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內容駁雜，絕不是程朱所謂的孔門心法，也不是錢穆或新儒家所謂「匯通」了釋老。中庸內容的駁雜是驚人的，從中庸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的內容竟是讚美功名利祿，與儒家的精神絕不相合，茲抄錄第十七章、十八章文字如下：

第十七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今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第十八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兩章都提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又提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雖然此兩章中之大前題是舜與文王皆是有德之人故有此報，但是這種功名利祿思想不但先秦諸子沒有這種想法，而且在世界思想史中也是罕見。古文明無論東西，莫不視金錢為追求德行的障礙。哲 學家無論東西，莫不鼓勵追求道德人格上的提昇而不鼓勵追求世俗的名譽財富，一直到新教徒才產生鼓勵追求世俗名利以榮耀上帝的觀念。但是新教的主張包括了以「成功」榮耀上帝，所得財富不可僅用於個人享受等系一完整的思想體系與中庸的功利思想不同。

我們看孔子對富貴功利的看法：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敬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論語學而）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以上很清楚地知道孔子不反對富貴，但要得之有道，不義而來的富貴有如浮雲，但孔子更鼓勵追求德行、學問等精神層次的目標，讚美不恥惡衣惡食的顏回。

或許有人說這是針對庶民百姓的標準，中庸談到的是君子、士大夫、君王的標準，我們再看孔子對君子、士大夫、君王的標準：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泰伯）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泰伯）

以上是孔子對君王的標準，舜禹有天下而不以此為榮、為傲（而不與焉），禹卑宮室而盡力做好農田水利。孔子對君王讚美他們的政績、品德、儉樸。從來沒有羨慕他們的地位與財富。

孔子讚美君王儉樸、愛民，隱然有為民公僕的意含，更讚美舜禹有天下而不自以為尊貴、而快樂、而得意。在在都證明孔子對財富、權位的態度與中庸的功利思想大不相同。

至於孟子強調義利之辯，輕視一切俗世的榮華富貴，而且認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孟子對君王權貴的態度是專挑君王權貴的毛病，說大人則藐之，並且認為孔子是聖之時者，比任何君王都偉大，我們看以下的章句：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公孫丑上）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公孫丑上）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萬章篇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盡心篇上）

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的重義輕利，孟子對孔子的尊敬，孟子屢勸君王與民同樂，種種資料顯示孟子重仁義輕功利的儒家本質，對君王地位、責任也繼承了傳統君王受命於天，行仁政為民服務的理論，一點都不覺得君王有什麼了不起的尊貴。

無論孔孟或其他先秦諸子對君王、對財富、對學問、對德行的觀念都很近似，差異並不大，對照中庸的「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中庸之低俗油然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