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在碗窯廠堂哥家吃完了家鄉菜後,姪女就開車帶著我和堂哥去”找媽媽家”

,若不是大堂哥小時候跟過媽媽回娘家玩,可能無法找到媽媽的娘家。

我的媽媽是彝族，住在永建鎮的巡檢村，我的外公以前是【保長】,【保長】在當時是個地方官,且在地方上是大家尊敬的有權力人士,媽媽說過『我們的爺爺在地方上是大地主,且有一個大碗窯廠,生意往來四通八達, 以前在家鄉鬧土匪,我們爺爺被綁架,需要大筆贖金去贖人,還是靠外公出面去談判,繳了一些贖金才把爺爺贖回來』。

我的外公和【馬幫】交情很好,所以在家鄉的農產品要外銷到外地,都要請外公出面打點,馬幫才會把價格不亂哄台,且順利把貨品送達外地。

開放後,聽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的外公因為是地方保長,被打入黑五類,且關在大牢,最後當街被大批判審問,年紀大了最後經不起折磨,最後死在大牢裡。當然家裡的財產也被農民搶光殆盡….

媽媽思念家鄉,常常跟我說巡檢村有一座古橋,叫做巡檢橋,這次姪女特別開車帶我去看這座橋,也說這是紅河發源地,現在叫做《永濟橋》,雖然經過文化大革命,當時的破四舊,卻沒對這文化古蹟破壞,也讓後人還可以緬懷過去的歷史!

保長，是過去（漢代）就有，民國時期一直使用的行政單位“公務員”職務，稱為保甲制。

1931年，民國開始實行保甲制。規定：10戶為甲，10甲為為保，聯保聯坐。十戶為一保，十保為一里，相當於現在的村長。

自衛隊長是村民的私人武裝，不算軍隊。由村民自己購買武器與供養。當然，包括保長等也如此，政府不發工資，靠完成政府下達的任務提成補貼工作。主要是政府授權備案行使管理職能的最基本人員。有時，二者也可兼任。大些的保長下面有副保長，及民政，警衛，經濟，文化干事各一人，都可相互兼任。

當保長的，可能是當地名門望族家的。

【巡檢村】

下巡檢村隸屬於雲南省大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牛街鄉愛民村委會，該村國土面積1.42平方公裡，海拔1,800.00米，年平均氣溫17.00 ℃，年降水量580.00毫米，屬於絕對貧困村，農民收入主要以種植、養殖業為主。

全村有耕地總面積153.00畝(其中：田34.00畝，地119.00畝)，人均耕地2.20畝，主要種植玉米、烤煙等作物；擁有林地1,818.00畝，其中經濟林果地300.00畝，人均經濟林果地4.29畝，主要種植核桃等經濟林果；其他面積160.00畝。

巡檢，屬於半山區。距離村委會1.10公裡,距離鎮3.00公裡， 國土面積0.61平方公裡，海拔1750.00米，年平均氣溫15.00℃，年降水量900.00毫米，適宜種植烤煙、水稻等農作物。有耕地416.00畝，其中人均耕地0.60畝；有林地196.00畝。全村轄2個村民小組，有農戶176戶，有鄉村人口711人，其中農業人口711人，勞動力420人，其中從事第一產業人數402人。2014年全村經濟總收入229.5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5350.00元。 農民收入主要以種植業、第二三產業為主。

永濟橋又名巡檢橋，位於永建鎮巡檢村南巡檢河上。始建於明代萬曆元年（1573年），曆代曾多次維修。橋頭山牆砌有明代著

永濟橋

名學者李元陽撰《永濟橋碑記》一通,橋爲木構風雨橋，橋長15.6米，寬3.25米，高6.9米。其結構爲用直徑0.3米的五根大圓木架於兩岸，上面鋪木板，再在兩岸各安木斜撐二根以支木架，上建人字頂瓦屋三間。橋面兩側安木欄杆，並設長木板凳。永濟橋用斜梁懸掛支撐中點的方法，解決了大跨徑木橋受力問題，體現了我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水平。1987年1月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人民政府公布爲文物保護單位。

　　此橋年久失修，2004年10月至2005年3月，香港愛國人士詹益邦先生捐資落架維修。

有河的地方就有橋。巍山是國際性大河紅河的發源地，先民們逢山開路，遇河搭橋，就有了如今紅河源頭形式各樣的橋梁。其中位於巍山縣永建鎮巡檢村村南巡檢河之上的永濟橋，就是古代木構橋梁建築的典範。而古橋的歷史，就是一個地方的歷史。巍山是雲南設置最早的郡縣之一。春秋、戰國時期屬“哀牢夷”居地，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始設邪龍縣，屬益州郡。東漢沿設邪龍縣，改屬永昌郡；蜀漢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南征平定雲南後，在滇西增設雲南郡（郡治今祥雲縣的雲南驛），此時邪龍縣改屬雲南郡。唐代，巍山為南詔國發祥地。是古代從四川入西南，經滇西南昌寧、鳳慶、雲縣、永德、鎮康、臨滄、耿馬、雙江各地和通往緬甸、印度等國的西南絲綢古道，同時也是為穿行在茶馬古道上的馬幫提供服務的一大重要基地。永濟橋便是這條古道上的交通要津，橋是溝通津途、方便交通的設施。明代萬歷元年（1573年），為時任蒙化府通判薛希周募建。橋頭山牆有明代著名學者大理李元陽書撰《永濟橋碑記》一通，碑中載：“……時河水深丈許，頻年人馬冒渡而死者，不知其數……”。

“家家臨河住，處處見橋影”。坐在橋欄上，忽然就想起了這句話，在這個叫巡檢的臨河小村，橋是村莊的靈魂，橋是村莊的風韻。如此想著的時候，目光順著河岸緩慢移動，微風和風中搖曳的草木，仿佛都在向我提示那些遙遠的記憶。思緒迢遙，河道迤邐。河的兩邊都有人家，樵歌互答，雞犬相聞，那光景只要多走得幾步，就可以串門說長道短。這些氣息，風，站著的樹和沉睡的泥土，都是娘的故鄉，會成為娘夢裡的風景。

永濟橋為木構廊橋（因能遮風避雨，也稱風雨橋），橋呈南北走向，橋長15.6米，寬3.25米，高6.9米。其結構為用直徑0.4米的五根大圓木架於兩岸橋墩之上，再在兩岸橋墩各安木斜撐二根以支木架，其上再鋪木板。在經歷了五百多年漫長歲月風雨的侵蝕後，古橋依舊在，歲月歷滄桑。斑駁的石板，承載了多少孩提的歡笑；剝落的欄杆，倚靠過無數情人的遐想。今天這座石橋依然靜立在巡檢河上，顯得那麼蒼勁、厚重，饒有興致的向過往的路人訴說著漫長歷史變遷中一個個動人的故事。

透過縹緲的春煙，目光在古橋邊那棵古樹下徘徊，在經歷了多年的大旱後，曾經水深丈許的巡檢河像一個瘦了身的少女，在古橋下默默流淌。橋面下部為紅沙石壘砌的橋墩，橋墩的上下游砌成尖形迎水角，橋中間為臂托架簡支木梁和木質橋面，橋上部為木結構的單檐硬山屋面，構成了層次分明的廊、亭建築體系。整座橋在三維空間中創造的視角形像，風姿紛呈，自成序列，表現出了各自不同的美感特征。墩台厚實、凝重，懸臂托架簡支梁質樸，廊、亭典雅飄逸，構成了豐富多變、富於節奏的結構技術與造型藝術高度統一的建築形像。該橋還在廊柱之間設置坐凳，凳的靠背就是橋的欄杆，一方面加強了橋架的整體性，另一方面又能滿足過往行人休息、乘涼和避雨的功能，可謂是一舉數得的建築構造範例。

曾聽巍山相關文物專家講過，永濟橋的空間設計與力學的運用十分科學。整個空間設計上充分考慮到山洪水急，漂浮物多，墩台之間的距離必須要暢通。力學方面，用斜梁懸掛支撐中點的方法，既解決了大跨徑木橋受力問題，又保證了大梁的抗彎強度，從而也使上層梁架最大限度的拉開了間距，由於各方面處理得當，不但橋梁的線條有了變化，也使得該橋的抗洪能力得到了較大提高，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建築師們的高超技藝和科學技術水平。2003年，香港華南研究會詹益邦、馬建雄兩位先生應邀到巍山考察訪問，在考察明代永濟橋時，詹先生被其古人高超的造橋技藝所折服。同時，詹先生也為該橋因年久失修，岌岌可危的景況著急，隨即提出願意捐款由當地文物部門盡快對永濟橋實施全面保護維修。2004年巍山縣文物管理所按照“不改變文物原狀”的文物維修原則，對永濟橋進行了全面保護維修。如今，永濟橋的昔日風姿再現，現已成為紅河源頭的一大靚麗景觀。

離開永濟橋的時候，我再次按動手中相機的快門。我知道，那些在匆忙中拍攝下的永濟橋，只是巍山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中最普通的一景。然而，人有些時候是懷舊的。一座山，一條河，一座橋，一個人，便是一段甜美的回憶，讓無數心事在心中擱淺，成為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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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自（維基百科 ）

文化大革命，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始於1966年的一場政治運動，由以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的階級鬥爭。在此期間普及的批鬥、抄家、告密等文化，使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與人倫道德遭受嚴重衝擊，亦有數不清文物慘遭蹂躪。國家主席劉少奇、原國防部長彭德懷、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等領導人被迫害致死，前領導人鄧小平等亦在此時被下放。另外期間科技成就確實相當卓越，但是實際分析此現像，許多科技研究的成果在運動以前就已長期累積，並且多以官方色彩濃厚者為主，故相對無太大關聯。而儘管文革重點之一的教育普及減少了鄉村偏方、迷信等、提高識字率，同時消滅貧富不均與地方財閥勢力、清末以來貪汙成風等惡習，但文革最終遭到官方公開否定，而被稱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此外也影響了阿爾巴尼亞、朝鮮、法國等一系列國家。

一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是毛澤東三面紅旗的挫敗後、在反蘇修等口號下，以革命名義攻擊當政的溫和派並試圖重回黨權力核心的嘗試，並在日後一兩年達到高潮。雖然此後的未預期的社會重大破壞、運動失控與領導層的歧見，導致在1969年時毛澤東草草宣布文革結束，但史學界一般認為僅是降溫措施，其極左路線並未有檢討改變。因而文化大革命期間大約可以分作三部分看：前兩年發動的瘋狂政治運動時期、1970年左右民間社會革命降溫、內部鬥爭加劇的林毛分裂期，後期左傾當權派打擊異議分子的反革命時期。各時期的的重要事件，包括：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破四舊、一月風暴、武鬥、七二零事件、文攻武衛、革命委員會、上山下鄉運動、中共九大、五七一工程紀要、九一三事件、中美建交（中華民國方面稱為中美斷交）、批林批孔運動、中共十大等，文革應正式結束於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以及10月6日中南海粉碎四人幫，主事的四人幫失勢遭到逮捕，持續時間長達十年。

在風波結束前，一幫中共元老就已經計畫好在染有重病的毛澤東身故後清算當權的極左派勢力，1978年，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迅速驅逐華國鋒，逐漸成為中共黨內的核心勢力，並推動了平反冤假錯案和改革開放，逐漸消減毛澤東時代的極左色彩，走向市場經濟。但由於官方對文革的錯誤定性為「由領導錯誤發動，並被有心集團利用的災難」，部分切合事實、忽略與推卸責任、定性過度單一並禁止民間對文革的深入調查，使得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作為一個話題仍然具有極大的爭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