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的政治舞台上，一個政黨從萌芽、發展到茁壯，意識形態一直是主要的精神武器，甚至成為宗教狂熱般的教條。舉凡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等，意識形態治國成為最高的指標。國民政府遷台後，因彈性靈活的處理國父遺教，使經濟擺脫束縛而快速成長；中共覺悟雖晚，但也因逐漸淡化意識形態推動改革開放，而令世人刮目相看。從歷史經驗來看，意識形態治國似乎不能真正為民眾造福，值得我們深思、戒鑑。

意識型態（Ideologies）一詞的創造者是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德特西拉（Aneoine Destutt Tracy, 1754-1836），德特西拉目睹法國大革命後的暴民政治、無政府狀態，受到很深的刺激以後，與法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康多塞（Condor se）等人產生了一些共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哲學、教育應該是一種嚴格的科學，用來分析認知（knowing），將所有的觀念重新分析成為要素，再將之結合成複雜的觀念系統。可以說是一種科學統合的嘗試。他們因為跟拿破崙交惡，而拿破崙譏之謂「邪惡的形上學」。後來馬克斯與曼漢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合寫了《德意志的意識形態》一書，批判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其實骨子裡是馬克斯用自己的意識形態去批評別人的意識形態。這種思維模式又被人譏之謂「曼漢困局」（Mannheim’s paradox）。意識形態漸漸變成被否定的負面的惡名。可見當時意識形態一詞的語意跟今天相去甚遠。

由今日的意識形態反觀歷史

到了近代意識形態的潛力被野心家獨裁者充分利用。如希特勒、史達林的煽動宣傳，毛澤東的交化大革命等。經過這樣的轉折，現代意識形態一詞，至少包括下列含意：

一、意識形態是一種反實證、反邏輯的思考模式，但是往往披上科學、邏輯的外衣而不自覺；

二、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種單純的信仰，有強烈的排他性，有強烈的宗教狂熱與使命感；

三、這種強烈的宗教狂熱與使命感很容易變成民粹主義版野心家利用；

四、這種僵化的思考模式很像宗教，往往會建構一套包羅萬有的價值體系。有些政治主張甚至會牽動所有精神活動的標準。在社會主義國家，文學、美術、音樂等，都不能獨立於主義之外。

如果用近代意識形態的定義來看歷史，意識形態雖然是新名詞，但是這種僵化的思維模式「古已有之」。如戰國時代的孟子建構了一套「仁、義」體系的意識形態。孟子深信「仁義」可以解決任何問題，而「利」則是萬惡之源。但是孟子的老師孔伋則不贊同孟子的理論。孔伋引《易經》的話說：「利者，義之和也」，又說「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意思是利和義是並不衝突的，甚至義要建立在「利」的基礎上。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但是由於孟子的信念，再加上孟子的雄辯，使那麼單純的問題困擾了中國知識份子兩千多年。兩千多年來「義、利」之辯的結果，產生了許多類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怪論。而孔子的思想模式就務實得多、靈活得多。例如他對品德有瑕疵而功在華夏的管仲就推崇備至。這是我們為什麼要說孔子是聖之「時」者的主要原因。「時」是指能通權達變而不囿於成見也。

胡適在十七年寫過一篇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主義〉。在胡適口述自傳裡回憶當時的想法，胡適說，在那篇文章裡我指出：「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件極容易的事。第二，著重外來進口的『主義』對（解決）中國（問題）是沒有用途的……。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同時更指出「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的政客利用來做種種自私害人的事」。「不顧實際問題囫圇吞棗地把整套有偏見的外國主義搬來中國，實在是一種智慧上的懶惰」。「主義」是一種最典型的意識形態。胡適在那個時代就看透了問題的根源，並提出警告。但是在那個狂飆的時代，誰聽得進那麼理性的話呢？最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都緊抱自已的「主義」奮不顧身，勇往直前。國共兩黨的鬥爭，中共的內鬥，死亡人數動輒以百萬千萬計，人類歷史上的人禍無出其右者。但是共產主義的信徒們拋頭顱，灑熱血的結果，在取得政權後卻是「政治黑暗、獨裁」、「經濟蕭條」、百姓「一窮二白」、「文明倒退」。最後共產世界不免一夕崩解。中國共產黨國因為覺悟得早，在鄧小平主導下大搞「改善開放」，「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放棄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而免於淪亡。

國父遺教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就國民黨而言，當初也是靠意識型態起定的。國父思想也有許多天馬行空、不合時宜的主張，如五權憲法、漲價歸公、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等。當年民社黨主席張君勱先生在國共兩黨、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強大的壓力下想盡辦法折衝協調，使我們的憲法暗藏玄機，保有三權分立的機制，使監察、考試兩權的範圍縮小。同時限制了總統的權力，而頃向內閣制。這種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做法變成國民黨政府應付三民主義意識型態的典型模式。

雖然大體而言國民黨的施政在應付三民主義教條這一點上是成功的，但是國民黨無法完全拋開國父思想的桎梏，所以國父思想對台灣的經濟發展也造成了相當程度的障礙。舉個例子，台灣的土地政策、土地稅、增值稅，多年來受困於國父思想的教條而一片混亂，而且至今沒有根治之道。

國父土地政策之具體主張是平均地權及漲價歸公。平均地權的具體辦法是：

一、照價徵收：地主自己申報地價，政府課以百分之一的土地稅。

二、照價收買：地主自己申報地價並且「永以為定」。如果申報過低政府可以照價收買。以照價收買的嚇阻效應迫使地主誠質申報。國父說：「……那些地主知道利害，想來想去，在報多報少兩方面，都有危險，歸到結果，還不如報一個折衷底實價。」

至於漲價歸公的具體辦法是「定地價後，而此後所有之土地買賣亦由公家經手，不能私相授受」。民國十八年由立法委員吳尚鷹等五人起草〈土地法〉，民國十九年公布，重要內容如下：

一、公告地價以五年內之平均市價為準。

二、土地稅城市百分之一～百分之二、鄉村百分之一．二至百分之一．五、荒地稅百分之一．五至百分之十。

三、所有權轉移或超過十五年不得轉移者，課以累進增值稅，稅率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一百五級。

從上述內容來看〈土地法〉，我得到下列兩個重要結論：

一、國父「自訂地價」的主張被「五年以內的平均市價取代」。

二、土地漲價只徵收增值稅而未執行「漲價歸公」。也就是說漲價，一部分歸公，一部分歸私。

當初立法諸公的原意已不可考，但是我們深信，從來沒有完全執行國父遺教，那是因為技術上行不通也。

民國四十三年立法院通過「都市平均地權條例」，四十七年、五十三年、五十七年，每年修訂到六十六年公布「平均地權條例」。一直到七十八年，其間不停地修正，不停地公布。重點一直圍繞著如何實踐國父「平均地權，漲價歸公」的理想。但是非常遺憾地是，僅僅為了如何認定地價，大家絞盡腦汁，至今無法建立一個公正客觀的標準。而目前我們現行的辦法就是一套荒謬絕倫的惡法。我們的地價核定的標準除了地主申報之外，還要根據「公告地價」，來課徵土地稅，根據「公告現值」，來課徵增值稅。而實際成交價格又根據市價。如此複雜的制度行之多年的結果是治絲益棼，產生下列流弊：

一、市場行情永遠在變動，「地價評議委員會」永遠評估不實。

二、景氣好的時候，評估有低過三成以上者，而使稅收減少。

三、與一般所得分離課稅，個人所得不再課稅，有違累進稅率，多收入者多繳稅的原則。

四、持有土地時間越久，公告地價與市值差距越大，稅負越重。鼓勵財團建商短線炒作。

五、地價申報過低時政府無力照價收買，使本法徙具虛文。

六、公告地價過低如遇公共建設需要徵收時，易遭酊地主之抗拒，影響政府威信，增加執行困難。

七、地價高漲時地主將稅賦轉嫁到買方。

總之，我們的土地政策因為受困於國父思想的框架，而一直無法合理化。雖然如此，但是沒有人敢對國父的土地政策提出質疑。非但如此，多少參與其事的財經專家、財經首長，每每為其無法實踐國父遺教，而感到遺憾、羞慚、自責。

但是經過那麼多年的實驗，我們要勇敢的對國父的理論以及國父提出的實施方案提出強烈的質疑。回顧國父那麼時代，思想家對土地的認識，不外乎下列幾個重點：

一、土地是自然產物、稀有，而不可能再增加。

二、土地有固定不移之特性。

三、人口日益增多，土地不會再增加，理論上地價只會漲，不會跌。

四、地利應該共享。

國父基於上述對土地的認知乃創造了平均地權、漲價歸公的理論。但是時空轉移，文明的進步，經濟的發達，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國父的想法不一定是真理，原因是：

一、土地之供給面及利用價值，可透過科技而大幅增加。如蓋高樓、移山、填海等。

二、土地跟木材、金屬、棉花一樣是原料，要注入資金、智慧，才能產生利潤。地價只不過是成本之一。所以地價過高，或土地稅負擔過重時，會產生「閉鎖效應」（lock-in-effect），地價稅跟任何其他的稅一樣，要兼顧到成本容忍的限度，否則會引起房地產長期性蕭條。

三、國父提出的「自訂地價」、「永以為定」、「照價收買」，在技術上是根本做不到的。

四、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採取單一稅制，並沒有所謂的土地增值稅。土地收入跟其他的收入一樣用累進稅率合併課稅，簡單、清楚，弊端反而不多。

我們的土地稅、增值稅，用那麼複雜的辦法，結果製造了地主與建商更多逃漏稅的空間。

五、土地隨著市場的景氣、供需，會漲價同時也會跌價，經濟不景氣，地主申報過低政府根本無力收買。

六、一塊土地，經過建商開發，蓋成大樓，賣給五十個、八十個買主，地權自然透過市場機制做一次或多次的再分配，不必用訴諸道德的或強制的方式，一樣可以達到平均地權的目的。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應該勇敢地承認，長期緊抱國父思想的土地政策，給我們帶來的只是困擾！只是弊端、只是更多的不公不義。

國、民兩黨對意識形態的處理態度

但是萬幸的當年我們的立法委員、財經首長，沒有用蠻幹的方式去實行「平均地權、漲價歸公」。在國父意識形態與現實之間，雖然步履蹣跚，但總算走過來了。

至於國父其他重要的財經主張，如「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推廣「合作社」等，國民黨處理得更好。當年國民黨的高層，三民主義的基本教育派、蛋頭學者，不停的祭出三民主義的神主牌，給財經官員壓力。但當時的財經首長用據理力爭的方式，或用掛羊頭賣狗肉的方式，甚至用無限期拖延的方式，虛與委蛇，曲曲折折地把台灣的財經政策帶上了自由經濟的道路，創造了台灣日後的富裕繁榮。這種苦心孤詣，這種古大臣之風，在民進黨的陣營裡是看不到的。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兩蔣能拋開意識形態，尊重專家的智慧、雅量，在民進黨領導人中也是看不到的。

國民黨大體上能掙脫國父思想的束縛，透過自由經濟的財經政策，同時達到了國父民主、均富的理想。國民黨上對得起國父在天之靈，下對得起全國百姓，同時也給中國共產黨做了最好的示範，逼得中共不得不反省，不得不放棄馬列毛的意識形態。但是造化弄人，國民黨在失掉政權以後，在民進黨惡意的扭曲、詆毀下，前此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只剩下白色恐怖了。

台灣進入李登輝時代，國、民兩黨一唱一和建構了所謂台灣主流民意的意識形態。其內容包括：台灣獨立、本土化、去中國化、台灣第一台灣優先、反核、福利國等。這些空洞的口號，當初也許有其選票的考量，但是喊久了真的變成民進黨的信仰，民進黨的神主牌了。這些主張一旦變成政策付諸實施的話，其對台灣脆弱的政經環境將會造成毀滅性的衝擊，應非過甚其詞。

今天我們看到民進黨執政以來悍然不顧一切的去推動民進黨的基本教義，堅持「反核」、堅持只有「一中精神」，完全無視於可能引起的政經危機。而更令人憂心的是許多學者用雙重甚至多重標準替新政府狡辯，這種知識份子曲學阿世逢君之惡的歪風，是台灣更可怕的危機。意識形態的可怕是會造成整個群體的集體催眠，最後甚至勇往直前走向集體毀滅之路。

今天連共產黨都放棄意識形態的時候，我們看到民進黨還用意識形態治國，怎不令人憂心忡忡。在人類歷史上，意識形態引起的滔天大禍，斑斑可考。但是回顧國民黨處理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成功經驗，值得國人，尤其是民進黨正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