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發展到春秋戰國，由於人口的增加，諸侯國勢力崛起，周室無力控制局面，當時的中國無論在政治上、法律秩序、文化思想都出現空前的混亂，司馬遷云：「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其社稷者不可勝数，」（太史公自序）。

社會秩序不能維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原因複雜，其一：周室單純的、小國寡民的政治制度、法律都不足以管控人口急速膨脹中的國家，何況周朝享國已数百年之久，王室及貴族長期生長在深宮，無法瞭解民間疾苦，無法因應社會變化。二：中國境內的經濟活動也起了重大變化，科技進步帶動工商業發達，商人階級形成力量影響政局，社會階級多元化複雜化，舊有的管理制度已無力應付。三：經濟發達帶動平民教育興起，百姓素質提昇，不像管理單純農民那麼容易。總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東周政權的衰弱，社會的亂像，都是歷史發展之必然，但是那個時代的人當然看不透這一點，他們無論儒家或法家都把原因歸咎於「世道衰弱、邪說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下），他們都認為根治之道在確立社會階級等差，尤其要強化君權這一點是儒、法共同的主張。但是儒法之間對君臣關係的主張不同，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但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栗吾得而食諸？」（顏淵），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憲問），孔子讚美篷伯玉「君子哉篷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捲而懷之。」（衛靈公）。

孟子的君臣關係的主張更為前進，孟子盡心篇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認為國君要行仁政，要倡導禮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只要行仁政就可以「仁者無敵」（寄惠王上），君王要以身作則，「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離晏篇下）。假如「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這跟孔子的「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看法相同。假如君王無道如之何呢？孟子在萬章篇下跟齊宣王有一段精彩的對話：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相對的君臣關係的主張比孔子更為大膽，在孟子梁惠王下篇中齊宣王問孟子「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付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的說法簡直是「造反有理論」，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可謂胆大包天。孟子的主張如果君不君，為臣者非但可以走人而且君王太離譜了易反覆不聽則「去之」，甚至可以「誅之」。

法家韓非子的君臣關係主張與儒家完全不同，孫中山先生說馬克思是病理學家，其實韓非子不也是病理學家嗎？其所認知的夫婦、父子、君臣關係全係病態關係並非一般正常關係，而舉出的案例全係以偏概全的特殊案例，韓非子對君臣關係的看法如：韓非子：「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韓非子不但否定任何仁義道德的功能，而且全面否定各種人倫之情，韓非子曰：「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六反）「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誰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因於為己也」（外儲說左上）父母、子女之間常懷「計算之心」，「慮其後便，計之長利」，至於親情「孝子親愛，百數一也」（難二），至於夫妻之間「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疑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備內）父子、夫婦至親之間尚且如此，君臣之間關係更無情義可言，韓非子對君臣關係的看法：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其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減。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召外事以眩主，茍成其私立，不顧國患。」（內儲說下）

「君臣之際，非父母之親也，計算之所出」（難一）

「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人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飾邪）

韓非子認為君臣之間不但沒有情義，不但是以利結合，而且為臣者「害身以利國弗為也」，非但如此，韓非子常用「畜臣」的「畜」字，說明了君臣之間非但無義而且君王對臣子要像畜生一樣豢養，也就是說為君者不必把臣子當「人」看。君臣關係本質如此，君臣之間「一日百戰」（楊搉），互相算計怎麼辦呢？韓非子認為只有用法、用勢、用術來駕御臣下、控制臣下、利誘臣下，讓臣下伏首聽命，不敢心懷不軌。

韓非子的御臣之術的精華除了德刑之外最重防患未然，以及用術用勢，防患未然在內儲說下要君王注意「六微」，「微」是暗中查訪的意思，六微的內容：一是「權借在下」，就是大權旁落。二是「利異外借」，意謂君臣利害不同，臣常狹外自重。三是「託於似類」，即人臣假託類似的事情，以欺騙君主，成就己私。四是「利害有反」，即同一件事，有人獲利，有人受害。若只見其害而未見其利，則其利必定被人私吞。五是「參疑內爭」，即宮內嫡庶匹敵，人臣顯貴相當，必定引起內憂。六是「敵國廢置」，即敵國運用智計，操縱君主的用捨大權，使對彼有利。韓非子在八姦篇中提出防止八姦的方法，一防「用牀」：與女人在床第之間接受關說，二防「在旁」：防左右近侍優笑等下人多嘴，三防「父兄」：即防親人干政，四防「養殃」：慎察臣子貢品來源不讓臣子投己所好，五防「民萌」：親自處理對人民的恩惠不讓百姓對臣下感恩，六防「流行」：防大臣操控輿論，破壞君主聲望，七防「威強」：防止人臣養俠客威脅人民，八防「四方」：防止人臣勾接外國。

防患臣子作亂之外，管控臣下要用術，術者：心機權謀也。韓非子對法的定義是「法者：編著之國籍、沒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難三）這完全是成文法的觀念。但是術的定義是「術者：藏之胷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用術的方法在內儲說上的七術，內儲說下的六微等簡直集世界政治權謀詐術之大成。但是假如這些方法都無效的時候怎麼辦呢？韓非子的主張：

「賞之、輿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賞罰都無效乾脆幹掉，這簡直是恐怖主義。

「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滾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洙，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伯夷、叔齊義不食周栗，千古以來受人尊重，而韓非子卻認為他們「不畏重誅、不利重賞」是無益之臣。照韓非子的標準只有帝王鷹爪才是有用之臣，但是有能力的人究竟有幾人甘心不問是非的作帝王鷹爪呢？韓非子理論最大的矛盾是法、術，勢的特性是衝突的、互相矛盾的，成文法的精神是法律建立統一的標準大家（包括執法者）都尊守這個標準，所以法要「編著之國籍、沒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故法莫如顯。」但是術、勢都是破壞標準的，術是「藏之胷中…。」而勢是「人主之筋力也。」術既是藏之胸中，讓別人高深莫測；勢既是人主之筋力，以勢服人，何必講理，而必言法。法、術、勢是三種不同的東西，合而為一結果甚麼都不是。其理論是建立在一、人主皆是英主，不會用術、用勢為非作歹為害百姓。二、君王法術勢的理論、手段只準君王運用，不準臣子學步，可是事實上這兩種假設都是錯的，歷史証明每個朝代的法律都是被皇帝破壞的，皇帝不守法而要臣子百姓守法是不可能的事，韓非子對當時許多社會政治的亂象看的很清楚，觀察的很深入，但是提出的藥方卻是會讓病情加速惡化，撇開韓非子理論的矛盾不說，就歷史發展的例証看來，無論一個國家的社會面臨危機生存之秋，或者在長期動亂之後，要力挽狂瀾、或者撥亂反正、或者走向富強盛世都要靠君臣合諧、上下一心，也就是政局會出現儒家所謂的「君待臣以理、臣事君以忠」。

法家對人際關係的理論是錯的，韓非子列舉了父子、母女、夫婦之間尚且有矛盾，而君臣之間無父子之親，當然爾虞我詐，互相算計更是常理，韓非子認為世界上一切「情」都是虛假的，都是靠不住的，骨子理都是算計，都是利害，韓非子並舉出一大堆歷史證據，韓非子的理論是建立在錯誤的大前提之下引申出的錯誤推論，其思考的盲點是以特例解釋整體現象，不可否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矛盾、衝突在特殊的職業、特殊的環境是會有的，但這是一種特殊情況，對一般大眾而言，父子親情、夫婦恩愛是維持社會和諧的主要力量，君臣之間能長期合作無間也須要互相敬重，而為臣的態度也應該像孔孟的標準，是相對的君臣觀，即便是一味的奉承、拍馬、甚至逢君之惡，一方面處處算計，處處設防，一方面用心治理國事是不可能的，況且韓非子的南面之術，長篇大論著書立說，韓非子的文章不可能只給君王看不給臣下讀，為君者固然可以接受韓非子的理論，運用韓非子的招術以御臣下，但是為臣者讀了韓非子的理論瞭解了韓非子的帝王術，難道不能從中得到靈感思考破解之道嗎？如果君臣都熟讀韓非子的理論，終日互思暗算之術、攻防之法、破解之道，那才會真的變成君臣之間一日百戰，那豈是富國強兵之道。

晏子是春秋末期的大政治家，生於齊頃公十年（一說十四年），卒於景公四十八年，比孔子大三十多歲，晏子相齊景公長達四十餘年，齊國因而復興。晏子雖然反對儒家的理論，晏子批評孔子「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晏子春秋外篇下第一章），但是在君臣關係上晏子與儒家的看法頗為接近，晏子也主張相對的君臣關係

「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內篇諫上第七章）

「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富貴，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內篇雜上第一），在莊公被崔杼殺死以後，他的態度與管仲之不報私仇頗為類似。

「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內篇雜上第二章）公開反對為君而死。他認為，「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為茍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內篇問上第十四章）。

作為臣子之道，晏子主張：「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內篇上第二），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正因為晏子的君臣觀，所以晏子對齊景公一貫犯顏直諫，多次給景公難堪，勸景公戒酒、勸景公遠佞臣、勸景公勿因細故而殺人、勸景公勿沉溺聲色、勸景公節用愛民、勸景公不要迷信，整部晏子春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章節都是晏子勸諫景公的記載，景公對晏子的建言也多能虛心接受，景公對晏子也始終禮遇，對晏子的犯顏、逆鱗，最多也是「不說」（不悅）而已，齊國再度強大了，擁有千輛兵車。比齊恒公時代並不多讓，景公對晏子非但言聽計從，而且也感念晏子對齊國的功勞，一再賞賜晏子，晏子也一再拒絕，君臣之間如非十分相得豈能合作無間數十年之久，晏子長壽一直活到九十多歲才去世，齊景公聽到晏子死了，當時景公正在山東菑川，聽到了這個不幸的消息，景公的悲痛在晏子春秋中有十分動人的描述：「景公游于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靻驅之。而因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遫，則又乘。比至于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死了，景公聞之心急如焚，如喪親人，景公要去見晏子最後一面，嫌馬跑得太慢，跳下車跑步，結果發覺沒有馬跑得快，於是又上車催馬………前後上下馬四次，看到晏子伏屍痛哭：『老天爺呀！晏子不分晝夜，毫無保留的責怪我的過錯，我尚且不知收斂，老百姓都在怨我。老天爺降禍齊國，不懲罰我而罰晏子，老天無眼呀！齊國社稷不保，老百姓將來怎麼辦呢？』，兩千多年前君臣情誼的場景，至今讀之猶令人唏噓，令人泣下。

君臣關係以景公與晏子為例，可以證明韓非子之非，除了景公與晏子，那一個強盛的世代，不是君臣一心？齊桓公之與管仲，劉邦之與漢初三傑，劉備之與孔明，李世民之與魏徵，符堅之與王猛……等等，君臣之間爾虞我詐一日百戰豈是常態？而法家的南面之術可以讓國家富強者未之聞也，晏子與景公的故事是最好的例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