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法律在立法之初，就已經考慮到情、理、道德等文化因素，而法官的獨立裁量權，也已經隱含了情、理、道德等文化因素，如果法官在法條、法理以外再考慮族群、政治等因素，那就是撈過界了，這種法官不是法學素養不足，就是惡意濫權。

「陳水扁是否延押案」再由高院發回更裁，藍營叫好、綠營叫屈，案情變化莫測，高潮迭起，好不熱鬧。扁案從偵查到被起訴，傳言一直不斷，藍營認為如此巨奸大惡必須繩之以法，綠營以抄家滅族、族群和諧等理由企圖為扁解套。第一次台北地院無條件釋放陳水扁，就引起各種傳言，有謂周占春根本是民進黨臥底者，有謂馬英九下指導棋者，各種說法不一而足。

　　從檢方、院方的公文書到媒體的言論，我們發覺台灣社會有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對「法律」在一個社會扮演的角色搞不清楚，也就是對「法律」、「道德」、「政治」在一個社會的分工搞不清楚，對於法律的侷限性更沒有概念，於是有很多怪論出現，混淆了社會大眾對法律的認知。

　　在一個正常社會，維持這個社會和諧的力量有很多種，包括宗教、風俗習慣、道德傳統及法律，以上種種可以通稱為「文化」，而法律是文化中的一部分，有其必要性，也有其侷限性。

　　筆者有一好友，能幹、瀟灑、活躍而好色，把妹高手，女友不斷，我們相識多年，筆者從來沒見過他太太，他也從來不提他太太。有一天，我倆在小攤飲酒，筆者突然問到他太太，他默然久之，後來告訴筆者有關他的故事，原來他出生於南部鄉下，家境貧寒，高中在鄉下畢業後考取政大，第一學期靠借貸繳學費，第二學期無力再讀，本擬休學，結果有一位同班女生替他繳了學費。

　　後來，他跟這位女生成為男女朋友，靠女友資助讀完大學，大學畢業，兩人結婚生子。不久，筆者的好友在事業上一帆風順、少年多金，開始在外拈花惹草，老婆挾其恩人、債主多重身分當然惡言相向，夫婦之間勢如冰炭。筆者的朋友說：「我欠我老婆錢、欠我老婆情，我感激她、我對不起她，可是在老婆面前我沒有一點尊嚴，她對我也沒有一點性的吸引力，坦白講，我怕她，我只想躲她……。」

　　這位朋友的心情，筆者可以了解，恩情與愛情本來是兩回事，但是站在太太的立場，先生的行為是「忘恩負義」。人世間最大的傷痛之一是「忘恩負義」，幾乎每個人都碰到過「忘恩負義」的朋友，但是「忘恩負義」往往是感情問題、是道德問題，「忘恩負義」可以嚴重地傷害一個人，但是法律對「忘恩負義」卻毫無辦法。

　　非但如此，法律甚至對一些真正的犯罪也無可奈何，假如證據不足、假如不符程序正義，往往都會讓罪犯逃過法律制裁。例如有人出國，把私章、權狀等有價證券交給好友，若干年回國後，發覺房子股票已經被朋友侵占了，非但完成了所有過戶手續，而且無法舉證過戶未經對方同意。法律對這些問題也是無可奈何的，但是，幸而一個正常社會有宗教、道德、倫理、輿論等力量約束一個人的行為，所以能維持一個社會的和諧安定，犯罪率會被有效地控制，否則台灣增加二十萬個法官都不夠。

　　所以，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文明的社會，法律只有在宗教、道德傳統、善良風俗都失效以後，才會發揮它的功能，尤其是《刑法》，其目的在懲罪、在報復、在產生嚇阻效應，無論檢方、院方，都應該秉持法律、法理獨立審判，輿論批評、族群和諧、政黨惡鬥，關法官屁事，法院連「忘恩負義」都管不了，還有資格管輿論、管族群和諧、管政黨惡鬥？法官不可以把自己的身分抬得太高！

　　除了法律之外，其他的都是文化問題，文化問題，由教育部負責、由總統負責，甚至由教育家、學者、老師負責，法官不必撈過界。何況我們的法律在立法之初已經考慮到文化、道德等因素，如同樣殺人罪，可判七年以上到死刑，而七年的最低刑度，法官可視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罪後自首、犯罪後有無悔意而酌量再減其刑；也就是說，我們的法律在立法之初就已經考慮到情、理、道德等文化因素，而法官的獨立裁量權也已經隱含了情、理、道德等文化因素，如果法官在法條、法理以外再考慮族群、政治等因素，那就是撈過界了，這種法官不是法學素養不足，就是惡意濫權。

　　至於「抄家滅族」之說，更是好笑，「抄家滅族」源自古代《刑法》中之「連坐法」，一人犯法株連全族。近代法律「連坐法」早就取消，但是陳水扁全家犯罪（連陳幸妤，我都不相信她是無辜的），有什麼理由對犯罪成員網開一面？王又曾全家犯罪，不也是全家被關嗎？陳水扁家庭有什麼理由可以例外？法律只問陳水扁是不是全家犯罪，假如真的是全家犯罪，「抄家滅族」當然活該，假如不是，法律自會還給他們公道。

　　以陳水扁犯行之惡劣，犯罪被舉發後態度之兇惡、奸猾，其寡廉鮮恥的程度真是古今罕見，對於這種醜類，法律制裁是不夠的，法律以外，我們要對陳水扁家族以及至今還在挺扁的走狗口誅筆伐，他們都是台灣人之恥，我們要把他們的惡言、醜行錄成光碟，載諸史乘，讓千秋萬代以後的台灣子孫都知道，台灣曾出現過一大群不知羞恥的衣冠禽獸。

本文刊登於「獨家報導」10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