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說：「戒急用忍，兩國論」，是國民黨的政策，民進黨充其量不過是延續國民黨的政策，況且民進黨已經不提兩國論，戒急用忍也鬆綁了……。

言下之意對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超越國民黨而頗為得意。但是我們要指出，兩岸問題上，中共認為李登輝是暗獨，民進黨是明獨。民進黨執政後，在兩岸問題上的閃爍、迴避，更得不到對岸的善意回應。後李登輝時代的兩岸政策，不但造成兩岸互動、互信的停滯。同時也使我們跟美國的關係陷入低潮，在國際間引起不少批評與指責。最重要的是蹉跎十年的結果，我們坐失了大規模參與大陸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如果當時由政府主導，堂堂正正的參與大陸的經濟發展，那麼今天無論是台灣的經濟，以及兩岸的關係，必然是另外一個局面。所以民進黨應該認清這一點，絕不可以比李登輝時代略有改進而自滿。況且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比李登輝時代嚴重得多。如今籌碼流失怠盡，時不我予，我們應該以更大、更快的腳步，彌補李登輝所犯的錯誤。

民進黨說：產業外移，台灣產業空洞化……應限制高科技項目以免造成培養競爭對手。……。

民進黨繼承了李登輝的舊思維模式，其原因除了意識型態外就是對大陸發展的情況，以及世界經濟大勢混然不知。大陸改革開放到今天，即將變成美、日以外的第三大經濟體。無論是大陸十三億人廉價勞工、十三億人的市場都牽動全世界的經濟活動。我們如何能夠視而不見，如何能夠置身事外。台灣產業，包括高科技在內，目前依然停頓在代加工的層次。我們小裡小氣的緊抱自己的技術、經驗，並不會妨礙大陸的發展。只是把機會讓給韓國人、日本人而己。以台灣跟大陸同文同種的歷史淵源，本來是「台灣優先」的，結果把機會拱手讓給老外。至於產業外移，產業空洞化，先進國家都有類似的經驗。一個社會進步到一個程度，國民所得提高，意味著工資、土地、原料等相關成本都提高。傳統產業面臨失去競爭力的時候會發生兩種現象：一是產業外移。一是經濟轉型。這種純經濟因素的產業外移，最後變成跨國企業。產業外移是充分發揮傳統產業的剩餘價值。產業外移後國內產業必然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通常是走向高科技、高利潤，並提高服務、金融業的比重。產業外移表示一種進步，像美國、日本、西歐的產業外移的共同經濟，會有短時間的陣痛期，但是熬過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力會大幅提昇。先進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發展到了臨界點，積極的因應之道就是產業外移，就是調整國內產業結構。像當年日本是家電王國，但是今天日本市場家電產品幾乎都依賴海外子公司進口。所以產業外移在一個發展中的社會是一個必然現象。同時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1990年以後因為資訊網路的發展，以及冷戰結束共產世界有三十億人投入自由經濟市場等因素的影響，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這種變化使世界經濟進入「經濟國界消失」，「經濟國界消失」產生了世界經濟「大競爭」、「大分工」的局面。這種情況的發展，出現了「企業選擇國家」的現象。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先進國家的專家、政府，就投入大量的人力研判、觀察其變化，並大規模參與共產世界的發展。而台灣則由於自囿於意識型態的思維，對於這種變化似乎視若無睹。不順應潮流、乘勢而起，反而斤斤於戒急用忍要鬆綁到什麼程度。意識型態使人變得又聾又瞎，思之令人浩嘆。另外一種產業外移是非經濟性的，我們稱之謂「惡性產業外移」。是一個社會發生戰爭、動亂等原因而引起的產業外移。在民進黨執政前的產業外移多屬前者。民進黨執政後，因為意識型態治國，兩岸關係惡化，族群對立昇高。大家對台灣的經濟前景、甚至生存、安全都失去信心，逐漸發生了「惡性產業外移」的現象。這種非經濟性的產業外移的後果實有「不忍言者」。

民進黨說：大陸投資過熱、資金外移、台灣外匯流失……台灣錢都被掏空了。……。

大家都應該記得在兩蔣時代，外匯管制非常嚴格。但是衡陽路銀樓林立，外匯進出如入無人之境。如今經濟國際化了，外匯自由化了，資金如何控管？如何強迫回流？錢像流水，不可能用道德、政令去硬堵。大家應該記得那一次台灣發生政經危機，台灣外匯不是大量流失，風暴一過就立刻回流，資金是否回流，跟產業會不會根留台灣一樣，不能用政令強制手段去達到目的，要用經濟方法去解決。

民進黨說：限制到大陸投資是為了台灣安全……。

民進黨對兩岸關係的認知一直困於台獨意識型態，結果使他們對「中國人」、「中國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義與其間關係糾纏不清，編織一種自圓其說的邏輯，陷入一種「認知錯亂」的迷霧之中而無法對問題作客觀深入的研究。須知中國大陸立國的兩大精神支柱：一是共產主義，一是傳統中國的大一統思想。這兩種精神力量會產生強大的戰鬥力。二次大戰後，美國在軍事上可以說節節敗退，大陸淪陷，東歐赤化，韓國分裂。以美國之強，尚無法戰勝當時武器裝備遠遠落後的中共、越共。以美國之強，尚不免遭受喪師失地之辱。但是美國用文化、經濟的力量，忍辱負重，最後摧毀了共產主義、瓦解了蘇聯集團。美國經驗，值得我們深省，值得我們學習。共產主義的戰鬥力是可怕的，十三億人的民族悲情記憶，數千年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思想，絕不是民進黨民粹主義可以抗拒的。以小事大要靠智慧，我們自處之道，只有積極參與大陸的經濟發展，促進大陸民主化，耐心等待大陸質變，除此以外我們別無選擇。

民進黨說：大陸問題不應拖延……把問題留給下一代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問題是如果我們不忍一時之忿，台灣毀在我們手裡，那又如何對得起子孫，何況以大陸目前發展的速度，民主化是指日可待的事，大陸民主化以後兩岸之間至少可以避免戰禍，逞一時之快，逞口舌之利，如果引來戰禍，那才對不起子孫。

我們分析了民進黨的意識型態，我們再觀察中共的意識型態的變化。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共產黨努力掙脫共產主義的枷鎖，以土地國有的「神主牌」為例，中共發明了許多怪辦法讓土地漸漸走向私有化，如都市建築、工廠用地，名義上向政府承租，但是租期動輒數十年，加上可以續租一次以上，兩次的租期已經接近百年，百年以後誰還相信有共產主義？同時租約可以高價轉租給第三者，而且不限一次。個人或者以公司名義可向政府租用農地。農地同樣可以高價轉租給別人，承租人死亡，子孫可以繼承承租權。種種規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中共企圖土地私有化。又如越共跟美國之間有血海深仇，但是為了經濟發展，1995年跟美國建交，接著又加入反共的東盟(ASEAN)。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理論上要比民進黨的意識型態頑強得多，但是我們看到共產主義者擺脫意識型態的努力與成績，應該令民進黨人羞愧。

今天我們應該覺悟到，我們的問題根本不在於戒急用忍要鬆綁到什麼程度。而是應該鼓勵、幫助台商前進大陸。尤其要盡快解決台商融資問題，如果台商投資大陸無論購買設備，或營運週轉資金，無法取得台灣銀行的協助，無法與其在台灣的信用，資產接軌，一方面增加其營運困難，一方面無法掌握稅收。如果有一天在大陸的企業經營成功，台灣對台商的發展沒有寸功，如何指望其回饋台灣，如果經營失敗賠了錢又無法充抵母公司的稅賦，使母公司雪上加霜。萬全之計除了全面開放大陸投資外，並且應即開放並鼓勵到大陸設銀行、保險、租賃業等。

經驗告訴我們，法律不該去管文化、經濟等法律管不到的事，否則徒然眨損法律威信，同時也會妨礙文化、經濟的進程。像台灣當年管制外匯、不准留長髮、不准打家庭麻將等，如今都成了笑話。今天台灣企業面臨生死關頭，又如何能用政令限制台商到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