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猶豫該不該發表這一篇文章，或者自己適不適格寫這篇文章，但基於一個小人物的聲音的表意與呈現，也是一種表意的自由，跳脫自我及主觀的框框，不做評價的事實表述，是我這篇文章的本質。

看著電視上昔日的合作夥伴被指責不積極造成「曹姓母女」自殺身亡的事件。我不禁要問，如果我自己是承辦該案件的社工，我會不會也犯了同樣的疏失？

我不知道寫過多少張的通報單，每天都有好幾張的通報單要寫，最多一天要寫上二十張的通報單。這只是每天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急診室、病房…還有一堆的行政業務及會議、報告要處理。

這個社會案件我不是處理本案的社工，我無從全盤知悉事實，所以我沒有資格，也不想做評斷。

每天把通報單傳真到各縣市政府的通報中心，是我下班前最後一定要完成的工作。在通報前要先搜集個案資料及現處的狀況，有時要避免加害者或者家人知悉…這些事都要具有敏感度，且需即時評估，並做連結，但每個單位、層級都有其負責的權能，社工在擔任社會補助者的角色，於此時，僅能多提供詳細、有用的資料，並隨時與各單位連繫、亟力提供協助。

不諱言的，在這麼多的通報案件，尤其是窮鄉僻壤、男性社會、新住民激增的地方，通報的案件量很多，在社工人員人力有限，會產生力有未殆的情事發生。有時明明我們很擔心的案件，在縣府社工家訪後，反而會有不同的說法。

家庭問題的繁雜，有時「床頭吵，床尾和」，有時個案為了「求和」、「經濟依賴」…等考量，並不會給予真正的需求的表達，明明傷勢嚴重，卻說還好，有的甚至不願談，甚至要求社工不要介入…

在曹童生前留下遺書，透露給校方，陳姓學務主任無力阻擋、在南投縣社會處轉報台中縣政府追蹤。　

學校陳主任說，女童二日被帶走，晚上八時曹母告訴她，和女兒在台中市一中街用餐，當天即聯絡南投社會處，請社工追蹤… 　

熊俊平說，社工立即打電話給曹母，對方表示心情已平靜，沒有尋短念頭，要帶女兒到新竹道場參加活動，社會處因而在當天下午五點多，轉報母女租屋所在的台中縣政府追蹤。 

台中縣社會處長王秀燕說，二日下午接到南投通知，社工員打電話給曹姓女童生父蘇姓男子，蘇稱曹女與女兒都和他在一起；社工員說要跟她們講話，蘇表示「現在剛好不在」。 

王秀燕說，因蘇與曹姓母女關係密切，社工員評估應可安撫情緒，因此等清明節過後六日上班，社工員才通知太平分局一起訪視…

如果就一個工作量龐大的社會工作者，面對曹母表示心情已平靜，沒有尋短念頭，要帶女兒到新竹道場參加活動、蘇稱曹女與女兒都和他在一起…也許我們真的會判斷錯誤。

在過去法不入家門遺毒下，警察人員或是公部門人員都會採消極方式，而高風險家庭須先經過判斷為「高風險」，然後才能就「高風險」為即時處置，連繫相關單位的強力介入，今天新聞裡開始有各單位互推責任，或未有「積極作為」的指示…這些當然不是我們所樂見的，但實務運作上，並未有整合或者通盤的制度設計，可以超越部門、縣市層級，以個案為服務目的而設計的制度。

在普遍社工員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在第一線的社工員的心態就是不論每天工作再努力、工作時間再久，都無法減少案件量，消化了一部分案件，又增加了更多的案件，在開案與結案間，我們不斷的努力工作著，有時忙到連自己的身體、意志都不知道在那裡，甚至面對無力搶救的個案會有『崩熬』的現象。

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今天「曹姓母女」乙案，因為結局的悲慘而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不過這只是台灣社會問題的冰山一角。面對有機會挽回一個小女孩的生命，卻因種種環結的疏誤而造成一個遺憾的結果。身為一個社工人，我們無法推卸責任，但有更多第一線的人員離開了這個領域，選擇不再背負這麼沈重的壓力與使命。

如果我們傾向把社工當成「神」，那麼請賦予祂「神力」，不要把社工擺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給予最低的工作條件，有時卻常身處危險的境地。

社工人員必須面對「加害者」的報復、於做家訪時面對不可知的家庭狀況…手無寸鐵的社會工作者，在助人的同時，自身也身陷危機。

社會工作者並沒有如檢察體系擁有調動警察的權限，只能依一定管道請求協助的綿薄之力，社會工作未能被普遍認定為「專業」，有時「社工」常會與「志工」混淆，當一個社會問題未能被即時搶救，所有的輿論卻都指向社工不積極的制度殺人…

如果要賦予社工人員這麼大的重責大任，為何要給予社工這麼顯不相當的工作條件。

在這樣嚴重的社會案件的發生，各個環節都出現「消極」的態度，這些固有責難空間，但責難之後，是否能做制度上的丕變，讓以「個案為中心」的服務模式能形成。

在社會工作上仍有很「積極作為」的一群工作者。在我曾經服務的醫院裡，有一天急診室被帶來一個留著短髮的小女生，一開始我們以為是小男生，當老師囁嚅的說：「可以先不走法定程序，因為他們也不確定孩子是否有受到侵害，他們只是從孩子的會陰部異常紅腫『高度懷疑』有被性侵的可能…但怕如果走正常流程會造成家長的不諒解…」

這個學生是一個低度智能孩子，無法用言語表達，所以全身的衣著及髮型都以男生的樣子打扮，為的是保護這個小女生。

照顧她的老師，看到孩子私密處有異常紅腫，孩子是跟著單親的父親生活。所以學校老師千辛萬苦的從學生家長那裡偷偷地把學生帶來醫院，為的只是證明不確定的事實…這些就是積極的作為的事證之一。

一個有著美好未來可能的孩子，就這樣在各種環節疏鬆下的「死亡」結果，除了親人的哀慟外，各界人士都抱以惋惜與遺憾，尤其是未能及時救出孩子的學校老師及社工，那種在自己手邊溜過的手，卻未能即時拉住，對一個早折的生命，這些工作人員的自責與傷心不會比我們少…

在少子化的台灣，如果孩子不再被視為父母的財產，就孩子教養的保護上，若能同國外立法、制度一樣，視為公法的責任，國家有責任介入與保護，也許這些寶貴的生命，會有多一重公法的強制力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