個人、入世與出世、詩歌與散文，王國維認為屈原是第一個融合北方詩歌，使用詩歌形式寫下散文的南方人，他的原話是「而大詩歌之出，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像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後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因為詩經畢章是小品，僅可表達細膩情感，但結構、格局無法展開，予讀者的衝擊如持續的小鼓，是短促的多個瞬間，因為北方人缺乏想像力。直到屈原的出現，才寫出王國維所謂的大詩歌，楚辭規模宏大，讀來是無止境的徜徉與陶醉，有如大鼓震撼，傳音繚繞，於是詩人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