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哈法埃爾掛在嘴邊的句子。哈法埃爾告訴過我，偶而我會想起，堪泊斯的驅逐之前、領導的預言。有一個夢，老人全身赤裸出現在門口，滿身大汗，瘋子一般，空洞的，張得大大的眼睛。夢裡面，沉睡了五十年的火山醒了過來，從火山口，吐出熔漿煙灰到山谷裡，將田野和城市掩埋在黑色漿流之下。

我在布藍威﹝濱海的塞納省﹞的阿豐斯-阿萊中學教授了一輩子的歷史地理之後。缺席了二十五年，我又回來了。我的母親已經過世，慢慢地，痛苦地，那是一種病，在體內啃噬她的生命﹝肌椎骨癌﹞。她和祖母桀爾曼和祖父朱力安一起，葬在蒙特伊的墓園裡，白蕾家族在那裡，有一個永久使用墓地的權利。在小屋子裏整理故紙的時候，我找到了有關於我父親，亞蘭-喜易多，的文件。有照片，紙，幾封信，其中有一封，是我的母親寄出的信，寫在邊上是一個靠近巴拿馬運河附近的地址，上面一個紅色蓋印：無法遞交，退寄件人。我記得這是我少年的時候，艾維斯普理斯萊唱的一首歌的歌名。我不敢打開信封唸裡面的內容。

我知道，亞蘭-喜易多從來就不是一個英雄。我很早就已經不相信那些安慰說他在戰爭中殉職的傳說。我很確定。我不記得為什麼了───說不定是從我的同學那裏聽來的吧───說其實他是逃到外國去了，重新另外一個生活。我的母親從來沒有得到贍養費，撫恤金什麼的。她從來就沒有說謊，她接受妥協───她的婆婆的壓力之下───我注意到，所有的我在學校的文件，父親的職業那一欄裡都寫著：歿。

這個不穩定的，流浪漢，不忠實的父親───時間會解決一切───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影響，只是當我想到他在我母親的心裡留下的空白的時候，會有些苦味。看著這封寄不到收件人而退回的信封，的地址，我恍然大悟：就是這個原因，就是這個天涯海角的地址，讓我決定去中美洲，讓我決定選擇OPD給我的工作，在鐵帕卡帖貝克的調查研究。某些毫無意義的想法突然閃現，我想當時我還笑了一笑。

我完全不想舊事重提。我將所有信件在壁爐裡燒掉，紙張，照片。我寧可想像的是廣大的世界，某個角落，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一個老太太，幾個孩子，我的兄弟，姐妹。我不曉得為什麼，這個想法讓我感覺很舒服。我覺得她一定會贊同我的想法，贊同我的勇氣，相信不同民族融合的社群，忽略所有的省籍，民族的區分，而且這裡面有點東西，剛好對我來說，具有某些很重要的哲學上的價值，我又想，這只是細枝末節，沒有小孩這件事情，讓我感覺到可以解決未來因為血緣關係所帶來的所有風險。 

所以，我開始準備，趁有生之年，第二次的地質旅行。如果某些非洲人﹝主要是‘泊爾’人，根據‘阿瑪度-哈姆帕迪-巴’的說法﹞的想法得到證實的話，再加上，事實上我已經是一具超過六十三歲的行屍，我想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旅行了吧。我不再做一個乾燥山谷裡的剖面調查，也不做某個海島的土壤化學物理性質數量等等圖表報告。也許我只是代表盧昂地區的地質公司做個演講，紀念探險家‘卡密-杜勒’，談談關於世界上第二大的珊瑚礁串島，貝里斯。

時間已經改變。至少，我有個感覺，時間對我來說太短了。到了貝里斯，我沒有找條小漁船重新來一次“笑鳥”之旅。我僅僅租了一台“派伯”小飛機帶我去半月島看一眼。一千公尺的高空，珊瑚礁絕美。對於一個夢想家來說，很像，夜晚的天空的反影。那藍色乳白，一連串浮在海面的島嶼，就像天空的星座一般，從安貝吉斯到大巴戈礁，哥倫布，摩斯基朵。

飛機駕駛員原來是從以色列空軍退伍。一口粗略的英語，有些聒噪。當他曉得我的工作之後，立刻想要機會教育教我一些活生生的地理，改變飛機高度讓我看看珊瑚礁大堤。他習慣了載觀光客到安貝吉斯，到土內夫，潛水。看到我上飛機沒有帶潛水裝備讓他不太習慣不知所措。

燈塔島圍滿了觀光船艇，快艇，雙體帆船。它們代替了補捉龍蝦的漁船。至於海上的毒品交易，已經成為一種民間傳說了。今天，利用高速公路，毒品販子可以直接將毒品從哥倫比亞送交北美洲各大重要都市。現在只剩下老舊破爛的小帆船，在觀光客的遊艇之間游梭，試著賣給他們賺不了幾毛錢的，每條大街上都找得到的玩意兒，或是從巴西過來的過期香菸。

半月島上，奇蹟似的，沒人。小飛機逆著風，在一群起飛的海鷗當中，停降在珊瑚跑道上面。無人島，藉著風，打掃得很乾淨，平坦。我趁著駕駛員在駕駛座上打瞌睡，沿著黑色礁岸走到島嶼最北角上。穿過島嶼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上面長滿藤，葛，矮灌木叢。

沿途，我看到一些難看的，野餐之後的殘餘：生銹啤酒罐，瓶子，塑膠袋。風和海水的鬧聲中我低頭前進，而這一刻，同時，我想到那些彩虹旅客，雖然都是自願的，但是他們怎麼讓自己相信，他們可以在這上面建國，在這個無水，多石的島上。我也沒有看到島上知名的紅掌海鵜，所以它們的習性，是真的，是三更半月、夜行性的海鳥。

我來到颳大風的海灘，一個細長的碎珊瑚堤岸，混合著灰色和白色，反射著陽光。我站在那裡，好一會兒，背對著風，想像著那堆，焚化領導的火堆。剩下的灰骨應該就留在這個砂岸上了吧，當然只要這個島上唯一的陸上居民，團團轉螃蟹沒有把它搬走的話。

回到飛機跑道，往島嶼南角的路上，我在一個大石頭的凹洞中發現，一棵椰子樹的腳下，有一棵發育不良的老木麻黃，嶙峋黑綠，我完全沒有理由相信這是哈法埃爾為了紀念賈弟而種在那邊的。回程飛機上，我問駕駛先生他知不知道很久以前住在這裡的人的故事。我應該是說得不清楚，因為他跟我提到的是什麼“藍溪”“西班牙眼睛”等等，在森林裡的門諾教的營地，他還加上一句，可以帶我去走走一點問題都沒有。我因此而明白，彩虹人沒有留下任何的記憶，風帶走了他們。我決定不要回到山谷。那裡有太多幸與不幸，不可能回去，不可能假裝是順道拜訪。我聽到的都是二手消息，都不是什麼好消息。經濟恐慌，人口外移，銀行越來越龐大的力量主宰了一切。隆波里歐搬了家。拉下多瑪士大爺之後，人類學家們決定，他們認為費多啦嘎斯的貴族建築，高天花板，還有藍磁磚噴泉，不夠學院的派頭。他們花鉅資蓋了一個現代化的建築，混凝土材料，離開市區，在以前的一個菜園的土地上。換了地址，名字也跟著換。隆波里歐從此之後，改叫做，聽起來有些碰風，叫做“El Centro de Docientes”，意思是，知識中心。說到多瑪士大爺，他回到家鄉，奇炟Z，在鐵帕卡帖貝克河流的源頭處。他住在山上，和群籍為伍，與兒孫相伴，偶而接待幾位知心的朋友。

黃‧瓦庫斯，我在阿蘭鐵帕瓜的長途電話亭裡打電話給他，他跟我說他才跟多瑪士大爺幾天前見過面。說他很好，不過他因為糖尿病的關係，現在的視力等同於瞎子。好像他還有提到我，還告訴瓦庫斯說他很難過沒有收到什麼信件。我才想起來他現在的年紀大約就像當年領導被從堪泊斯趕走的時候的年紀一樣。看起來，從某個角度來說，隆波里歐和堪泊斯，這兩者之間的冒險故事，還是有些邏輯上的聯繫。

我走在長草的沙灘上，抱著阿蘭在肩膀上。白天結束了，海浪滾滾捲在沙灘上。水面上掠過一隻大塘鵝，像一隻重型轟炸機怪叫俯衝，然後我就拉著阿蘭的手沿著沙灘奔跑，她歡聲大笑。聖璜城裡的噪音對我們來說震耳欲聾，差不多就像這裡，海邊的潮聲啃噬著磯岸。

阿蘭是妲麗雅收養的最後一個孩子。她的母親在她六個月大的時候死在醫院裡。身上的針管拔下來的時候她的生命也跟著離開。她原來的名字叫做卡塔莉娜，不過妲麗雅為她選了花朵的名字，也許是為了懷念當初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我為她唸過《史灣和奧黛》這個愛情故事的關係。她實際上是棕色的，不像白色的花，不過我覺得這個名字非常適合她。她可愛到不行。她四歲，逗趣的小臉加上滿頭卷曲亂髮。她一下子就粘著我。她叫我達尼鼠叔。每個早上，我到露意莎家裡找她，帶她去海邊。我帶她看鳥，撿貝殼。一開始她會先在沙上跑步、喊叫，過一會兒她累了，我就讓她坐在我的肩膀上。不久就換我累了。

我們兩個坐在沙灘上。因為天氣太爛，夏天的遊客很少。有幾個流動攤販，偶而有些人、整家人，小孩子在強猛浪濤中尖銳怪叫。我很喜歡阿蘭。她不需要在沙灘上挖洞，她不需要堆沙灘城堡。她可以幾個鐘頭，坐著數她的貝殼，或是簡單地，只是觀察她的四周圍。她會自言自語，混合著英語，西班牙語，童言童語，還有幾句妲麗雅教她的法語。我聽著音樂般的語言，想到當年山谷裡的人，聽到哈法埃爾和歐旦姆用爾蠻語交談的時候，他們都會說：我小時候就是這麼說話。這可以証明小孩子總是準備著發明什麼語言。

我毫無原因的，來到波多黎各。不是因為思念，也不是因為好奇。我要說這是個偶然，如果這也可以當作一個理由的話。露意莎的家，完全和妲麗雅之前告訴過我的樣子沒有兩樣。

是一個很大的木造的有陽台有迴廊的屋子，屋頂是漆著防銹漆的波浪板。沒有山節藻梲，沒有雕樑畫棟，不是聖璜市裡的有錢人那樣殖民地風格的別墅。只是一棟早期的，普通房子，很難關好的落地窗，每次暴風雨來的時候還要加上門板保護。妲麗雅說她的祖母羅伊可的時代，這是一個食品店加五金行，樓上是住家。她的母親過世之後，妲莉雅的兄弟們想過要將土地交給開發商改建成出租公寓。但是她守住了這個地方。是這個原因使她回到家鄉。她先從收留有困難的孩子開始，有困難的家庭，特別是遭了家暴，或是被遺棄的婦女，有些還染有毒癮。她同時還到醫院照顧愛滋病人。現在這屋子已經顯小了。用來當作托兒所和育幼院。妲麗雅在世界各地徵求義工，拉丁美洲，歐洲，越南。甚至她有一個從日本請來，名字叫做美智子，專教唱遊的女教授。

我剛到這裡得時候，我沒有立刻認出妲麗雅。不過，我沒有感到有什麼尷尬。她還是那雙棕色的明亮的溫柔的眼睛。生氣蓬勃，慵懶無所謂的步履，我是說她拖著拖鞋，腦袋歪在一邊的樣子。

她沒有驚訝的表情。她沒有問我的生活情形，她沒有提到往事。她忙得團團轉，沒有時間跟我哈拉。我只想要在那裡待一天，不超過兩天。我留了下來。那是因為阿蘭的關係。對於生命、我是一個繳了白卷的人───我想我在這方面是很清楚的，我對於人口的膨脹還有對這個星球的不幸我都沒有任何貢獻───，這個活潑的孤單的娃兒突然的闖入，讓我感動到不知所措。

妲麗雅沒有別的孩子。法畢歐現在已經是一個成年的男人了，在佛羅里達一間大型的貿易公司擔任業務員，已經成家，有子女。他的爸爸，前-革命家，同時也是位人類學家，在‘鐵姑西蓋爾巴’教書，不知道退休了沒有。至於安傑，沒有任何消息，不過我想他大概在聖薩爾瓦多開計程車。桑定政權時代的很多革命人、老戰士現在都在開計程車。

那晚，妲麗雅和我聊了幾句，我們坐在迴廊上，聽著城市裡吵雜的聲音。我相信她有過許許多多男的女的愛人、同志，他們都悄悄離開沒有留下痕跡。她找回她的價值的方式是從黑多身邊奪回法畢歐，並且漸漸的成為她生活的中心，成為她來過、活過的證據﹝這好像說得太離譜太吹噓，因為，為什麼自然的現象就一定都要有個什麼意義？﹞。

妲麗雅是個老人了。但是時間並沒有折損她。她原來體態苗條像隻落水的貓般緊張機動，現在的她是個肥胖的婦人。她臉孔的皺紋線條深刻。她很有些瑪莉安-安德生的樣子，圓圓的前額，那眼神，頭髮盤在後面成髻。她還是加勒比海地區的古銅膚色，安達魯西亞人尖突的側臉。沒有改變的，是她散發出的女性高貴的特質：她還是不穿戴珠寶首飾。寬鬆的穿著，更確切的說，日常的穿著，戰鬥服裝：寬褲管、合腰的褲子，長袖襯衫，口袋裝著紙、筆。腳上，拖鞋。

她跟我聊到那些她看著他們長大的孩子，那些在人行道上撿到的女孩，那些她陪伴著的、最後死在醫院裡的婦女。我知道她用自己的生命和其他的生命做了交換。她聆聽他們的需要，她在中間為他們和公務員、和政客周旋。她寫了許多信，她和銀行談判貸款，要求展期那些不可能償還的借款。她絕對不會太好過，我可以想像她樹立的眾多敵人。

到了晚上十點，我還和她在一起，還有不少女孩子來找她談話，不少的電話，許多需要做的決定。突然我才發現這麼久的分離對我們來說根本不算什麼。對某些存在來說，時間流逝的方式並不完全相同。我對妲麗雅的愛情停在某個點上，很久很久以來就是這個樣，而這完全沒有改變。

她應該也想著一樣的事情吧，也或許是因為我們以前常在一起喝的“苦必打”的作用吧，她笑著說：《若是不同的時空，是你，我絕對會嫁給你。》

半夜了，她陪伴著我一直到我下榻的旅店的路上。我們在路上晃著，伴著鳳凰樹的香氣。她像往常一樣拾起我的手，我感覺到她的大手像往日一樣，有力的指節，身體的溫度。我才發現這些事情觸動了深處的某個我，某個我以為永遠失去的我。

就這樣將我帶回了從前我們在阿里歐的路上的光景，回到那天看被放逐的彩虹子民離開的光景。那一天起，世界就改變了。革命沒有再發生，也沒有像領導人說的火山爆發﹝不過這可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想到我的地質學教授說過的笑話，每一屆新生來的時候他總要說：知道什麼是一座只能爆發一次的火山嗎？就是一座還沒有第二次爆發的火山。

等待之中，地球上最貧窮的地區繼續處於火山熔岩的陰影之下沒有任何改善的方式。除了一種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像一種深層波浪持續打在邊界岩石上。沒有什麼可以期待的。然而，讓我們重逢的，妲麗雅和我，我們可以抱著希望的，是烏拉尼亞確實存在，我們真的看到過這個國。

                         聖-馬丁──聖-璜，1945─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