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是無情的，只是在影視上看著戰爭慘烈的場面都會不寒而慄，何況是置身其間。近期，讀過郭天祿先生手撰《『印尼峇里島之旅』－－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個老農夫的南洋軍旅回憶錄》一書後，卻猶如置身其中，內心有著感同身受般的悸動。

一九四三年七月，在旗山三井農場會社擔任臨時雇員，年方二十一歲未婚的郭天祿，被日軍徵召到新畿內亞（伊里安）協助種植蔬菜供給軍方。從高雄港出發，航經馬尼拉、帛琉、新畿內亞、安紋、馬加撒、爪哇至峇里島，躲過熊熊戰火，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好不容易捱到戰爭結束，印尼東部地區泗水城卻又蹶起一場印尼獨立軍和來接收在爪哇日軍投降的英軍間的戰爭，英軍被印尼緾住了手腳，無法來峇里島，這批倖存的軍伕無法馬上束裝回國，還差點淪落為印尼軍的人質，翌年三月，「補吸了大口氣之後的英軍，悄悄的勉強派出一小部隊來，無光彩的接受日軍投降之後，我們才能踏出返家的第一步」。之後又折騰了幾個月，一九四六年七月，才輾轉自新加坡、香港回到旗山的溪洲老家，在兵荒馬亂、朝不保夕的戰亂下，終於全身而返。 

回到家鄉後，郭天祿只見到戰後的蒼涼與蕭條，三井公司雖有通知前往台北公司處談事，卻只發給部份旅費般的幾百元，從此斷了關係。當時走在台北街頭，只見被轟炸後「沒有屋頂，好像是一艘航空母艦」般的總督府（現今總統府），心酸茫然無所適而悵然返家，從此留在家鄉做一個深耕務實的蕉農。 

事隔半世紀，被徵召到南洋的這段驚險歷程，一直只留存在郭老先生的腦海中。一九九六年郭老先生罹患硬腦膜出血，進行腦部手術，痊癒後才正式揮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地。其子女為了照顧他年老病後的生活，勸他離家到城裡同住，可是恁憑費盡口舌，身體硬朗，精神狀況甚佳的郭老先生就是不願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其子轉而建議將田地轉租他人，留一小塊供活絡筋骨、健身運動之用，餘暇則將年輕時，被日本徵召到南洋服役的見聞，撰寫成書，非但可排遣老年孤寂環境，亦可留下資料，為歷史做見證。 

子女會做此建議，是平日農閒時，常見父親手不釋卷，讀書自娛。五十餘年前從軍軼事，常為他與左右鄰居及親朋好友飯後茶餘的談話資料。每當提起南洋軍旅的生涯，就眉飛色舞，喋喋不休。由於故事充滿驚險刺激，大家也聽得津津有味，百聽不厭。其在嘉義教書的二公子郭大同曾聽堂伯父提過父親曾以日文寫過小說，遂興起鼓勵父親將這些故事化為完整的文字記錄，以為後代子孫傳家與紀念。 

時年七十七歲的老人家，果真就這麼認真起勁地動起筆來了。他依著孩子的「約法三章」，早上到僅留的一小塊田地先活動筋骨，午後才提筆讓思路運動一番，孝順的孩子認為這樣可以讓老人家身心運動兼備，有益健康。老先生便這樣，以兩個月時間寫下近六萬字的手稿，隨後，又以半年的時間補寫了兩萬字，日文版手稿也在此時一併完成。中文手稿由郭大同老師請人打字並影印裝訂成冊，在親友間流傳。 

只讀過日治公學校六年，高等科二年（相當於現在的國中二年級）的郭天祿，中文「底子」全憑自學而來。「吾要寫出的旅遊記，不是文華燦爛的巴黎或羅馬的繁華都市，而是文明度不高的印度尼西亞峇里島，這可能使諸位先生女士提不起興趣也不一定。」、「寫中文是很不如意且拙劣，要充份得描述表達出來真是有力不從心之憾。有這兩方面的缺點，寫遊記難免有文章不夠精緻而枯燥無味也不一定。」老先生在書序中如是說。 

誠然，《印尼峇里島之旅》一書沒有華麗的文采，故事「情節」也未刻意「剪裁」，平舖直敘，以「學院派」的眼光看來或覺不太具有「文學味」，但以一位自學者能憑著僅有的記憶寫出一本發生在半世紀前往事的一本書，實在也太難能可貴了。 

郭老先生還在序文中說：「文中以在峇里島當時的風波起伏做為中心點，從頭至尾沒有一句空話插在其中，順著記憶中思索挖出來的，說起來是很吃力的差事了。」、「我很感謝上蒼神明之保祐，而能夠經過這三年間中的波浪難關，平安回來，和大家鄉親見面，真是有價值和幸福的人生中一段的經歷了。」 

捧讀《印》書，儘管其敘述文字樸拙，遣辭用字間略帶著點日文腔，還不時夾雜台語辭彙，如「有一好無二好」、「家裡有老母單一個人」、「騙人至極的嘛」、「夜夜開講聊天的地方」等等，讀起來頗有鄉土味，卻又自然順暢不贅口，最可貴的是能從其字裡行間感受到老先生不同凡響的胸襟氣度與智慧。 

（選載自《蕉城相思雨》旅遊文集，本文原載2003年7月號台灣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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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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