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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6/29 22:16:52瀏覽1317｜回應0｜推薦6 | |
| ※原文載於《書香兩岸雜誌》2010年6月號※ 美國時間2001年9月11日凌晨六點，一架由紐約飛往台北的華航班機從甘乃迪機場起飛，幾個小時後在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臨時迫降。同時滯留停飛的航線有幾十班之多，機場大廳擠滿了上千名旅客，一片兵荒馬亂的景象。當時已回台灣任教一年的郭強生，身在其中。被困安克拉治的四天三夜中，他看著電視上反復播放雙子星大樓崩塌的畫面，想到自己住了十多年的曼哈頓下城和還在彼地的朋友鄰居，第一次感到戰爭和血腥離自己是如此近。 2003年1月，郭強生發表了新作《夜行之子》的開篇〈換魂〉，開始了他對911事件的自我整理。 911，我們都身在其中 911過後四個月，郭強生重回紐約，當他走過貼滿尋人啟事的街道時，他彷彿看到穿制服的消防人員與警察，也看到整個世界的縮影，有日本人、中國人、韓國人、非洲人、法國人、英國人……「對於911，大家一直將焦點集中在帝國勢力的對抗上，但我覺得，其實這裡頭真正遭受到衝擊的是每一個小人物。如果不能夠真正從有血有肉的、一般人的觀點去切入的話，對於很多人來講是有距離的。非常有意思的是，我最近看到，一個長期居住在日本的美國人用日文寫了一本小說，裡面寫了非常相近的經驗，就是911發生當時所有的飛機都停飛，要出去的出不去，要進來的進不來，跟我這本小說裡〈迴光〉那一篇的背景如出一轍，很多感觸是相通的。我的意思是說，911發生當時，那些人真的就只是兩個國家嗎？有多少小人物是國際性的？世貿大樓裡面死的全部都是白種美國人嗎？不是。被衝擊的所有旅客，是全世界的。在一個資訊這麼發達的時代，沒有一件事情我們會真正覺得：離我們好遙遠。這件事情會帶給我們某一些認識跟啟示。」 隨後幾年，郭強生多次於假期前往美國，進行911的觀察和資料收集，期間發表了多篇關於911的散文和論文，更於2008年出版英文專著 Ghost Nation: Rethinking American Gothic After 9/11 。但他認為，這些方式都是在處理一件已經發生的事情，只能論及它的背景、歷史與現在，只有小說，能給予他一個虛擬的空間，去自由預測還未發生的事情。於是，在《夜行之子》中，在911後失蹤的「李」牽展出一對戀人十年後於台北重逢的情節，在台北101跨年煙火下，成功躋身美國白人社會的小凱驚覺被「壓抑」的真相，而與911擦身而過的阿文，錯過的豈止一場災難，幸還是不幸，卻已十年走過；「李」再度出現，是在一個假設的未來停電之夜，黑暗中有一場傳聞的大屠殺。這個「凡賽奇之夜」，來自於郭強生2003年在紐約經歷的大停電。 2003年8月14日，北美洲大停電，沒有了地下鐵，幾百萬人在紐約街上茫然地走著。入夜後，整個曼哈頓陷入一片漆黑。這次經歷讓郭強生從不同角度感受了911。「我覺得黑暗的狀態是最容易讓人膽大妄為的，醜陋的東西最容易在黑暗中冒出來。在黑暗中有的時候人性可以沉澱，有的時候人性可以更醜陋，在黑暗當中人與人之間可能又有另外一種奇妙的互相安慰、取暖，這些都是一種推論、假設。這些感受後來我覺得還是要用小說來處理，除了對現狀的批評，對於整件事情的論述跟分析，加上對它的想像，這三個通通做完以後，我覺得才更完整。」 紐約，回家與逃家之地 紐約，是郭強生生活了十一年的城市。他在紐約領略了百老匯的精彩，受到完整的學術訓練，看到不同於台灣的文學教育方式。完成紐約大學戲劇博士學位後，郭強生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任教。他的人生，本來會像很多留美學子一樣，在異鄉落地生根。但作為一個創作者，他敏感地察覺到其中的不對勁。「一個創作的人，脫離了自己的文化跟語言，還是可以繼續寫，但是那種感覺很奇怪，是一種很尷尬的創作立場。那時候台灣稱之為『留學生文學』，寫一點海外的遊記，寫一些零散的或者花邊式的東西給台灣的讀者看，我不想做那樣的寫作者。」 這讓我想到他筆下的幾個異鄉遊子和徘徊於午夜酒館的幽暗生命，不斷在雙子星的陰影下迷路，在城市中流離失所，為了一種身分放棄其他的身分，努力迎向主流的變化，以簡單的歡愉遺忘不堪的現狀，變換不同的裝扮以左右逢源……這是一群迷失身分的人。 「所有的認同到底是什麼？從最大的國族認同，到最小最基本的，你個人是誰，你的性別、你的愛情、你的種種，是同樣的一件事情。認同就是一種對自己的認識，一種價值觀的考驗。在美國有很多很成功的人，但是我一直覺得，在那個成功的底下，還是會有一點點失落和遺憾。比如李安，永遠都只拍好萊塢電影嗎？他會快樂嗎？他當然還是要回來拍一些華語片吧。這是人類底層的東西，你要認清那種遺憾是絕對有的。你要知道每一種認同的背後自己都要去化解、去妥協、去接受，這裡頭必定有失落跟遺憾。我所講的這些人都沒有一個是確定的，回來的有回來的遺憾，在美國的也有在美國的遺憾。絕對沒有哪件事情是，別人給你一個簡單的答案，所有事情都是個人的選擇，你要知道選擇了什麼，然後去接受它。」 這樣的認識，大概需要花費一番時間和思量，才能在心中成形。剛抵紐約的郭強生，重讀沙林傑的《麥田捕手》，除了發現作者對紐約氛圍的準確描寫外，內心也經歷了一場和荷頓一同回家、逃家的旅程。「對一個追求藝術、追求文學的生命來講，你知道必須要去一個更寬廣的地方，才有一種屬於感。你想要接受更多的洗禮，離開了台灣，一個比較小的地方，去了一個比較多元、視野更大的地方，你在那個地方得到了某一種養分、某一種自在，但是同時，你也知道自己真正的家其實不是在美國，你的根還是在於母語是中文，你的父母、朋友，這些牽連又是切不斷的。這是一個很矛盾的情緒。」 現在的郭強生，如何定義「家」？「那是你自己的一個『中心點』，那個中心點，那個家，不是一個外在的形式，不是說你在哪里購屋置產了，而是內心的一個安頓，內心的平靜感。現在『家』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內心的平衡點。」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小說家帕慕克說，他承認並接受他所在的地方是邊陲，但是伊斯坦堡是他的中心。對於郭強生而言，那個中心是台灣。2000年，他受當時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楊牧先生之邀，返回台灣投身華文世界第一所文學創作所的創辦工作。 當文學成為一種責任和職志 《夜行之子》是郭強生繼1997年《希望你可以這樣愛我》之後的第一部小說創作。這十三年的擱筆，與創作所工作密切相關，但《夜行之子》的出現，也與多年的文學創作教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十六歲就開始小說寫作的郭強生，以文學為志報考台大外文系。但在當年的大學裡，沒有一位老師同時在創作和理論兩方面貫通而能給予指引。那時他就覺得，為什麼這兩個東西是斷裂分離的？也是因為這樣，大學期間他對於寫作環境有著很多質疑。「這樣子寫沒有進步，沒有人指導，不知道自己要到哪裡去，不知道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到底是怎麼樣。」到紐約學習戲劇時，他發現，創作研究所在美國是非常普遍的，創作和理論並不是斷裂的。正是有這樣深刻的感受，他知道，創作所的成立將讓台灣文學的版圖更完整一些。 創所之始，學術界對於創作所的成立抱持著懷疑的態度。郭強生覺得，既然要說服大家相信文學創作對於文學研究是重要的，自己必須以身作則，讓學院派知道，學術研究也是一種創作。之後幾年，他把創作性元素加入到文學評論的寫作中，讓文學評論變成知識性的散文，這樣的策略果然引起了學院派的注意。與此同時，他接下了東華大學英美系系主任及文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所長的職務，憑藉行政工作推動創作所在學院中的發展。 「我已經不是單純的所謂文藝青年了，當我覺得文學在自己身上有更大的功能，變成一個責任，一個職志，發現面對的是一個更大的戰場時，我也必須挑起這些責任。當角色更多元，責任和工作就變得更複雜了。相對地，寫小說的時間就被慢慢擠掉了。這是文學熱情跟現實環境的磨合。」 郭強生認為，自己在文學創作教育中的角色是把學生的獨特聲音抓出來。「在引導那個聲音出來的時候，你勢必要對他們的生活、背景有更多的瞭解。我每次都跟他們說，我是希望協助你們完成你們最想要完成的那個作品。那對於我而言，我在協助他們的過程當中，也擴展了我的想像力，我去想像不同的學生為什麼想要寫這樣的東西，因此會瞭解更多學生不同的成長背景，和他們的困惑和價值觀。現在的年輕人，尤其面臨到一個自我認同或自我肯定的問題，像這些議題，也會影響到我後來的創作。既然年輕一代對於這些東西特別感到困惑，也許我的作品可以針對他們的困惑，給予鼓勵或者指引。」 想像，是作為他者的同理心 《夜行之子》是一部三線交織、互相掩映的系列小說，精准描寫跨國時代中的流離與追尋，直視社會主流偏見下弱勢群體的真實處境，而貫穿始終的是人物之間憂傷且濃郁的情感牽繫，尤其是「我」與大作家的戀人之間的五場虛擬對話，仿似一篇篇的懺情告白。這是我一直認識的郭強生，憑靠文字就可在你眼前創造出一個栩栩如生的世界，不自覺中所進行的心情洗禮總讓人在掩卷之際生出一份惆悵。我總在想：這需要多強的觀察力和想像力？在虛實之間，又有著多少作者的影子和心情？ 「很多人都說我的文字畫面感非常強，我想這跟我的背景有關，因為我的父親是畫家，所以我從小接觸繪畫，這養成平常走在街上時，我很快就會注意到一些東西。例如一棟日據時代的老建築，那是曾經真實存在過的，但在不同的時空被我看到了。我的想像其實是基於同理心，去感受、揣摩那樣的場景或者時代，可能會經歷一些什麼。想像不是天馬行空、脫離現實，應該說，我是想像自己在不同的情境吧。我常常會寫很多不同類型的人，不同背景的事情。戲劇的專業訓練也讓我更能去體會一個跟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人，就跟導演教導演員揣摩角色一樣，從行為舉止到內心建構出立體的人物。我想小說家最重要的還是藉由他的感受力、想像力、同理心，幫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或者一些人寫出原本可能完全流失掉、被遺忘掉的事情。」 如果說，《夜行之子》的主體是一齣離亂、鬼魅的時代大戲，那穿插其中以大作家的戀人為主角的幾段對話則恰似一幕幕沉穩低迴的獨角戲。失戀中的「我」，虛擬出與王爾德、莒哈絲、普魯斯特、伍爾芙的戀人之間的對話，不斷詢問感情；郭強生也用這種後設寫法，表達自己對於文學創作的態度。「我們常常會看到，作家多麼的偉大，但其實我們往往忽略了很多作家身邊被遺忘或被誤解的小人物。是這些小人物成就了作家。對於寫作，我的態度是把自己放在一個他者的位置，作品的主角不是作家，而應該是對他者的同理心。」 郭強生借試圖走出失戀傷痛的「我」之口質問： 我再怎麼寫，再如何巨細靡遺把我倆的故事從相識開始重述，我就一定更清楚我為什麼會為你陷落再陷落嗎？我就一定能為你帶來的傷口找出讓我自己心安的合理解釋嗎？ 解構了約定俗成，就真能逃脫得了嗎？ 成為記憶，就會比較容易書寫嗎？ 被質疑的是被寫下來的愛情，和對愛情的書寫，而「我」卻也憑藉著簡訊維繫著自己的愛情故事。「現在的人談戀愛的方式，簡訊佔了很大一部份。如果愛情是那麼容易被外面的，不管是硬體軟體修改的話，那所謂的自我認同，也包括你對於愛情的想法是什麼。愛情本身就是一個故事而已。在這個時代，我們對於愛情的認知，真的是我們自己追尋出來的一個價值跟認知嗎，還是一個被灌輸的固定版本？不管是愛情故事、愛情簡訊還是情書，會不會限制了我們對於愛情的想像？」 在這三線的互文裡，郭強生無疑是在引導讀者與他一道站在他者的位置，顛覆所有約定俗成的主流認知，那一份同理心，是理解不同族群或弱勢的基礎，更是傾聽自己內心聲音的獨特角度。每個人都會有一個自己的答案，那或許不能簡單表述，但我想就像《夜行之子》的末篇，沒有慘烈的死亡，沒有糾葛的情傷，你將看到，活了九十一歲的E.M.佛斯特淡淡地對你說：我沒有對愛情這件事失望過。我相信的愛情是能讓人堅強的，而不是讓人逃避墮落的。而「我」在未來的歲月將不必害怕這段記憶的重現，直到暮年古稀之日。 寫作，是一輩子的事情 常有學生跟郭強生說：上了班之後就不能寫作了。他會告訴他們：「寫作是一輩子的事情啊，你有一本非常想寫的書，就一定會把它寫出來，不在乎說，有沒有人看，或者你的工作是什麼。在國外，有的人就是餐廳的服務生，可是他回到家裡就是寫自己的東西。」 文學創作教育，在台灣很不普遍，也很不受重視。父母親聽到小孩子說要寫作，第一個反應就是：怎麼當飯吃？而有志寫作的年輕人也認知錯誤，認為一定要找一個跟出版、文學相關的工作，才能讓寫作熱情不減。郭強生認為，在創作、出版、閱讀、評論整個系統裡，台灣特有的問題還是在於創作本身。而除了創作的基本觀念沒有建立好以外，閱讀的管道和來源，特別是翻譯書的文字水準良莠不齊，也會讓年輕人中文欣賞能力和使用能力受到影響。他常跟學生說，如果所吸收的不是文學性文字，而是資訊性文字，對文字更深刻的感受力會慢慢消失。 這十年來，郭強生一直致力於訓練學生成為眼界更高的讀者。「好作家的出現必須先要有好讀者。如果大家不認識這個作家在講什麼，不能認識這個作品好在哪裡，再大的作家放在這樣的社會環境、文化環境裡，也是沒有用的；再好的作品也不會被閱讀、被發掘。」 我不免揣想：在這個翻譯小說大行其道而本土文學式微的時代，創作者會不會寂寞呢？自己又接收了多少資訊性文字而非文學性文字？是否有足夠的眼界發現優秀的作者？ 郭強生和我在電話兩端同時笑了出來：「我們掉進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無解問題了。」 而我想，這其中還包括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問題吧。有多少人在為我們寫故事？而我們又對多少的用心書寫視而不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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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小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