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沒有台灣記者從台北出發來報導這則新聞，據說理由是內閣正在改組。 

台灣爭取參與世衛大會已十數年，每年五月的日內瓦都是台灣媒體報到之地，如今已成為觀察員，從此便沒有新聞價值？ 

一年已過了。台灣還是必須正視這個問題，這一年，我們已參與世衛大會，但我們究竟如何參與？ 

過去台灣記者不可辦記者證，若要進場採訪，必須以旁聽證入席，去年以來，台灣記者可以辦記者證，但只是臨時的大會採訪證，通行時並不方便，經常被要求出示護照檢查。 

衛生署長楊志良表示，由H1N1案例便可說明，我國成為世衛觀察員是非常值得的，否則仍是國際孤兒。他也說，一年來我們參加了四次世衛組織技術會議，而且國民健康局局長邱淑媞已成為世衛「健康城市」案的副召集人，明年甚至可望成為召集人。 

不止於列席，台灣要的是更多的實質，但世衛每年有一千多場大小技術會議，台灣卻必須一場一場去申請，不會有人告知，有時會議開完台灣才獲悉，難怪楊志良有感而發說，「我們也很不滿足！」 

最令人不歡迎的還是邀請函制度。也就是說，台灣並非常態性觀察員，是特殊情況觀察員，必須得到每年三月世衛幹事長的邀請，才能前來。究竟台灣是何等的觀察員？ 我方官員的說法也似乎不夠明確。 

一年了，我們的代表團再度坐上大會席，衛生署長也會再度上台向國際社會致詞，但這就是我們要的嗎？我們究竟希望台灣是什麼樣的觀察員？ 

台灣政府有意以世衛觀察員模式，繼續爭取加入國際民航組織和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所以世衛觀察員模式究竟有什麼實質內容，值得我們深思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