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北京冬奧是在中國人過春節的歡樂氛圍中展開，這讓全球的觀眾與參賽選手感受一場不同於「耶誕快樂」與「新年快樂」的喜慶，特別是感受到文化與科技相融合、競賽與團結共存在的全新盛宴。在這樣熱鬧的活動中，美國所發起的政治抵制最終只成為冬奧會的冰冷背景。

   從台灣的角度看，自去年東京2020夏季奧運會，台灣藝人徐熙娣引發的「國手」稱謂風波以來，到今年北京主辦冬季奧運會，台灣選手黃郁婷引發了「隊服」爭議話題。可以想見：由於歷史遺留的政治僵局未決，這種體育承載政治壓力的心理結構，還暫時無法終結。

   全球觀眾不易理解這種壓抑到發酸的心理，黃郁婷本人也難以感知台灣前民意代表林濁水看見她掌旗入場時說的「揚恥國際」、「我們都很羞恥」，她不解何以有人對這個歡樂場合痛苦萬般，除非她能同病相憐。但是，從她上傳自己身著中國隊服時歡愉訓練的畫面看來，顯然她不具備那種病傷心理。

   正因為如此，她才飽受仇中網軍的攻擊；加上她支持蔡英文的往事被揭開，也就不招反獨民眾待見。於是，她只能以一副委屈的面容參加冬奧開幕式，用病傷演出來交換罪贖的金鐘罩。但是，黃郁婷所屬的代表隊也因此成為開幕式上唯一呼應冰冷外環的小行列，這與場中乃至螢幕前的歡樂情緒形成不怎麼協調的反差。

   或許，這就是台灣某些人所願望的場景，差堪台灣官方拒絕冬奧開幕式的原先設想。只不過，那除了讓世人看見台灣人上演「鐵幕」般地不快樂、沒年味以外，似乎什麼也影響不了。唯一的結果是台灣留給自己的問題：不爽為什麼還來北京冬奧？

新的人類歷史中心

   其實黃郁婷答辯仇中網軍的話，正如同谷愛凌回應外媒關於國籍問題的內涵，都符合奧林匹克憲章中「運動與政治分別」的精神。只不過，那是對照於現實的理想。現實是，國際政治從未在奧運會中缺席，這次以美國為首的抵制行為，就是現成的例子。反過來看，奧運會也是各個政治角力的重要場合，台灣政客熱衷奧運代表隊「正名」，又是一個例子。

   從全球範圍看，正如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所說，2022年北京冬奧會是劃分冰雪運動前後兩個時代的標誌。相應於此，美國陳兵於其境外的東歐和烏克蘭等地，並在台灣北部和東南方向的宮古海峽、呂宋海峽實施奪島軍演，且加售台灣上億美元軍備的行徑，對比當下中國主持和平的奧林匹克運動競賽，這在政治上的意義就是重新劃分世界版圖為和平的建設與破壞兩個陣營。

   也就是說，北京冬奧會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形成了一個新的人類歷史中心，由此區別的不是運動與政治，而是戰爭與和平、破壞與建設。

   這種歷史中心的意義不是巧合，而是實力所致。以半年前的東京夏季奧運會為例，相隔半個多世紀後，日本再度舉辦奧運會，無非是想藉此重振國運。但因為歷史和政治路線的雙重錯誤，日本早已成為美國的附庸，一如他扈從上述的「壯麗融合」奪島軍演；更加上他抗擊疫情不力，草率完事，使去年的奧運會從開幕式到場地布置、從人事服務到硬體設備都呈現衰敗的景象，且事後的經濟拖累還取代了奧運紅利，何來振興？

   然而半年後，在全球疫情和美國掀起新冷戰的雙重壓力下，中國成功舉辦劃時代的冬季奧運會，與會國家元首和國際組織領袖的人數，遠超過去年日本舉辦的夏季奧運會，興衰對比立判。這種成功，不僅表現在中國抗疫和舉辦奧運的能力高超於日本，更表現在中國國力的脫胎換骨、更上層樓。若從歷史意義來看，這還可能是近五個世紀以來殖民主義海洋霸權終結的信號。

   2008年夏季奧運時，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先進國歡迎中國這個世界工廠，而中國也希望獲得世界、特別是獲得西方先進國家的肯定。時至今日，中國製造已步入中國智造的位階，由勞力升級勞心、由邊緣走向中心；那些新舊海洋霸權國家難以克服自己由俯視轉向平視中國的心理障礙，只好向美國隊長靠邊站。

   作為美國的附庸，鄰國日本也加入抵制行列，《NHK》等媒體仍比照去年在東奧會時稱呼「Chinese Taipei」為「Taiwan」的報導。其實國際上未必分別「中國台北」與「中華台北」有何不同，即便在台灣社會也不常用「中華台北」或「中華隊」。但後者拒絕「中國台北」的同時，卻特別接受「台灣」的稱呼，好像這樣才名正言順，或者感到尊嚴，即使自己的選手來自福建金門。

   然而，奧運作為全球盛會，真正贏得尊敬的標準是競賽成績和承辦能力。這兩樣從去年東奧到今年冬奧，日本都不如中國大陸，台灣則不具備比較的條件。至今年春節，大陸已有超過5000項重大基建開工，總投資規模超過3兆人民幣。相形之下，冬奧場館的建設投資不過是九牛一毛，但其經濟效益卻在可大可久可行的政策推進下，前景無限。

北京實現奧運理想的方式

   這種底氣就反映在開幕式了。今年冬奧會的主題口號是「一起向未來」(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這固然是將「一起」置前，但整句話好像集結號，也就是寓意「我與我們」，其號召力體現在組合「小雪花」與「大雪花」的意象。相較於14年前夏季奧運會以人海戰術鋪陳地大物博與悠久歷史，努力標舉「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One World One Dream）的呼籲式主題，其心理位階已不可同日而語。

   在全球疫情的面前，今年冬奧會更多的是留白與自主，並有相應於這種高度的賽場和食宿科技作為支撐，高達112項的新科技運用於本次冬奧會的醫療、氣象、交通、轉播等服務上，數位人民幣更已全面通用於交通、餐飲、住宿、購物等消費場所。大有我自好山好水好吃好玩、任爾隨意去留取捨的王者氣度。

   當壓軸的中國代表隊出場時，整個動態雪中紅的畫面映現在《歌唱祖國》的樂曲前，迤邐輸送出彩陶藝術、周室朱紅、漢代漆器、唐宋繪畫、明清織繡，以及春聯、窗花、福字、年畫等「中國紅」文化所匯聚煥發的喜慶熱鬧與未來圖景。從各國參賽選手、特別是北美和歐洲選手通過TikTok等新時代社交媒體回饋興奮、輕鬆、讚嘆的記錄看來，北京冬奧會本身的成功已超越中國競賽成績和承辦能力的水平。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埃及、卡達、阿聯、沙烏地、吉爾吉斯、亞塞拜然等伊斯蘭國家元首政要以及聯合國秘書長的與會，則是以具體行動來否定西方政媒對新疆人權和種族話題的負面宣傳。若從地緣政治來說，更凸顯「一帶一路」中陸權國家擺脫海權國家的制約、通過團結來謀求振興的跡象。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東道主選手所展現的王者氣度。運動員手贈一個冰墩墩的心理位階，就勝過千軍萬馬、縱橫捭闔，堪稱傾國傾城的溫柔能量，實現了周恩來生前所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外交藝術。無關輸贏，是緣於勝過輸贏。當短道速滑選手被判罰而失去決賽資格後，他大方坦承自己犯的是「低級錯誤」，卻贏得民眾更多的鼓勵。

   正因為北京冬奧會超越了美國的外交抵制、昇華了國內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情緒的表現，讓各國與會人員和全球觀眾認識到西方、甚至是其本國政治宣傳的負面，這又鞏固了上述中國作為和平建設中心的印象。

   也就是說，「運動與政治分別」的新定義是，首先要問有沒有超越政治杯葛和對立的強大綜合能力，唯有具備這種能力和意願的國家民族，才可讓彼此對立的世人改觀，才可真正辦好或共襄奧運，進而實現奧運憲章的精神。就分別運動與政治的嶄新方式來講，2022北京冬奧會為世界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

兩岸冰雪運動與台灣政治人物的痛苦

   當然，一個新典範的橫空出世，既可能贏得不同陣營成員的尊敬或歸向；也可能逼使對立的成員走向極端，甚至以自我毀滅的演出來傳達政治信號。正是在這樣分野的標準上，判別了所有成員的奧運精神是否合格。

   同時，新典範不是為了推翻奧運規章，而是要更好地實現奧運規章。比如關於主權國家隊伍和非主權國家隊伍的認定，自是要超越那些干擾奧運的政治因素，以貫徹聯合國的原則和宗旨為準繩。就後者的標準來看，東薩摩亞、維爾京群島和波多黎各等美國屬地的代表隊，正如同香港和台灣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奧委會實體，其稱呼無法違背聯合國與奧運規章。

   作為中國東南方的大陸島，台灣有4位冰雪運動代表參加北京冬奧。只不過，這座熱帶島嶼上的民眾不怎麼認識冰雪運動，從事冰雪運動的人更是有限，何況還有無知無感無作為於冰雪運動的政治人物作梗。

   相較於此，大陸以其規模優勢和科技優勢促進冰雪運動在場地建設、義務教育、全民健身、競技體育、相關產業和消費的空前發展。

   作為奧運主場地，「水立方」和「冰立方」可以在20天之內互相變身，以供應不同季節的訓練和比賽所需。為了冰雪競速選手的需要，還導入航太科技「飛彈助推器」來訓練身心對極限狀態的適應。一般民眾從遼寧到雲南，從江蘇到寧夏，近3.5億人在有方向、有戰略的政策引導下，自發性地參與冰雪運動。由於這些作為，才奠定本次成功舉辦北京冬奧會的基礎。

   多數欠缺這種大陸經驗的台灣人，自然不可能具備冰雪運動的感性認識。加上台灣媒體對於賽事信息的封閉、誤導或傳播版權的限制，除了極少數運動員之外，多數台灣人對於北京冬奧會也就跟著政客們無知無感無作為。在這樣的氛圍下，唯一有知有感有作為於冬奧會的事情，竟是把運動賽事政治化，而不是檢視自己對冰雪運動的認識與支持。

   至於台灣政客對北京冬奧新典範的號召力，更表現出離奇的畏懼與痛苦。前述林濁水對黃郁婷等人參賽的痛苦指數破表，就是其中一例。趙少康跟進台灣輿論的風向，嚴正指責黃郁婷的說法錯誤。台灣民意代表黃凡更恐懼成都世大運和杭州亞運可能重演黃郁婷事件，而加碼敦促台灣當局修法懲處「政治不正確」的教練與選手，重演自己當年監控「政治不正確」的往事。

   還有位台灣出版界大老出手對黃郁婷筆伐誅心，並提醒台灣當局以黃郁婷掌旗入場損及「台灣主體性」；若坐視不管則對不起NHK等外媒、對不起其他的台灣選手；更憂心日後其他的台灣選手「群起效尤」云云。似乎圍繞著北京冬奧會的歡樂景象，「五眼聯盟」的政治抵制還幫不了這一群人的政治焦慮。甚至有台灣師範大學教授呼籲台灣當局要懲戒「舔中藝人」，卻沒想到參與《一起向未來》MV的台灣藝人更多。顯然，這些政學媒人物的焦慮還很難見底。

   即便是傑出的運動選手，在台灣的這種背景下也難以做到「運動與政治分別」，有些人乾脆投入運動政治化。

台灣人與奧運政治化

   繼推動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失敗後，紀政打算針對2024年的巴黎奧運捲土重來。這樣不惜違背奧運規章的「正名」，究竟是為了運動？還是為了政治？與黃郁婷共同掌旗的高山滑雪選手何秉睿說，作為一個運動員，他沒有權力處理這個問題：「我只能做我能力範圍內的事情，那就是訓練和比賽。」這話說得很中肯，也頗無奈，它反映「正名」無關運動。

   但是，那並不表示運動員就沒有防禦或反擊泛政治化的頭腦，谷愛凌就是現成的例子。否則，無論是夏奧還是冬奧，「正名」後的台灣運動員都不可能參賽了，親身參與實現「中華台北」稱號的紀政豈會不知道？

   對於個人來說，政治改造的殘酷或悲哀，表現在一種昨是今非的認知過程，紀政就是其中典型。她在上世紀說「我要永遠做中國人，為國爭光」，後來還積極響應「北京奧運，炎黃之光」長跑活動。[1]然而涉足台灣政治圈以後，紀政的國族主義就隨之轉型了。黃、何二人在京奧開幕式的「無情」演出，只能說明其背後政治的無情與病傷。

   按照紀政的中國人定義，在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案出台之前，首位獲得奧運獎牌的中國人是十項全能男子選手楊傳廣，第二位獲得奧運獎牌的中國人就是八十公尺跨欄女子選手紀政。這兩位出生於台灣的運動員，其在1960年代創造的奧運紀錄無可動搖。基於「炎黃之光」，他們還在2001年6月共襄北京申奧兩岸長跑活動。

   1970年代以後，在美國調整全球戰略、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台海兩岸在國際上的競技成績逐漸轉變，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就是個標誌。當時兩岸代表團通過同一首背景音樂入場開幕式，體現主辦單位尊重「一個中國」秩序的用意。而大陸選手首次參賽，就為中國人贏得首面奧運金牌，共計收穫15面金牌、8面銀牌與9面銅牌，台灣則僅由舉重選手蔡溫義收穫1面銅牌。

   在政治壁壘和信息管制的環境下，當時台灣民眾只能收看事後被加工掩蓋五星紅旗的頒獎儀式，來為那面銅牌沾沾自喜。

   兩岸開放民間交流以前，台灣地區參加奧運的總成績就是前述這3枚獎牌，1988年在漢城奧運的獎牌數是0。這個時候，兩岸分斷已近40年，大約兩個世代的人民成長於爭取「中國正統」的氛圍裡。彼時儘管同胞意識和中國意識尚存，台灣當局也曾派出密使試探和談，但終究因為複雜的內外因素使得政治整合告吹。網路上早已傳言，蔣經國正因為和談意圖而遭暗算身亡。

   可以說，絕大多數台灣人中國意識折翼的高峰就在這時，其後便開始台灣人中國意識的改造和異變時代，後者的物質條件卻是台灣在冷戰年代依靠戒嚴和代工成長起來的「經濟奇蹟」。

「正名」的精神背景

   這種經濟成果到了蔣經國晚年以後，被加大宣傳為「民主成就」，後者是通過偷轉概念，以政治優越的包裝來作為抗衡大陸的籌碼。更加上李登輝以降的30多年來向美國一面倒，而制衡台海兩岸的美國又是這時期資本主義陣營的終極霸主，導致又一整代的台灣人更加相信自己活在先進優越的體系裡。

   同時，為了配合美日利用台灣的政治博弈，以摧毀中華民族意識為目的的「本土化」、「南向化」或「南島化」大行其道。於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概念，疊合並加乘上述的「民主優越」，成為最近30多年主流的政治信念──接受精神勝利的台灣人相信，要維護「民主進步」的生活與價值，唯有反抗和遠離「專制落後」的中國符號與身分。

   也就是說，兩蔣時代給台灣外鑠一部反共國家機器，讓台灣人榮膺「中國正統」；後任者行禮如儀地繼承這部機器，並通過移植美日制度和價值的方法，來修理、強化這部機器的內涵──接受精神改造的台灣人相信，這部國家機器在國際上運轉不靈，完全是「中國打壓」的結果。

   這個時期的兩岸經貿逐漸成為台灣經濟成長的大部分或者全部，也是台灣當局「去中國化」的最大阻礙。在物質與精神分裂的狀態下，超過三個世代的許多台灣人在這30年內逐漸接受政治上的精神勞改，黃郁婷並非例外。

   所以，台灣「正名」運動者真正在意的，並不是物質上的台灣，而是精神上的中國，尤其是內在於台灣的中國；中國成為他們精神痛苦的來源。不論內在的或外在的、精神的或物質的中國越是強大，他們的痛苦也就越強大，這無關民主或專制、和平或戰爭。他們既不接受「中國台北」或「中華台北」，也從未討論「中國台灣」。

   台灣師範大學某位副教授向《德國之聲》表示，台灣渴望被世界看到是戰後至今的跨世代情感需求，「這種心理一直存在於台灣的集體意識之中」。但這個說法恐怕背離史實，否則台灣不會拒絕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聖火，也不會在今年冬奧會向世人演出悶悶不樂。他們只是渴望世界看到台灣拒絕中國、尤其是拒絕內在於台灣的中國，而不是渴望台灣被世界看到。

   台灣「正名」運動者認同的全球化，是「全球看到自己拒絕中國化」，如此而已。這才是異化後「台灣的集體意識」。這樣就可以理解台灣「正名」運動者的認知：奧運是他們向世界表演自己拒絕中國化的舞台，所以一定要參加；但他們關心的不是台灣的運動、不是台灣的選手、不是台灣的成績，而是他們心中一直沒能拒絕成功的中國。運動選手只是他們的政治工具，這就是他們特別關心兩岸選手在奧運會對決的原因，去年東京奧運就是最好的例子。

   曾任「東京奧運正名運動文宣部執委」的朱孟庠說，「中華民國」以及「CHINA」都是從中國嫁接來的殖民符碼，造成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混淆。[2]按照她的邏輯，拒絕中國的「去殖民」工作恐怕異常艱鉅：除了上世紀中葉入台的數百萬兩黃金、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和大批神明廟宇之外，還包括他們先人和自己的姓名。於是，將這些「殖民符碼」清零之後，連「正名」的對象也沒了。

   「要永遠做中國人」的紀政曾書寫過一頁奧運傳奇，「炎黃之光」的認同讓她支持並參與北京申奧；經過20年光景，竟是她在北京再度舉辦奧運的高光時刻，寄希望於元宇宙或能實現「正名」的場域。台灣政治斲傷運動員的典型，大概莫此為甚吧。

新時代運動的展望

   在《上海公報》簽署50周年之際，黃郁婷在北京冬奧賽場上不經意說出「就像在主場作戰一樣」的話，猶如偶然與必然在歷史的現場對接起來。雖然她已表示將從冰雪運動退休，但在這個新時代裡，或許她受到的精神傷害會比紀政更少，而對台灣冰雪運動的貢獻卻更多。

   北京冬奧新典範不僅是對冰雪運動而言，也是對國際政治的啟發。從《中俄新時代聯合聲明》來看，主權國家勢將反對美國霸權的干涉與破壞；亞歐陸權新興國家對自己的基本價值和利益，也將有能力抗擊海洋霸權國家的殖民式侵奪；英、日、美等外交抵制北京冬奧的海權國家集團已見式微，各類台獨派價值信念的系譜已亮起紅燈。

   中國位處東亞而直面海洋，在歷史上既是陸權也是海權大國。北京冬奧開幕式的和平鴿雪花，昭示著聯通與重整陸、海國家和平共處的新時代展望。在這樣的新格局中看待台北政壇的壓抑和焦慮，很容易理解李光耀生前的預言：勢不可擋的經濟整合，將讓精神改造後的台灣人在兩岸發生重新統一時，更加痛苦；所謂統獨民調，對於台灣前途毫無意義。[3]

   意思是說，那些掏空了內在中國的台灣人，是給自己預約了一次不知刑期的精神勞改，才能重新認識與接受新的局面。那麼，台北政客的焦慮就是一個餘剩的問題：究竟還有多少運動員將成為宣洩這種毫無意義的集體痛苦的替罪羊？

                                                           2022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