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接近尾聲，而我在異地的第一個十年，經每個月塗塗寫寫的專欄，竟也留下了一些超乎預期的痕跡。「無鄉愁時代」，講閱讀，談個人生活經驗，和一些原本是雜亂無章與之並行的感觸，初始時只有一個大致的方向，就是試圖描繪、思考我感知得到的世界切片，和台灣的讀者分享。學術文章不能這樣寫，而要說是散文創作，我想也不合格，但是我有一些不需經過小說虛構的話要說。《幼獅文藝》的吳鈞堯主編任我自由發揮，是我難得的機遇，在此要說聲感謝。他對我的信心讓我每一期都寫得如臨深淵，每回起心動念之後的醞釀期，有時長得讓我愁腸百結，坐立難安。

　　最常發生的情況是，明明計畫要放在一起的素材，在文章肌理漸露後自然被屏除在外，難以為繼──原來這其實一點也不重要，與之前講的也無關啊！於是砍掉重練。另一種情況是面對半頁空白，各式各樣五彩繽紛的珠子在腦中飛掠而過──大珠小珠落玉盤，叮叮噹噹說不清──面對這些不同時期收藏進腦裡的珠子，該怎麼串出幾條不離譜的線索呢？這自我審查的過程，不能不說是我回應兼對抗各界無形標準的方式：一句完全脫軌的話，是沒有人聽得進去的；而一句理所當然的話，是我自己聽不下去的。我和語言文字的緊張關係，來自於對一條蜿蜒小徑的追尋。這條小徑在所有定版的地圖上還看不出全貌，我慢慢地走著，一點點濾掉各種鄉愁帶來的幻覺，和所謂理性思考帶來的心靈破壞。有時我會走錯，有時會出界太遠不得不回頭，但在這天花亂墜的人間，如果沒有這條未完成的曲徑，我不知道寫作還有什麼意義──上網點擊圖片和文字說明不是更方便直接嗎？

　　九月，夏天接近尾聲的時候，去了波茨坦（Potsdam）一趟。新識的朋友帶我們沿Havel河走了一圈綠意盎然的公園。那天陽光普照，河邊的草皮上仍有一兩名裸身做日光浴的附近居民，另一位可能在練習瑜珈倒立，寧靜而互不相擾。走著走著，朋友忽然告訴我們，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腳下這條路的位置是一堵高牆。他說，兒時他在公園玩耍，看不到對岸的風景，而河邊只有駐軍能夠接近──現在站在開闊的河岸邊，很難想像這個地方曾經有座牆。但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一切顯得這麼自然無疑。

　　這位朋友的兒時記憶，漫步中不經意地渡到了我們這頭；拍照的時候，原先也只是想做個風和日麗的紀念。然而他的話，在我打開最後一期專欄檔案時，在空白頁上起了陣陣漣漪──在高牆後自在玩耍的人生，我也曾經活過一段而不自覺。牆拆了以後的世界呢？我們相信我們從此是自由的，能決定自己要的人生，然而填補空白的眾聲，喧嘩了一陣後，忽然又變成了單調的激昂，和雙聲的互嗆或唱和。當我們的所作所為，或所思所言，沒有標記出特定的政治路線或已知的標籤，便等於是無用且無意義的，令人無所適從；這世界也同時光鮮亮麗地讓人相信它百無禁忌、自由開放，但它潛藏的龐大體系卻始終無所不在──個人意志在選擇不同商品上得以發揮，除此之外呢？人生除了不斷「選對邊站」跟「汰舊換新」，還有什麼其他選項嗎？

　　應當是有的吧。在一些心臟撲撲跳動、熱情和勇氣又灌注進我疲乏灰暗的內心的時刻，曲徑上總會浮現幽幽的影子，讓我繼續向前探索。這種感覺，類似《樂士浮生錄》裡，音樂製作人Ry Cooder在畫外音提到他彷彿一生就為了這一刻做準備的心情。七零年代時，朋友給過他一捲錄音帶，不知名樂手演奏的曲子吸引了他來古巴探訪當地的音樂。回美國後，他雖念念不忘，但不知道應該拿它怎麼辦。二十多年過去了，機緣巧合之下，才終於有了他所謂「一生只會有一次的」際會。紀錄片中，他是那麼喜悅地在台上彈著吉他，陪襯著他熱情、慷慨的古巴音樂老兵。在音樂裡，超越國界、語言和身分地位的友誼連繫了他們。下了台之後是如何我不曉得，但那種被攝影機捕捉到的，發著光的信任與和諧，讓我體認到了才華中最真的美質。而在文學的世界裡，是的，雖然不見得能同台，的確也有這樣光芒萬丈的閱讀時刻，超越了我一己局限的喜悅與顫慄。我想人生總值得活的，不為那麼一次，而是為了那鬼火似燃起又消逝的，每個交流的瞬間。

照片說明：

位於波茨坦的Havel河畔。David Delaune／攝影。

本專欄文章原刊載於《幼獅文藝》696期，2011年12月號