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元禮：新加坡研究的中國情懷

呂元禮(2011-07-18)

　　2007年，筆者曾撰寫出版《新加坡為什麼能？》；2011年6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作《新加坡治貪為什麼能？》則是前書的續篇。其著手雖在獅城，其著眼實在中國；其潛台詞是“新加坡能，中國應當也能”，其出發點是“新加坡能，中國如何更能”。

“為什麼能”的緣起

　　筆者於1987年畢業於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研究生班，並曾留校在《理論動態》編輯部工作。也許是黨校的學習和《理論動態》編輯的訓練，使我後來的新加坡研究更多一份“當下的關注”，一種“中國情懷”。

　　2005年年初，黨中央開始對全體黨員進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保持先進性”的說法，讓我想起了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與記者的一段對話。

　　有記者問，作為人民行動黨（簡稱行動黨）創黨人，你最引以為豪的是什麼？李光耀回答說，最引以為豪的是行動黨長期執政，並能保持活力和誠實，而沒有淪落為一個衰敗和貪污的黨。

　　我想，先進性是一個抽象概念，對於執政黨來說，其具體內涵就是活力和廉潔。新加坡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能夠保持活力和廉潔，其成功經驗對中國就具有值得借鑒和便於借鑒的雙重價值。於是，我計劃寫一本書，其標題為《新加坡：一黨長期執政何以保持活力和廉潔？》。

　　先進性教育一年半過去了，但筆者的撰著並未完成。2006年10月，黨中央又發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號召。

　　我想，新加坡也許在民主、人權、自由等方面受到西方批評，但其社會的和諧卻值得稱道。例如，就人與自然的和諧而言，新加坡被譽為“花園城市”；就人與人的和諧而言，新加坡作為一個多元種族、語言和宗教的國家，卻能夠在人口密集的島國營造出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的局面。於是，我決定將拙作內容擴大為廉潔、活力、和諧三方面，並將它們與行動黨的黨徽相聯繫。

　　行動黨的黨徽是白底、藍圓和紅色閃電。“白底象徵純潔，強調的是廉潔；閃電象徵行動，要求的是活力；藍圓象徵團結，注重的是和諧。”這裡，一、三、五句話是行動黨的原話，二、四、六句話是我的引申。這些引申也符合行動黨的原意，並獲得他們的認同。

　　我之所以這樣引申，是因為我感到，廉潔、活力、和諧既是新加坡的最大亮點，也是當前中國最為迫切的目標。全書圍繞行動黨黨徽的上述三重象徵加以論述，意在揭秘一黨長期執政何以保持活力和廉潔，解析和諧社會是怎樣建成的。

　　拙作寫畢之後，書名卻頗費思量。恰在此時，我從網上讀到中國台灣《天下》雜誌刊登的《新加坡為何有權有廉又有能？》一文的節選；讀罷，我又專門到圖書館閱讀該文全文。

　　文章在介紹過新加坡“有權有廉又有能”的傲人成績之後說：“這不能不讓人問起那個心中有點不太情願的問題：為什麼新加坡能？”我砰然心動，脫口而出：就是它！我將文中的問句加以變化，將書名確定為《新加坡為什麼能？》。

治貪，為什麼能？

　　《新加坡為什麼能？》一書對新加坡廉潔舉措有所論述，並將其廉政體系歸納為“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貪；以薪養廉，使人不必貪；以規固廉，使人不能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貪”。

　　據說，新加坡李顯龍總理對上述歸納頗為認可，甚至能夠加以背誦。他在為該書所作序中提到的“短短幾行字，就概括了我們積累經年的治國方略”，指的就是上段文字。

　　2011年1月，廣東人民出版社邀約筆者撰寫新加坡反腐保廉的專著。考慮到有關著述對於中國的借鑒作用，筆者毅然放下正在進行的其他課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加坡治貪的研究中去。

　　新的著作必須避免雷同，另闢蹊徑。恰在此前的2011年年初，新加坡出版了《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硬道理是相對于大道理而言。

　　一般來說，大道理強調原則，硬道理注重實效。喜歡講硬道理的鄧小平說：“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無獨有偶，李光耀也是“不在乎理論漂不漂亮、優雅不優雅。如果沒有用，就換別的來做”，並認為制度、政策不是因為好才可行，而是因為可行才好。

　　因此，硬道理就是管用、可行的道理。有感於此，筆者計劃將新書起名為《新加坡治貪的硬道理》，並總結出“領導人的政治意志是治貪關鍵”等八條硬道理。

　　如果一百個腐敗分子只有一個被揭發、受懲罰，腐敗者就會存有極大的僥倖心理，即使面對死刑的懲罰，也可能鋌而走險。

　　為了不讓腐敗分子漏網，新加坡在治貪方面實行了雖不好聽、但很管用的“有罪推定”，即任何人財產或生活狀況超過其正常收入，卻不能做出合理解釋，即被視為貪污。例如，“你的銀行戶頭裡有200萬元，但你每月的收入是1萬元，那我們會先假設你受賄，直到你證明你有能力賺取這麼多錢為止。”

　　因此，“新加坡所建立的制度，不是假設沒人會貪污，而是確保一旦有人貪污受賄，必會被揭發並面對處罰。”於是，“一旦貪腐必遭揭發、處罰”，就成為新加坡治貪的硬道理。其特點是“捉貪高概率”。

　　新加坡行賄受賄的最高處罰是坐牢5年或罰款10萬元，或兩者兼施，遠不及在公共場所塗鴉被判鞭刑、販毒被判絞刑來得可怕。因此，其治貪的嚴厲並不表現在重罪重罰，而是表現在輕罪重罰。

　　新加坡《防止貪污法》對賄金無最低金額限制，在一定情況下，給予或接受1元錢就算貪污，就要坐牢。這不近人情，卻十分可行。理由是不接受1元錢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而坐牢是任何人都害怕的。用任何人都害怕的懲罰，去讓人做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其結果是既少有人賄賂，也少有人坐牢。這叫著以刑去刑。於是，“對很小的貪腐處以相對很重的懲罰”，就成為新加坡治貪的硬道理，其特性是“對貪零容忍”。

　　書成之後，出版社建議將書名改為《新加坡治貪為什麼能？》。新加坡華人佔多數與一黨長期執政的特徵，表現出與中國相近的國情。

　　一般來說，華人重視家庭親情，也容易衍生裙帶關係；一黨長期執政則容易滋生驕傲，產生懈怠，腐敗現象也常常相與伴隨。但是，新加坡作為一個華人佔多數的國家，卻能夠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被世人公認為很好地控制了貪污。這難免讓人們不由自主地追問：新加坡治貪為什麼能？

　　新加坡治貪為什麼能？這既是對獅城的叩問，也是對當下的拷問！

新加坡能，中國更能！

　　今天，中國政府強調借鑒新加坡。但歷史上，行動黨曾經學習共產黨。為了趕走英國殖民統治者這一共同敵人，行動黨建黨之初黨內包含“非共”、“親共”兩派，卻又在殖民統治結束之後分道揚鑣。前者多是英文教育出身，後者多是華文教育出身。“親共派”深受中國共產黨影響，只是當時的英國殖民政府將共產黨定為非法組織，所以，他們沒有在組織上入黨，卻可說在思想上入了黨，並表現出與當年的共產黨員完全相同的行為和作風。李光耀是“非共派”，但他承認，在“應對共產黨人的過程中，自己學到了很多東西”。

　　“非共派”向“共產黨人”學到的最為重要的東西是清廉獻身精神和群眾路線。李光耀曾這樣描寫“親共派”領袖：“林清祥和方水雙整天東奔西跑，發表演說，同刻薄的雇主進行談判，晚上就在工會總部的桌子上睡覺。他們所過的斯巴達式的艱苦生活，對追隨者產生莫大的影響。大家競相模仿，互相激勵，以顯示同樣的自我克制精神。就連家境富有的年輕學生，雖然不是這個工會組織的核心分子，也願意跟林清祥、方水雙打成一片。有個巴士公司老闆的兒子，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替他們當義務司機，用的是他家的汽車。這就是他對革命事業的貢獻。他為能跟這些革命幹部交往而自豪。”

　　李光耀接著說：“他們穿著樸素，三餐在小販攤位解決，所得的薪水很少，因為他們向資方爭取到的一切都歸工人了。我可不知道他們挪用多少錢來供養更多的革命分子，但我卻沒看過他們私下拿過一分一毫，從他們的生活方式上可以肯定這一點。”

　　“親共派”的清廉、奉獻品質，對“非共派”可以是一種榜樣，至少是一種鞭策。李光耀承認，行動黨之所以有較高的道德水準，與建黨之初黨內存在“親共派”有關。為了經得住“親共派”的攻擊，“非共派”也必須提高、保持自己的道德水準。

　　1996年，當年的“親共派”領袖林清祥去世，作為其頭號政敵的李光耀在悼文中寫道：“我非常尊重和重視他樸素的生活方式，以及他那無私的態度。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是為了達成他的鬥爭目標，不是為了金錢利益和政治地位。他和他那群受華文教育的同道，教育我和我的同僚有關獻身和鬥爭的意義。”

　　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行動黨從共產黨那裡學來的清廉作風和聯繫群眾的做法，能夠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加以保持？筆者的體會是，在新加坡，廉潔不僅源於領導人以身作則的自律，也是迫于政治上不得不然的壓力。

　　李顯龍曾說，行動黨議員之所以在執政以來的五十多年，能夠風雨無阻地堅持每週定期接見選民，是因為“選民選擇誰，不僅僅是看政策的對或錯，而且還要看議員是否經常關注他們，是否友善 和藹 可親。選票掌握在選民手中，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選票。”

　　總結新加坡經驗，筆者的《新加坡治貪為什麼能？》一書就有了“讓廉潔成為執政黨生存的第一需要”這條硬道理。由於行動黨曾經學習共產黨，所以，中國對於新加坡的借鑒，也就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對於自身傳統的恢復。

　　1978年，李光耀告訴前往新加坡訪問的鄧小平：“沒有什麼新加坡能夠做到的，中國做不到，或者說，不能做得更好！”1992年，鄧小平在提到新加坡後指出：“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兩國領袖超越時光的上述對話，總能激發我新加坡研究的中國情懷，就如筆者用以自勉的對聯所說的那樣：傾注多年心力，筆析獅城，探究為何“新加坡能夠做到”；奉獻一片赤誠，情系華夏，思考如何“比他們管得更好”。

作者是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原載中國《學習時報》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