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是一部血肉橫飛的戰爭史，其中最殘酷的場景不是英法聯軍，不是鴉片戰爭，不是甲午戰爭，不是八國聯軍，甚至不是八年抗戰，而是國共之間的內戰。

國共之間從文鬥到武鬥，從民國十六年上海清共到西安事變之前的五次圍剿，雙方都傷亡慘重，抗戰軍與所謂國共合作，也只不過是表像，實質的鬥爭從未停止，因為內鬥無端消耗自己的力量，讓抗戰門得那麼辛苦，最後得到的是慘勝。假如沒有內鬥，抗戰八年日本會付出十倍以上的代價，內鬥的結果便宜了日本人。

國共鬥爭的原因至為複雜，除了少數領導人個人的野心、權力欲，許多的知識份子投入的動機是良善的，都是為了中國救亡圖存，爭的是救國方法，是建國路線，而方法路線變成意識型態的時候就勢不兩立了。

抗戰結束，內戰開打，國府在很短時間之內土崩瓦解，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

國民黨崩潰之快，簡直是史無前例，國民黨敗亡的原因很多，史學家研究，大多數學者都歸咎於國民黨貪污腐敗，而我認為這是見樹不見木林的說法。我的認為蔣介石本人在軍事的成就遠不如政治上的成就，而在政治上在大陸只不過沒有機會發揮而已，西方學者無不認為蔣的十年建設（民國十六年到民國二十六年）成就非凡，十年時間建立了一個西方民主法治政府，頒布了適用於現代社會的法律、統一貨幣、稅收，使國庫充實，而有力量致力教育、農工發展，但是所謂黃金十年，其實沒有一天平靜，除了五次剿共外，十九年的中原大戰接著發生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松滬之役，內部又有閩變、兩廣事件，國府幾乎無一日安寧。而十年建設有此成績誠屬難能可貴，連對蔣一向不友善的費正清都對蔣的成就大為肯定。

其實共產主義是中國現代化的逆流，共產思想就像瀘過性病毒，經過空氣傳染，所到之處，中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當時只有兩種社會可以躲掉共產主義思潮的感染，一是西歐美國的真正資本主義社會，一定宗教國家，尤其是回教社會，用意識型態對抗意識型態，而中國當時是處在中世紀的農業社會，抗戰八年民窮財盡，戰爭結束後第一要務是整頓金融，恢復各項建設，但是整頓金融非先裁軍不可，當時中國根本無力養那麼多軍隊，但是內戰爆發，裁軍剛一執行就被迫叫停，國府並非沒有財經人才，法幣歷經八年抗戰都尚稱穩定。但是勝利後內戰問題、軍費問題，干擾了金融改革，為軍費及通貨問題，蔣、宋之間經常激烈爭執。

宋說：「中共央銀行不能再多印一毛錢，否則必然通貨膨脹。」

蔣說：「我非要四千萬不可，沒有錢發軍餉，明天就可能兵變，還談什麼通貨膨脹。」

裁軍決策迫於內戰中途停止，抗戰結束財政負擔因內戰反而加重。百姓渴望和平，士無鬥志，政府面臨的問題千頭萬緒，百廢待興，樣樣都要錢，但是政府已經一窮二白，共產黨乘機全面出擊，共產主義的理想至為動聽，共產黨員充滿自信，連國際友人都相信毛澤東是土地改革者，勞苦大眾的救星，歷史走到這一步，已經是一局死棋，大羅神仙也救不了國民黨。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段歷史國民黨之敗是非戰之罪也，國民黨處在一個變革中的農業社會，在思想上、意識型態上，根本無力對抗共產思想，何況戰後千瘡百孔的社會，療傷止痛尚且無暇，那經得起共黨火上加油。至於共產主義的可行性問題，以俄國為例，一直到哥巴契夫時代才有結論，而當時俄國已實行共產主義八十多年，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充滿激情與幻想，是非對錯沒經過實驗，不會有答案。

國共問題其實是路線問題，「時間」澄清了、印證了許多理論，時間也應該化解掉許多恩怨，所謂一笑泯恩仇，過去的武鬥是多麼的無稽與不值。

回顧這段歷史，雙方都應該記取這頁殘酷的、用鮮血記錄的教訓，中國人再也不要打內戰，骨肉相殘的悲劇到此為止，尤其是只是為了主張、信仰。

假如大家都相信鄧小平的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方法」，那麼國共的路線之爭已經有了答案，剩下來的只是政權問題及面子問題，這從中共通過「物權法」已經得到證明。

問題已有答案，事實已經說明一切，台灣當局應該把問題拉回爭執的起點，回歸理性的思辯，座上談判桌爭裡子而讓出面子，爭千秋而忍一時。

共產黨更要有以大事小的胸襟，接受經驗的勇氣，任何對台灣的壓迫，都有失大漢民族的大家風範，都無助於兩岸的通一。

兩岸的談判，除了實務的經貿問題以外，我建議台灣當局更要大膽的、主動的從務虛的學術辯論切入，如雙方學者共同研究抗戰史，在民族大義的基礎上，對於殉國將士相互承認。又如從財經政策切入，以台灣經驗提供大陸如何應付通貨膨脹、貨幣升值的優缺點等等。

歷史走到國共內鬥該結束的時候。

當大陸已經放棄共產主義的時候。

當大陸已經和平崛起以後。

當我們每年對大陸出超幾百億以後。

我們還像二百五一樣，整天對大陸橫眉豎目來表態自己愛台灣、騙選票，這些人才是賣台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