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文化相比，中國除了科學以外，恐怕法學是最弱的一環，嚴格地說，中國文化壓根沒有產生過法學，中國法家之集大成者韓非子的理論，只不過是一套治術、帝王學，韓非子的心目中沒有一點「公平」、「正義」、「人權」等觀念。

西方希臘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就有梭倫憲法，就有專責立法機構（公民大會或八百八大會），就有人權觀念，就有律師制度。希臘衰亡以後羅馬人吸收了希臘的法學，具體實踐了希臘的學法理論，奠定了西方法治文化的基礎。

中國不但法學沒有發展，而且中國文化裡有許多反法治的傳統觀念，如「情理法兼顧」、「法理不外人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惡法亦法」等等。

民國肇造，知識份子引進西方憲法、民法、刑法。把傳承兩千多年的「大清律例」拋到九霄雲外，但是我們推動法治將近壹佰年了，兩岸離法治還遙遙無期。

台灣司法官的醜聞案絕不是偶發事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根治兩岸的司法宿疾要標本兼治，「標」者，司法改革也，法令使之更完備也，法官監督機制使之更有效率也。「本」者建立法治文化也，清除中國文化中反法治的舊觀念也。

茲舉一例，中國統治者喜歡講「惡法亦法」，此語或出自於慎子「法雖不善，猶勝於無法」。但是這個觀念是錯的，在西方柏拉圖早說過「法律必須是良法」，在東方荀子也說過：「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道）法由君子所立，所以一定是良法。「惡法亦法」也許是現時狀況，但是統治者、立法者、法學家沒有資格說這種話。「惡法」要全民唾棄之，立法機構要快速改正之，否則法律如何能夠服眾，又如何能強迫百姓守法。

法律是維繫社會秩序，實踐公平、正義的方法之一，是文化的一部份，此外輿論、公民道德、宗教的力量要與法律並重才行，法律不能在一個缺少滋養的社會單獨存活，法律的滋養就是法治文化，就是公民道德，是統治者的誠信。荀子說：「若合符節、別契卷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等投鉤者，所以為工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而後險，斗斛敦□木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於民。」（君道）又曰：「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王制）上好權謀、曲私、傾覆、貪利，都是法治的魔障，以荀子的標準，馬英九撫心自問自己及格嗎？

荀子是儒家最重法治的大師，荀子對法律與道德的關係及不同的功能分辨得很清楚，也就是說荀子認為帝王守法無私，公民道德之配合，法治才有可能。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法治社會文化落後、道德低落，而官員清廉、百姓守法。

中國邁向法治的最後障礙，傳統反法治的觀念．「惡法亦法」、「情理法兼顧」，滾到一旁吧！別再擋路了！兩岸領導人也應從「法制」與「法治」文化雙管齊下謀求長治久安之計，此為中國文化上更上層樓的奠基工作，兩岸領導人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