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至少也應是先驅者 - 扎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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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至少也應是先驅者

2006/11/14 23:55:12瀏覽472｜回應0｜推薦1

商金林

讀葉聖陶先生的《「先驅者」》和《病夫》

聖陶先生的編輯生涯長達60多個年頭，但他寫的關於編輯出版工作的文學作品只有二篇，一篇是1921年7月25日寫的散文《「先驅者」》，另一篇是1923年6月26日寫的短篇小說《病夫》。

《「先驅者」》的寫作背景是這樣的：1921年夏天，聖陶先生應沈雁冰先生的邀請，到上海共商文學研究會的工作，並參觀了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營業部、陳列室、印刷廠和編輯部。他看到的「大書局」與他理想的「模式」不一致，於是寫了這篇散文，闡述了他對於「編輯」、「雜誌」、「教科書」，以及「字典和各科的辭典」的期望和祈求。他說：

（編輯）的事業真是重要且偉大！他們給人以精神的糧食，授人以心的鎖匙，他們不是超乎庸眾以上的群麼？──至少也應是先驅者。

「（雜誌）的性質彼此不同，但與人以惠益卻是我們共同的志願。」辦雜誌應該「力圖改善」，「永遠賓士于進取的道路」，使「不論攻究科學的文學的乃至一切學問的，不論經商的做工的乃至營一切事業的，不論男的女的乃至幼稚的」，在雜誌中間都「可以找到」他們「最有益的朋友」。

（教科書）是「未成熟的人」的糧食，是滿貯著「未成熟的人」的「糧食的倉廩」。「未成熟的人」很急迫地求索精神的糧食，「希望達到超過祖先的壯健」，這就要求「我們的編輯者都是富有經驗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種科學的學者」，能編撰出「能適應各級學生的需求」的「現時代最合用的教科書」。

「字典和各科的辭典」應「別有一種尊嚴的神態」。「時代是刻刻趨新的，學問之海的容量是刻刻擴大的。」「字典和各科的辭典」應該給那些「要永久站在時代的前列，要探測深廣的學海」的人們以切實的「幫助」。

進而批評「大書局」營業部的「營業人」看重錢，對顧客的神態裡「時常流露出不屑的意思」，「銀元到了手，不肯再看一看那付出銀元的顧客」。「編輯部」的「空氣」不純，編輯缺少嚴肅的態度和敬業精神，有像「茶客」在聊天的；有用「就是這樣」、「隨它吧」等不負責任的話語答覆排印工人的；有用剪刀加漿糊在拼貼書稿的；還有整本抄襲，欺騙愚弄讀者的。聖陶先生感歎道，「看他的工作真便當呵！」他們不是我理想中的編輯家、著作家。

《病夫》寫青年編輯薛振之與編輯部主任之間的衝突。振之從寧靜而美麗的水鄉來到上海，在一家書店當編輯。他厭惡喧囂而枯燥的都市生活。在書店，「他的腦和手都由那企業心支配著」。編輯部主任要他趕寫市場上正「缺乏」的「一種關於學生修養的書稿」。這種書稿沒有一點「趣味」和「意思」，是「被迫」做的「苦工」，「頭腦的昏脹和筋骨的酸痛環攻著他，宛如身被重械的罪犯」，苦不堪言，身體也垮了，可編輯部主任視而不見。為了降低成本，確保在秋季開學前能上市，佔領市場，主任要求他要在月底之前趕出來。振之不願意寫這種沒有意思的書稿，不願意與「市儈」、與「金錢的奴隸」同流合汙，把已經寫好的書稿撕成碎片，扔到垃圾桶裡，然後不辭而別，回家鄉養病去了。

這篇小說也是有背景的：1923年春，聖陶先生到商務印書館國文部當編輯，編輯部交給他的任務是編撰「學生國學叢書」，選編注釋《荀子》、《禮記》、《傳習錄》、《蘇辛詞》和《周姜詞》。聖陶先生當年只有29歲，正在熱心提倡新文學，他到上海之後，標誌著文學研究會的「核心」（以沈雁冰、鄭振鐸、葉聖陶、胡愈之）已經形成。文學研究會自成立之日起就提出：為了新文學的發展，一要「介紹世界文學」，二要「整理中國舊文學」。而在這之前的1919年4月，新潮社為了與劉師培、黃侃為代表的「國故派」的「保存國粹」的口號相抗衡，提出了「整理國故」的主張。作為新潮社的成員和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聖陶先生是贊成這些主張的。新潮社的「整理國故」、文學研究會的「整理中國舊文學」，在當時都是新思潮的產物，是「再造文明」的一種手段。但鑑於「五四」低潮後社會上的復古思潮有所抬頭，商務出這套叢書也並不純粹是為了教育，聖陶先生感到不安，他不願意編這套書，但又不得不編，於是在認真選編叢書的同時寫了小說《病夫》，著重談了編撰教科書的想法，歸納起來有四點：一是不能用「企業心」來「支配」編書和出書，「著作的事業」不同於「木工製器具泥工造房屋」，「只要動手，便一天有一天的成績」，「著作的事業」是一種特殊的事業，不能搞限時限量，作者個人不是寫作的「泉源」，更不是「今天流，明天流，無意識地沒休沒歇地流」的「不竭的泉源」，關起門來，坐在編輯室裡是編不好教科書的。二是教科書得有「好的意思」，「好的趣味」，那種只是堆砌「現成的陳舊的常識」的教科書，「差不多是欺騙人家」的，這樣的教科書要不得。三是教科書不是「市場中應時的商品」，不能「為照顧成本起見」，粗製濫造。四是編輯要敢於「表示自己的主張」、「抒發自己的情感」，不能「只是在那裡扶牆摸壁過日子」，把「不成樣的東西」推銷給學校作學生們的「糧食」。

大概是受了清末「維新」思潮的影響，聖陶先生早在青年時代就想辦報紙、編雜誌、開書店，傳播新知識，改造國民性。在蘇州草橋中學讀書時創辦了年級小報《課餘麗澤》，還組織了「放社」，策劃創刊《放社叢刊》。1912年春，聖陶先生中學畢業後同時走了兩條路：一是當教員。聖陶先生本來是不願意當教員，是校長袁希洛（革命家、教育家）勸說後才答應的。從1912-1922年，聖陶先生先後在蘇州言子廟小學、蘇州農業學校、上海尚公學校、用直吳縣縣立小學、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杭州第一師範、北京大學中文系執教，儘管有很遠大的發展，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商務印書館當編輯。二是業餘當編輯，從1912-1922年，聖陶先生先後參予過蘇州《大聲報》文藝副刊、尚公學校同人的《東社社集》，用直的《直聲》，以及中國新詩史上第一個詩歌刊物《詩》月刊的編輯工作，這些實踐為他進商務印書館當編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聖陶先生進了商務印書館之後，外界對他仍有誘惑，如1923年夏天福州協和大學請他去當教授，他當了不到4個月（1923年9月-12月），就又回到了商務印書館。從此，聖陶先生把他的熱忱和才華幾乎全都奉獻給了編輯出版事業。

從《「先驅者」》和《病夫》可以看出，當年商務印書館的「空氣」（氛圍和作派）並不盡如人意。為此，聖陶先生和同在商務任職的沈雁冰先生、胡愈之先生、鄭振鐸先生等人一起，與商務當局作過不懈的鬥爭。沒有鬥爭，作為新文學重要園地之一的《小說月報》，是不可能辦得如此豐富多彩、有聲有色的。沒有鬥爭，像《俄羅斯文學叢書》、《文學研究會叢書》、《小說月報叢書》、《文學週報叢書》、《童話》小叢書，《文學小叢書》等等中外大量的新書，也許就要難產。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同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去了日本，鄭振鐸去了歐洲，胡愈之去了法國，聖陶先生堅守陣地，和徐調孚一起編《小說月報》。1928年秋後，鄭振鐸回來了，但不久又離開了商務，到北平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聖陶先生大概感到孤單。魯迅先生說他在「五四」低潮後成了「遊勇」，「布不成陣」了。聖陶先生當時面臨的恐怕也是這麼一個「遊勇」的處境，於是就在1930年年底離開商務，到開明書店當編輯，後來當了開明的編輯部主任。他在談何以到開明的理由時說：「因為開明老朋友多，共同作事，興趣好些。」（《略敘》）

在出版界中，商務印書館的待遇最優厚。聖陶先生剛進商務時月薪80元，後來增加到200元，相當於名牌大學3級教授的工資，編書另外還有稿費和編輯費。但聖陶先生看重的是事業，不是個人的待遇，用他的話來說是「興趣」，而不是錢。開明書店當時還在初創階段，待遇比較低，就連老闆章錫琛的月薪也到不了200元。聖陶先生要求減薪，但開明同人不同意，聖陶先生就讓夫人胡墨林先生出來協助他編《中學生》雜誌，不拿報酬，用這個變通的辦法把他的工資降下來。聖陶先生被譽為開明書店的「靈魂」，他和開明的「老朋友」一起，為開明書店立了很多規矩，就出書的規矩而言至少有五個：1.禮拜六派的小說不出；2.武俠小說不出（還寫文章勸青少年不看武俠小說）；3.以應付升學考試為目的的升學指南、輔導教材、復習題、解答題之類的書籍不出；4.速成法之類的書不出；5.描寫詞典不出。至善先生一次在與我的談話時說：「聖陶先生的編輯思想在現在行不通，要是照聖陶先生的做法，出版社早關門了，」聽起來有點兒感傷。聖陶先生對於現代編輯出版工作的思考和探索，往近處說可以追溯到1921年寫的散文《「先驅者」》，往遠處說可以追溯到1911年在蘇州草橋中學讀書時創辦《課餘麗澤》。開明書店出書的規矩，是聖陶先生站在「立人」、「立國」的高度，經過長期探索總結出來的經驗，是中國出版社的精神財富。今天我們緬懷聖陶先生在出版界的光輝業績，就應該弘揚1921年他在《「先驅者」》中闡述過的思想：「（編輯）的事業真是重要且偉大」，（編輯）「至少也應是先驅者」。聖陶先生熱切地期盼「編輯」成為時代的「先驅者」，也由衷地希望全社會尊重作為「先驅者」的「編輯」。

注：葉聖陶（1894-1988）現代作家、兒童文學作家、教育家。原名紹鉤，字聖陶，主要筆名有葉匋、聖陶、桂山等。江蘇蘇州人。

葉聖陶原名時紹鉤，生於江蘇蘇州。父親在地主家做帳房，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橋中學，畢業後在一個初等小學當教員。1914年被排擠出學校，閉居期間作文言小說發表在《禮拜六》等雜誌上。

1915年秋到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的尚公學校教國文，並為商務印書館編小學國文課本。1917年應聘到吳縣用直縣立第五高等小學任教。

1918年在《婦女雜誌》第4卷2、3號上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春宴瑣譚》。1919年參加北京大學學生組織的新潮社，並在《新潮》上發表小說和論文。1921年與鄭振鐸、茅盾等人組織發起文學研究會，並在《小說月報》和《文學旬刊》上發表作品。192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隔膜》。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中國第一部童話集。1928年創作了優秀長篇小說《倪煥之》。1923-1930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1927年5月開始主編《小說月報》。1930中轉到開明書店當編輯。抗日戰爭期間舉家內遷，曾在樂山任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後到成都主持開明書店編務。1946年返回上海。

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出版總署署長，教育部副部長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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