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中國專制政體中有一些好的制度，如考試制度、史官制度、監察制度，非但曾經領先西方文明，而且影響東亞諸國。

以監察制度為例，中國先秦以前就有監察制度，到了漢朝，根據歷史經驗，設計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率的監察制度。最高監察首長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為副宰相，類似今天行政院副院長兼監察院院長，位列三公，秩二千石，除了監督文武百官外，還有監督皇室，包括皇帝的權力。御史中丞專責監督宮中之事，是副御史大夫兼任。後來御史中丞的官位雖被取消，但是發展出「諫官」的制度，漢武帝時設諫議大夫，屬九卿之一；到了唐代，諫議大夫、拾遺（拾起遺漏的東西）補闕（彌補缺失、過錯）都有糾正皇帝過錯的責任跟權力。

在宋朝以前，諫（諷勸皇帝）、台（糾彈百官）是分開的，諫官由宰相任命，獨立行使職權；但是到了宋朝的中央集權，皇帝收縮相權，諫官、台官悉由皇帝任命，台官可兼諫事，諫官制度漸被破壞。根據國學大師錢穆說法，宋朝是諫官制度名存實亡的轉捩點，自此以後，御史多淪為皇帝鷹爪。錢穆認為，宰相制度、監察制度，漢朝最好，唐朝較完備，宋明以後名存實亡。

以錢穆之博學、對宰相制度及監察制度之研究，自是一家之言，但從歷史的事實案例來檢視錢穆的說法，就大有問題，因為中國的君王文化跟帝王制度把王權無限擴張，任何好的制度都約束不了帝王，帝王一怒就可以讓人頭落地。不說昏君，即使有道明君如唐太宗者，一生不知冤殺過多少無辜，連魏徵都曾因洩密案而以謀反罪下獄，後來逼得魏徵招出消息來源（此人必死無疑，雖然史書並無記載），被釋後又上表認錯謝恩。

所以，中國古代無論相權、監察權是否能有效行使，問題根本不在制度而在皇帝本人的品德跟智慧。就制度本身而言，中國是非常進步的，如後來的御史多用位卑（官階低）而權重的年輕人，位卑對本身的官位不在乎，因諫皇帝或糾彈大臣而被免官，甚至受罰也不在乎，往往愈被罰聲望愈高，所謂「直聲振天下」，最後皇帝氣消了，往往再給予更大的官做。另外從晉朝開始，御史可以「風聞彈奏」，到了唐代，御史可以「風聞奏事」，這些規定都類似今日之言論免責權。

制度儘管理想，但是因諫帝王而被刑、流、甚至處死者，史不絕書，所以在帝王威權之下，任何好的制度都無法約束帝王的雷霆之怒。而中國文化可貴的是「御史精神」，許多知識分子面對手操生殺大權的帝王冒死「犯顏」、「逆麟」，堅持「法、理」，這種精神與秉筆直書的「史官精神」互為表裡，使帝王有所警愓、有所自制，成功固然名動公卿，贏得聲譽，不成功則勇於赴死。

在中國的政治史上，一直有諷、諫帝王權臣的傳統，匡正皇帝的錯誤不限諫官，糾彈權相、侫臣者也不限御史。如宋太祖有一天在園林中用彈弓打鳥，有一臣子急事求見，太祖後來發覺是小事，就說「你奏的是小事」，該臣子說：「比起打鳥來這是大事。」太祖大怒，抓了斧頭柄打他，打掉了兩顆門牙，這人很小心的從地上撿起門牙包好，太祖問道：「你為什麼把牙包起來，莫非你想告我嗎？」這人說：「我不敢告皇帝，但史官自會把這件事寫出來。」太祖後來重賞這位臣子。

敢直言亟諫、不計生死，蔚為風氣之後就形成一種制衡力量，即使昏君也要忌憚三分。如果御史本身品行不端，那麼問題就大了，可以結黨營私、殘害忠良而很難對付，因為御史權大很容易淪為權相或帝王鷹爪。所以司馬光認為好的御史，應該有三個條件：「第一、不愛富貴。第二、重視名節。第三、曉知治體。」不愛富貴就不會阿附權貴，重視名節就會潔身自愛，「曉知治體」就是做過基層工作、通曉法規、有從政經驗的意思，這種標準在今天依然適用。

孫中山雖然知道中國御史制度的可貴，但是孫中山不知道西方三權分立的設計中，「御史」的功能部分隱含於國會、部分隱含於司法院、部分隱含於大法官會議，三權分立功能已臻完備，監察權實無獨立之必要，正如傳統考試之「掄才」目的可歸併教育部處理，完全沒有另設考試院之必要。孫中山有其時代的侷限性，就制度功能面，監察院實應廢除，但是中國傳統的御史精神卻值得發揚光大，再好的制度，別說帝王，連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都約束不了，如果不鼓勵御史精神，我們的政治是沒有希望的。

假如以司馬光的標準來檢視我們的監委名單，會有多少人及格呢？恐怕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