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西方政治理論專制、集權、獨裁是不同的概念，各有不同的定義，但是有一共同點就是這三個概念都違反民主制度與民主精神。在西方的政治發展歷經君王制、帝制、民主制，所以西方學者對民主與非民主有很清楚的界定，但是東方幾千年來只有帝制、專制、集權、獨裁的定義一直混淆不清，因為我們的文化裡少了一個相對的概念──民主。

其實對領導人而高，民主與獨裁不純是一種制度問題，同時也反映了一個領導人的性格，在君主體制下偶爾會產生一個民主精神的帝王，在民主體制下也會產生一個獨裁的總統。以美國為例，林肯在一八六一年四月以行政命令征集七萬五千民兵用於內戰；二．以行政命令增加十九艘艦艇；三．非法動用公共建設預算。羅斯福時代用輿論力量架空國會；二．珍珠港事變後用行政命令把十一萬兩千名包括七萬多名土生土長的日裔美人遷到中西部地區加以看管。三．一九四二年有一批德國士兵登陸美國東岸本土，這批士兵被捕，羅斯福下令速成立一個特別軍事法庭，直接宣判他們死刑。

以上案例都發生在號稱民主先進的美國，林肯、羅斯福的作為都不顧輿論、民意、國會的反對，後來的史學家對他們的作為都一致批評為「獨裁作風」。

所以獨裁不僅是制度問題，同時也是領導人性格問題，造成領導人獨裁的原因，分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兩種。主觀因素是領導人的性格、學養等造成的，客觀因素是客觀環境這成的，客觀環境如外患、內亂、向外擴張等都可能造成領導人傾向獨裁。

我們歸納歷史的個案可以把獨裁者分為下列幾種類型：

一、英明型：許多獨裁者受過良好教育、知識淵博、判斷力強，執政後獨攬大權而政績斐然，對自己愈發自信，這種領袖雖然獨裁，卻往往功大於過；如西方之凱撒大帝年青時是亞里斯多德的學生，知識淵博、性格豁達、通曉人情世故；又如中國之漢武帝，雖長於深宮，但天縱英武、性格堅強，與匈奴纏鬥數十年，終將匈奴逐出漠北，逼使匈奴西遷，匈奴幾乎擊潰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為求自保引蠻族南下對抗匈奴，引起西方歷史之大變動。

二、偏執型：以近代心理學觀之，性格偏執又分很多不同的症狀，無論是出自於復仇的怒火，或者對自己權力瘋狂地追求，或者對過度缺乏自信心，或者有被迫害妄想症等，其共同特色就是毫無理性的獨斷獨行，這種人通常很有領袖魅力，常以其領袖魅力、堅強意志使整個國家進入集體催眠狀態，如近代西方之希特勒、中國之毛澤東皆屬於性格偏執之獨裁者。

三、低能型：這類的獨裁者也可稱之謂無知型，或者昏庸型。在帝制時代許多皇王生長在深宮內苑，雖然皇室多重視教育，但碰不到好學或資質較差的帝王，對社會百態、民生疾苦懵懂無知，就會產生低能型的獨裁者，在帝制時代的統治者多屬此類。

當然在帝王時代無論因為中國「天命」，觀或西方「君權神授」觀，帝王權力極大，不像民主制度對領袖的權力諸多限制。帝王個人的人格特質、領導作風，甚至品德都影響一個世代的歷史文化，所以近代史家批評過去的歷史只記一家一姓，宛如帝王家族史，事實上帝王權力太大影響力也太大，史學重視帝王也非無因也。

正因帝王權力太大，幾乎沒有制衡力量，所以有民主氣度的帝王在歷史上是鳳毛麟角，更值得我們重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民主氣度的步帝王首推劉邦。

中國當時歷經春秋、戰國五百多年的戰亂，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中國，西元二０六年垓下之戰劉邦擊敗項羽，建立漢朝，劉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皇帝。

中國雖然統一，但是新興帝國面臨許多致命的問題，內有驕兵悍將、功高震主以及六國以後的殘餘勢力、外有日漸強大的匈奴，真可謂危機四伏，而平民皇帝劉邦起兵之前只是個僅識之無的吹牛大王，面對如此紛亂的局面，什麼都不懂，什麼都沒意見的劉邦非但能帶領國家安然渡過重重危機，而且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立國宏規，一直到今天「漢」、「大漢」、「漢人」都代表著中國人的自信與驕傲。

劉邦知人善任、豁達大度、不拘小節，幾乎俱備所有做一個偉大領袖的人格特質，但是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劉邦並不是一個獨裁者，劉邦遇大事冷靜、務實、不偏聽，頗有民主風度，在帝制時代有民主風度的帝王並不多見，茲就此點舉兩個案例略抒己見：

劉邦稱帝擬定都洛陽，婁敬求見主張定都關中，結果群臣反對，劉邦命令群臣合議，多數主張洛陽的大臣說：「周王朝都洛陽享國數百年，秦都關中二世而亡，洛陽東有成臬之險，西有殽山、澠池之峻嶺，北有黃河，東向伊水及洛水，以地形而高也不會輸給關中。」

婁敬認為「西周立國與漢不同，西周一直到成王即位，周公輔政才遷都洛陽，遷都洛陽之前西周已累積十餘世之國力，當時國家太平，無內憂外患，都洛陽只為四夷納貢、官員述職時交通便利。」「關中有峻山險河做為屏障，穩若磐石，有難時關中人口眾多，也可集百萬雄兵，秦國當年即挾其他地利及生產力而雄霸天下。」「都關中等於扼住敵人咽喉，壓住敵人背部，對方是無法抵抗的。」最後劉邦請教張良，張良說：「關中左有殽谷及函谷關，右有隴中、蜀中，沃野千里，南有巴中、蜀中，有畜牧之利，方便進出胡人國境，三面均有阻擋，易守難攻，向東居高臨下可制諸侯。」「諸侯安定時，可享黃河、渭水交通之利，以天下財貨、貢品供應京師，諸侯有變可以順河而下供應軍隊糧秝，此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劉邦最後決定以長安為京都。拜婁敬為郎中，賜姓劉。

定都長安雖是劉邦拍板定案，但是從決策的過程看來，劉邦是很有民主風度的，當時開國元勛多屬關東（函谷關以東）人士，都不願意遷都關中，何況周都洛陽享國數百年之久，都洛陽也頗有說服力，更何況許多功臣都是關東布衣出身，「富貴不還故鄉如錦衣夜行」（項王語）。可以想像當時爭執之激烈，但是劉邦卻讓大家各抒己見，經過充分討論、經過張良分析，劉邦做了最後決定定都關，決策過程是相當民主的。

劉邦晚年寵愛年青的戚姬，戚姬兒子如意，聰明伶俐，甚得劉邦喜愛，太子劉盈，仁慈、軟弱，不像父親雄才大略。劉邦想廢太子改立如意，呂后甚為憂慮，張良勸呂后忍耐；同時建議邀請東園公等六國遺老，號稱「商山四皓」作為太子的高級幕僚。

為廢立事，御史大夫周昌上朝力爭，昌口吃，又很激動，劉邦問反對改立太子的理由，周昌說：「我不會說話，但是我聽說陛下要廢立太子，我．．我．．我以為不可，我．．我．．我絕不奉昭」（臣期期知其不可．．．臣期期不奉昭───通鑑高帝十年）。劉邦笑了，廢立之事緩議。

劉邦平了京布之亂，健康惡化，又想廢太子，張良苦諫不聽，劉邦因病不管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因而亂了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不早立扶蘇為太子，使趙高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披因而亡國，這是陛下親眼看見的，今太子仁孝天下皆知，太后與陛下共同粗食、勤苦一路走來，陛下忍心背棄她嗎？陛下一定要廢太子，我願意抗令伏誅，以頸血污地。」劉邦說：「不要說了，我不過是一句戲言。」叔孫通說：「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動天下震動，如此大事怎麼可以戲言呢」（通鑑高帝十二年）

剿滅英有的慶功宴上劉邦看到太子賓客之中有四位老者，一問之下原來是「商山四皓」，劉邦問道：「我一再找人邀請各位，各位都避不見面，今天為何做太子的賓客呢？。」這四人說：「陛下一向看不起讀書人，對讀書人輕侮、謾罵，所以我們躲你，今太子仁孝，禮賢下士，所以凡我們出來輔佐太子。」

宴罷劉邦召見戚姬，道：「我本想廢立太子，但有四老臣輔佐，太子羽翼已成，不易更動了。」戚姬聞之哭泣不上。劉邦也感嘆地歌曰：「嗚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史記留侯列傳）

劉邦晚年身體日壞，飽經憂患之後，無復當年豪邁，意志極為消沈，厭惡政事，寵愛趙王如意母子，三人經常在宮中聚會嬉戲，而太子劉盈聚少離多，日漸疏遠，劉邦想易太子，遭到所有大臣反對，劉邦雖一再嘗試，但是最終打消了易太子的念頭。

廢立事件劉邦的理性最終戰勝了感情，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劉邦也展現了古代帝王難得的民主風範，在群臣抗爭的過程中劉邦容忍「期期以為不可」，容忍「以頸血污地」的犯顏行為，最後從善如流，少數服從多數，此事雖然與定都長安相反，定都長安是多數服從少數，但決策過程劉邦都展現了盡量讓部下發言，大公、大度而不偏聽的民主氣度，這在專制時代是一種難得的人格特質。

此外漢初劉邦面局的問題如與匈奴和親，延續秦朝郡縣制度等大事都非劉邦之己見，大臣們對這些問題看法也多紛歧，劉邦每能傾聽不同的意見，最後做出正確的決定，遇大事能兼聽而沒有先入為主之成見，經過漫長之思辯、溝通，劉邦最後才能掌握問題之關鍵點，這種決策過程與今天的民主精神若合符節。

獨裁者的定義不盡然是凡事一人做主，領導人搞小圈圈，只信任少數親信，領導人只愛聽對自己胃口的話，或者領導人假裝察納雅言，聽完了說聲謝謝指教以為應付，這都不是一個真正有民主風度的領袖，都可能是民主制度下的獨裁者。

司馬光對劉邦的評語：「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不暇給，規模弘遠矣！」司馬光的評語「明達」、「能聽」都是民主風度。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對叔孫通諫易太子事，認為叔孫通看準了呂后勢力大，太子又有張良做後台，所以敢以死諫高帝，有些取巧，非真英雄，但是盛讚高帝：「上有明君，下有賢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強，天下豈患無人才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