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稱職的法官而言，自由心證絕對不自由，法官如果不按照衡平、無罪推定、罪刑法定主義等原則獨立（自由）審判，那麼這個法官就是濫權的法官，而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可以斷然地說「周占春」是誤解自由心證的濫權法官；至於法院、媒體為了「族群和諧」呼籲對陳水扁網開一面，更是整個台灣文化的墮落，是貽笑大方的事。

陳水扁案」檢、院雙方攻防，藍、綠立委互嗆，媒體起鬨，鬧得沸沸揚揚，好不熱鬧，但是鬧了半天都搔不到癢處。

　　因為法律問題有三個不同的層次──第一是常識的層次：也就是一般輿論或街頭巷議之論。第二是法官、檢察官之專業層次：專業之層次雖然較嚴謹，但是台灣的專業大有問題──其一、專業人員專業素養不足，如中華民國司法界就有太多濫竽充數之司法人員，學養不高、頭腦不清；其二、意識型態影響辦案之公正性等等。第三是法學理論的層次：法學理論是一個法治社會司法改革進步的最高指導原則，「法學」是一個社會是否能邁向法治社會的必要因素，「法學」也是一個社會是否民主化、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從「陳水扁是否繼續羈押」一案，就凸顯了台灣社會「法學」素養的落伍。

　　茲就純法學的角度，來檢視我們社會的法學素養──第一、自由心證。查「自由心證」，依法學的標準是法官根據法律條文、判例、法理、道德規範來「獨立」審判，也就是說法官的判案要根據法律條文、判例等來判案，但是犯罪情況千奇百怪，個案沒有完全相同者，法條有時而窮，所以有時法條沒有明文規定時，要根據判例或法學理論，如衡平（公平）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罪刑法定主義，做為考量刑度的標準，如果某一案子特殊到「法理」都無法涵蓋，則用道德標準做為考量的根據。

　　至於「自由心證」，其自由是根據前述原則「獨立」審判的意思，所以對一個稱職的法官而言，自由心證絕對不自由，法官如果不按照以上原則獨立（自由）審判，那麼這個法官就是濫權的法官，而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可以斷然地說「周占春」是誤解自由心證的濫權法官。

　　第二、政治考量。法律的定義非常寬廣，從交通違規到殺人放火都屬法律處理的範圍，而「犯罪」是屬於《刑法》範圍，《刑法》的原則是報復與警告，所謂以儆效尤，經過懲罰達到嚇阻效用，所以刑、罰在一個正常社會裡，是道德、風俗、政府的監督機制都失效以後的最後手段，這種手段是萬不得已的救濟手段、彌補措施，其社會功能相當有限，且不可踰越法律範圍，扯到宗教、道德族群和諧等問題上。

　　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定會有善良的風俗習慣、有高尚的道德標準、有嚴厲的媒體監督，如果有人犯了《刑法》則六親不認，絕無政治考量，因為維護一個社會的正常運作，風俗、道德、宗教、媒體力量足矣！一旦有人犯法則立刻變成「全民公敵」，絕無第二條路可走，無論檢察官、法官、媒體一定毫無異議地譴責罪犯，絕對不會考慮到「族群和諧」而網開一面。

　　更重要的是在一個正常社會，絕對不會有人支持一個貪汙的總統、無賴的總統，到今天還有人支持陳水扁是匪夷所思的事，法院、媒體為了「族群和諧」呼籲對陳水扁網開一面，也是整個台灣文化的墮落，是貽笑大方的事。

　　其實，台灣的法律問題太多，法律的不公、不義、沒有效率是台灣社會的亂源之一，台灣法律刑事案件尚稱及格，台灣的民事案件深入研究，可以發現幾近胡鬧，原因是──一、法官素質不整齊。二、法官對社會百態，尤其是商業行為不甚了了。三、法官太忙、積案太多，往往一個民事案件，準備庭結束以後卷宗盈尺，到後來法官連看卷的時間都沒有，所以民事判決往往胡判一通，毫無是非可言。這也是台灣黑道橫行的重要原因，如金錢糾紛，打官司訴訟費太高，而且曠費時日，往往有理由敗訴，所以不如把債權委諸黑道。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法律教育落伍，政府的法律宣導不足，一般媒體、百姓的法律常識欠缺，《六法全書》以及法律文書的文字不通、艱澀難懂，妨礙一般公民追求法律常識。

　　我們的法律問題一籮筐，我們的司法制度、風氣都有問題，我們的立法委員不盡責、不務正業。我們的青年人呢？面對此重大的問題──制度出了問題、監督機制出了問題、風氣出了問題、立法委員出了問題，到了青年人應該挺身而出的時候，我們的青年人墮落到只會去鬧「樂生療養院」，只會去鬧「集會遊行法」。

　　十九世界的中國年輕人為了變法圖強，康有為、梁啟超領導舉人公車上書，孫中山領導年輕人革命，胡適領導年輕人搞「五四運動」，抗日期間大批年輕人以血肉之軀對抗日寇。「野草莓」跟他們一比，真他媽的沒出息！

註:本文刊登於「獨家報導」10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